介紹
本義
烏托邦是人類思想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會主義”。法國的哲學家路易博朗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美好、人人平等、沒有壓迫、就像世外桃源，烏托邦式的愛情也是美好至極的。烏托邦主義是社會理論的一種，它試圖藉由將若干可欲的價值和實踐呈現於一理想的國家或社會，而促成這些價值和實踐。
小說中的烏托邦地圖藉由擴大描繪某一概念（正義或自由），以基於這種概念而建構之理想社群的形式，來展現該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質。在某些其他的場合例如莫爾（Sir 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1516），其目標則主要是批判和諷刺：將烏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當時社會的罪惡作巧妙的對比，而藉之譴責後者。只有極少數的烏托邦作者––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即是佳例––企圖根據其烏托邦中所認真規劃的藍圖來改造社會。就其本質而言，烏托邦的功能乃是啟發性的。
烏托邦直到十七世紀之前，烏托邦一般均被置於地理上遙遠的國度。十六與十七世紀歐洲航海探險的發現，使人們大為熟悉這個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設計銷聲匿跡。自彼時起，烏托邦所處的空間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紀開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經常發現的傳說中沉沒於大西洋的大陸文明）、或者地殼底下的深處。然而漸漸地烏托邦就由空間的轉置變成時間的轉置，這一進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紀的進步觀念所鼓舞，之後則被李爾（Lyell）的新地質學和達爾文（Darwin）的新生物學中鉅幅擴張的時間觀念所鼓舞。烏托邦不再是較好的空間，而是較好的時間。威爾斯（H.G.Wells）乘著他的時光旅行機航向數十億年後的未來，史德普頓（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末》（Last & First Men，1930）中，則用二十億年的時間比例來表示人類朝向全然烏托邦境界的攀升。
從空間到時間的轉置也使烏托邦中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學的現實主義。烏托邦此時被置於歷史中，然而無論距離烏托邦的極致之境是何等遙遠，它至少可呈現出：人類或許是無可避免地正朝向它發展的光景。十七世紀科學和技術的聯結加強了這個動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陸》（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內拉（Campanella）的《太陽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現者。
隨著十九世紀社會主義（它本身即深具烏托邦色彩）的興起。烏托邦主義便逐漸變成關於社會主義之實現可能性的辯論。貝拉密以及威爾斯的烏托邦（《現代烏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為正統社會主義辯護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則在《來自烏有之鄉的訊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種吸引人的訟法。
這個異種的替代說法乃因“反烏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發明而出現，此乃對所有烏托邦希望的逆轉和猛烈的批評。這個觀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達爾文主義的《烏有之鄉》（Erewhon，1872）一書所預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達到了頂點，尤其表現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這兩本書中。在這暗淡的年代裡，只有史基納（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維護著烏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許多人在這個行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烏托邦中察覺到比最黑暗的反烏托邦更可怕的夢魘。但是烏托邦主義卻在1960年代強而有力地復活，例如像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論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這樣的著作；而在未來學和生態學的運動中也可見其蓬勃的生氣。
引申義
烏托邦往往有一個更加廣泛的意義。它一般用來描寫任何想像的、理想的社會。有時它也被用來描寫社會試圖將某些理論變成實現的嘗試。往往烏托邦也被用來表示某些好的，但是無法實現的（或幾乎無法實現的）建議、願望、計畫等。
但是隨著社會的精神進步，現在有了更深的寓意，已經可以指代超越無法到達的地方。
實例
柏拉圖的烏托邦
柏拉圖認為，烏托邦可以有三個階層，從上到下分別為護國者（受過嚴格哲學教育的統治階層），衛國者（保衛國家的武士階層），勞動人民（雖然烏托邦記憶體在奴隸，但是奴隸不屬於任何一個階級）。烏托邦的領導為哲學王，屬於護國者階層。其建立初還存在立法者階層，專管立法。階層是世襲的。在烏托邦社會裡，不存在個人幸福，社會無限地強調城邦整體、強調他一己以為的“正義”。在柏拉圖眼中，第三階層的人民是低下的，可以欺騙的。他賦予了統治者無上的權力，甚至統治者“為了國家利益可以用撒謊來對付敵人或者公民”。在烏托邦社會裡，沒有存在壞人的戲劇，沒有不是宣傳烏托邦的歌曲。在烏托邦里，人成為繁殖工具，男女性的孩子將被集中送到學校進行嚴格的洗腦式教育。烏托邦內還存在嚴重的極權主義。
希波達摩斯的烏托邦
公元前494年，波斯國王大流士的軍隊破壞並摧毀了在哈里卡納斯和以弗所之間的城市米勒。因此，以前的居民要求建築師希波達摩斯(Hippodamus)一次性地把城市重建起來。在那個年代，這是史無前例的情況。直到那時候，城市都只不過是小鎮在雜亂中慢慢擴大起來。比如說，阿忒內斯是由混雜的道路組成的，就像誰也沒去整體規划過的迷宮一樣。要負責整體建造一個中等城市。這就像要在空白紙上創造一個理想城市一樣。
希波達摩斯得到了意外的收穫。他設計了第一個有嚴謹構思的城市。
希波達摩斯不想只勾畫道路和房屋。他相信在考慮城市的形狀時，同樣也可以考慮社會生活。
他構想出一個有1萬居民的城市。這些居民分成三個等級：手工業者、農民、士兵。
希波達摩斯希望建一個人造城市，不要有自然的東西。城中心是一個衛城，切割成12部分，就像一個分成12部分的城堡一樣。新米勒城的路都是筆直的，廣場是圓的，並且所有的房屋都嚴格地獨立了開來，以使鄰里之間不會產生什麼嫉妒。
另外，所有的居民都一律平等。那兒沒有奴隸。
希波達摩斯也不想要有藝術家。他認為藝術家部很難琢磨，是產生混亂的種子。詩人、演員和音樂家都被驅逐出米勒城。那個城市同樣也不允許有窮人、單身漢和遊手好閒者在內。
希波達摩斯的構想在於使米勒城成為一個永遠不會出什麼問題的完屬於美機械體制。要避免所有的危害，就不能有改革，不能有創新，不能有什麼心血來潮。希波達摩斯創造了“有條不紊”的新概念，有條不紊的市民在城市的指揮中，有條不紊的城市在政府的指揮中，政府自己則只能有條不紊地在宇宙的指揮中了。
亞當主義烏托邦
1420年，波西米亞發生了胡斯黨人叛亂。那些新教的先驅者，要求德國教士改革和開始莊園主制度。一群更激進的人——亞當主義者從運動中分離了出來：他們不但對教會、而且對整個社會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與上帝接近的最好方式是在與亞當——原罪前的第一個人一樣的生活條件下生活。他們的名稱就來源於此。
他們在離布拉格不遠的莫爾河中的一個島上定居下來。他們赤裸裸地共同生活著，把所有的財產都充公，儘可能重建“罪孽”前人間天堂的生活條件。
所有的社會結構都被排除出外。他們廢除了金錢、工作、貴族、布爾喬亞、政府、軍隊。他們禁止種地，而用野菜、野果果腹。他們吃素，修行對上帝的直接常拜，不要教堂和中間的教士。
他們當然激怒了其他沒有這么激進的胡斯信徒。當然，你們可以簡化對上帝的崇拜，但不要到這種地步。那些胡斯黨莊園主和他們的軍隊在亞當主義者的島上把他們包圍起來，把這些當時的嬉皮士屠殺了，一個也不放過。
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
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發明了“烏托邦”這個詞。希臘字母U，否定前綴；topos，地方，因此“Utopie”（烏托邦）表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東西”，（有些人認為這個詞的前綴“eu”，是“好”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下，“eutopie”是指“好地方”）。托馬斯·莫爾是一個外交家、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的朋友，有大不列顛帝國首相的頭銜。
在名叫《烏托邦》的書里，他描述了一個他確切命名為“烏托邦”的神奇島嶼，那裡發展著一個田園般的社會，不知道有稅捐、苦難扣偷盜，他認為烏托邦社會的優點就是“自由、民主、博愛”。
他這樣描寫他的理想國：烏托邦不僅自由、民主、博愛，而且無比富有，那裡的人都是長相俊美，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烏托邦也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島嶼。它被無數黃金與白銀裝飾著，每天數以百萬噸的出產一種閃閃發光的金屬———合金。它有設備完好的港口及船隻，還有能夠載人翱翔天空的物體。
據說，烏托邦生產力十分發達，科技比其他任何地方起碼領先1000年以上，所以，科技、生產力太過超前的烏托邦沒有貨幣，每個人都在市場上各取所需。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樣的，門上沒有鎖，每個人都必須每100年搬一次家，目的是為了不讓人在習慣中僵化。生產者在工作時間裡遊手好閒是不允許的。沒有家庭主婦、沒有貴族，沒有僕人，沒有乞丐。這就使得每一天的勞動都簡化成只有15分鐘，但仍然可以生產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畝產的糧食數以萬噸計，一座工廠生產的產品每天數以億計。
所有的人都有服一個月工役或選擇一個月工役農役的義務，以便供應免費市場。假若通姦或是有逃離島嶼的企圖的話，烏托邦公民就失去了他的自由身，成為奴隸。那時，他必須整天勞累，服從老同胞的命令。
因不贊同亨利八世國王的離婚，托馬斯·莫爾於1532年失寵，1535年被殺頭。
美洲印第安人的烏托邦
北美的印第安人，包括蘇人、夏延人、阿帕奇人(Apaches)、克勞人、阿瓦若人、科曼奇人(Comanches)等等，有著同樣的社會準則。
首先，他們把自己當作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主宰。他們的部落耗盡一個地區的獵物之前便遷徙，以使獵物能夠恢復原狀。這樣，他們的抽取就不會使地球枯竭。
在印第安的社會標準體制中，個人主義與其說是光榮的源泉，還不如說是恥辱的源泉。謀求自己的東西是猥褻的。大家都不擁有什麼，也沒有什麼權力，在我們的今天，一個買了汽車的印第安人也知道應該把汽車借給第一個向他借的印第安人。
他們的孩子並不會被迫接受教育。實際上，他們實行的是自我教育。
他們發現了植物的嫁接，並能夠利用，倒如進行麥子雜交。他們從橡膠液中發現了防水處理原理。他們懂得製造棉衣，紡織技巧在歐洲無與倫比。他們知道阿斯匹林（水楊酸）、奎寧酸……的有益功效。
在北美印第安社會中，沒有世襲的權力，也沒有永久的權力。對每一個決定，每個人都在部落會議其間提出自已的觀點。這是最早的議會制度（比歐洲的共和革命要早得多）。假若大多數人都不信任他們的首領了，那首領就自動退位。
這是個平均主義的社會。當然會有一個首領，但只有自發地跟隨你時你才是首領。對於部落會議接納的建議，只有投票通過時大家才要遵從。有點像我們社會中一樣，只有找到正確的法律才能實行！
甚至在他們的顯赫時代，美洲印第安人也從來沒有過職業軍隊，但是戰士首先是作為獵人、耕作者、一家之主而被社會認同的。
在印第安的體制中，所育的生命，不管他外表如何，都值得尊重。所以他們愛惜敵人的生命，以使他們也這樣做。永遠是這種互利的想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戰爭被當作是人們應該在那兒展示勇氣的遊戲。人們不希望給對手造成物質上的破壞。戰士間戰鬥的目標之一是用圓形的棍棒末稍去觸及敵人。這是一種比殺掉他還要強烈的光榮。他們計算著“觸及”的次數，一旦流血，戰鬥就停止了。很少有人死亡。
印第安人之間戰爭的主要目標在於偷敵人的馬匹。從文化上講，他們很難理解歐洲人所用的民眾戰爭。當看到白人把所有人都殺掉，包括老人、婦女和小孩時，他們會驚訝萬分。對他們來說，這不僅可怕，簡直就是變態，不合邏輯，不可思議。但是，北美印第安人抵抗的時間相對較長。
南美社會比較容易攻擊。只要把首領斬首，整個社會就崩潰了。這是等級和集權管理制度的大弱點。用他們的君主就能夠制服他們。在北美，社會有一個更光彩奪目的結構，那些牛仔們跟幾百個移居部落打交道。沒有一個不變的大國王，但卻有幾百個可變的首領。假若白人征服或破壞了一個有150人的部落，那他們必須再一次攻擊第二個150人的部落。
不管怎樣，這都是一種大規模的屠殺。1492年，美洲印第安人有1000萬。1890年，他們是15萬，大部分都因西方人帶來的疾病而死去。
1876年6月25日，小大浩戰爭時，人們組成最大的印第安人聯盟：1萬到1.2萬個人當中有三四千是士兵。北美印第安人的軍隊把居斯特將軍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在這樣一片小土地上很難供養這么多人。因此，勝利以後，印第安人就解散了。他們認為受到這樣的侮辱以後，那些白人再也不敢不尊敬他們了。
實際上，那些部落一個個地減少了。直到1900年，美國政府還企圖消滅他們。1900年以後，政府認為美洲印第安人會像黑人、奇卡諾人、伊朗人、義大利人一樣融合進多種族國家。但這只是一個短見而己。美國印第安人完全不明白他們能夠從西方的政治社會制度中學到什麼，他們認為這些制度明顯沒有他們的制度先進。
拉伯雷的烏托邦
1532年，弗朗梭瓦·拉伯雷《巨人傳》中描寫了泰萊姆修道院，提出了他對理想的烏托邦城的個人看法。
不要政府。因為，拉伯雷想：“一個人連他自己都管不了，又怎么能去管其他人呢？”沒有政府，那些泰萊姆修道者以他們的意願行事，以“為所欲為”為箴言。泰萊姆修道院的主人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只有具有良好出身、不受精神約束、受過教育、有德行、好看自然的男女才能被接納，女人10歲進入，男人12歲進入。
白天，每個人都乾他想幹的事情。如果他高興的話就工作，要不然就休息，吃喝玩樂，談情說愛。時鐘被取消了，避免了時光流逝的概念。人們隨便什麼時候起床都行，餓了就吃飯。騷亂、暴力、打架都被肅清，安置在修道院之外的傭人和手工藝者擔負著繁重的工作。
拉伯雷描繪著他的烏托邦。修道院必須在聲瓦爾邊上的波·於奧爾森林裡建起來，它包括9332個房間，沒有圍牆，因為“圍牆供養陰謀”。6個直徑60步的圓形塔樓。每一個建築物都有10層高，一個直通河流的排污下水道，很多個藏書室。一個林蔭交錯的公園，中間是一道泉水。
拉伯雷不是受騙者。他知道，他理想的修道院將不可避免地被蠱惑人心的宣傳、荒謬的意見和爭執或僅僅是被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所摧毀，但他堅信這仍然是值得一試的。
夏巴泰·澤維的烏托邦
那些波蘭猶太教神秘哲學家在對《聖經》和猶太教法典進行了反覆地研究和深奧地闡釋之後，預言彌賽亞①會在1666年出現。當時東歐的猶太民族正處在低谷時期。幾年前哥薩克公選首領博格當·克默爾尼斯基領導發動了一場旨在推翻波蘭封建大地主階級統治的農民起義。由於無法攻破統治者堅固的堡壘，殺性答起的暴民們就把被認為忠於封建君主的猶太村鎮作為報復對像。幾周之後，波蘭貴族也發動了血腥的報復性襲擊。猶太村鎮又一次遭到洗劫，死傷者不計其數。
“這預示著哈米吉多頓決戰②的來臨。”猶太神秘哲學家如是說。“這是彌賽亞降臨的前兆。”
【① 彌賽亞：救世主。】
【② 哈米吉多頓，基督教《聖經》中所說的世界末的善惡大決戰。】
正是在這時夏巴泰·澤維出現了，這位目光炯炯有神、溫文爾雅的青年自稱就是彌賽亞。他能說會道，安撫答眾，讓他們心中依然擁有希望。人們斷言他能夠創造奇蹟。在東歐各猶太團體中立刻興起一股強烈的宗教熱忱。然而許多猶太教教士指責他為“篡權者”和“偽國王”。在夏巴泰·澤維的擁護者和反對者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宗教分歧，許多完整的家庭由此分崩離析。但是，仍然還有數百人決定拋棄一切，離開家人去追隨這位新的彌賽亞到聖地建立一個新的烏托邦社會。
這一切並沒有持續多久。一無晚上，土耳其素丹派出的奸細綁架了夏巴泰·澤維。他最後免於一死，但卻歸依了伊斯蘭教。他信徒中最最忠實的幾個一直跟隨著他，而其他人更願意把他給忘記。
傅立葉的烏托邦
夏爾·傅立葉是個呢絨商的兒子，1772年出生於貝臧松。從1789革命起，他就表現出對人道的驚人志向，他想要改變社會。1793他向督政府成員解釋他的構想，但遭到他們的譏諷。
從此他便決定過平淡的家庭生活，成為出納員。當有空閒時，夏爾·傅立葉仍追求著他固執的念頭，尋找一個理想的世界。他在幾本書中描寫了最微小的細節，包括在《社會化工業化新世界》里。
這個空想者認為：人應該在1600到1800個成員的小共同體中生活。用這個被他稱作法朗吉的共同體來代替家庭。沒有家庭，便有更多的親屬關係，更多的權力關係。政府被縮小到最低的限度。每天大家都一起在中心廣場上作重大決定。每個法朗吉都住在一個被傅立葉叫作“法倫斯泰爾”的城居中。他非常確切地描寫了他理想的城居：一個三至五層的城堡。底下的道路夏天通過灑水而涼爽，冬天通過大壁爐而暖和，在中央有一個治安塔，那裡有瞭望台，排鍾，查普電報，夜崗。
他想把獅子和狗進行雜交，創造出一種新的馴良品種。這些狗獅同時用來當坐騎和“法倫斯泰爾”的看守者。
夏爾·傅立葉用信把他的想法寄往世界各地。他堅信，假若人們都照它實行的話，法倫斯泰爾的居民就會自然進化，而且可以在他們的器官上看出來。這種進化尤其是表現為：胸腦上長出第三隻胳膊。
一個美國人按傅立葉的構想建立了一個忠實的法倫斯泰爾。由於建築上的問題而徹底失敗了。用大理石牆造的豬圈是照管得最好的地方。但問題是人們卻忘掉了要準備門，最後只好用起重機把豬吊進去。
傅立葉的信奉音所造的類似的法倫斯泰爾或是同一思想的共同體到處都有，尤其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美國。
傅立葉死時否認了他所有的信徒。
曙光城（黎明新村）
曙光城位於印度蓬笛謝里（譯者註：印度中央直轄區，1962年由蓬笛謝里，加里加爾、亞南、和馬埃4個前法國殖民地組成）附近，它是歷史上幾次最有意義的烏托邦公社實踐地之一。
1968年，孟加拉哲學家斯里·奧羅賓多·高斯和法國女哲學家米拉·阿爾法薩（主母）著手在曙光城創建一座理想村。按他們的設計，其外形應酷似一個星系，光從中央的球狀部分射出，照亮村內各處。兩位哲學家等待著各國人士前來。後來，在這裡生活的主要是一些尋求絕對烏托邦的歐洲人。
公社裡的男男女女們造起風車，蓋起手工工場，開挖水渠，還建了一座磚廠和一個信息中心，並且在這個氣候乾燥的地方種植了農作物。“主母”在此期間著了好幾本書，詳細敘述了她的思想及體驗。
一切都在向烏托邦的理想不斷靠近，直到有一天，有些社員要求在“主母”的有生之年尊奉她為女神。“主母”婉言拒絕了這項殊榮。可那時，斯里·奧羅賓多已經去世，再也沒有人在她身邊支持她了。“主母”無力違抗這些崇拜者們的意志。
他們把她禁閉在房中，認定“主母”既然不願做活的女神，那就讓她做死的女神。也許她不曾意識到自己體內神的特質，但在別人眼裡，她自始至終都是個女神。
“主母”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日子裡顯得十分沮喪消沉，像是經受了重大的打擊。每當她想提及自己被禁閉在房中受盡崇拜者們的種種虐待時，這些人就會立刻打斷她的話語，並將她帶回房中。在這些自稱無比尊崇她的人日復一日的折磨下，“主母”漸漸變成了一個又乾又癟的老太婆。
其實，“主母”也曾向從前的朋友們秘密地傳出訊息：有人想毒死她，把她變成一尊死的女神，讓她更能得到別人的尊敬。可是，她的求救始終都只是徒勞，所有想幫助她的人都被立即趕出了公社。她最後只得呆在房中，空對四壁奏響風琴，聊以傾吐心中的悽苦，訴說自己的悲劇。
再怎么努力也是無濟於事，1973年“主母”可能是由於服用了大量的砒霜，離開了人世。曙光城以女神之禮為她舉行了葬禮。
失去了“主母”後，再也沒有人能把公社凝聚成一體了。公社分裂了！所有的社員互相傾軋，將烏托邦這一理想之國的概念完全拋諸腦後。他們在法庭上長期爭執不下，一件又一件的訴訟令人不禁生疑：這還是那個人類歷史上最富有雄心壯志，最為成功的烏托邦之一嗎？
空想社會主義
在經濟思想史上，空想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作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對立物出現的，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初的批判家。18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經濟學說也是和同時代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相對立的，例如馬布利就是重農學派的反對者。19世紀初，“在政治經濟學上的李嘉圖時期，同時也出現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反對派──共產主義（歐文）和社會主義（傅立葉、聖西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60頁）。19世紀30和40年代的空想共產主義則是同時代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對立物。
主張
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應該建築在人類的理性和正義的基礎上。這種社會至今還未出現，是由於人們不認識和承認的緣故。他們覺得只要有天才掌握了這種思想，並推廣開去，就能實現他們心中的理想社會。空想社會義者反對資本主義，並認為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是由於人類在道德和法律上犯了錯誤，背棄了人類的本性的緣故，他們的目的是要消滅這種錯誤。
認識
空想社會主義者探討了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制度。他們許多人都認為，人類歷史的起點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摩萊里等人試圖論證原始社會中人們共同勞動，共同享有勞動成果的必然性。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是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歷史過程。聖西門認為，奴隸制度減少了對戰俘的殺害，促進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因而對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產生過有利的影響。同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社會制度相比較，中世紀形成的神學和封建體系更大地向前推進了人類文明。
構想
空想社會主義者對未來理想社會的經濟問題都作了不少揣測和構想，其中有許多積極因素。
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從現存社會進入未來理想社會，要經過過渡時期。傅立葉認為，從分散生產的文明制度到複雜協作的和諧制度，中間必須經過兩個過渡時期：半協作的保障制度和簡單協作的協作制度。歐文認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公社制度，必須經過一個社會改造過程。在過渡時期要解決兩大經濟任務：①根據合作原則組織生產；②根據勞動公平交換原則組織市場。恩格斯說，歐文的組織生產和組織流通都是“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過渡的措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4頁）。卡貝認為，在私有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之間，必須經過一個長達幾十年以至一百年的過渡性制度，其任務是：對富人的財產所有制進行和平的社會改造；培養窮人管理共產主義社會的習慣和才能；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
批判
所有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並確信資本主義應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莫爾揭露了資本原始積累，痛斥了剝奪農民土地的圈地運動，指出這是羊吃人。聖西門把無政府狀態稱作“一切災難中最嚴重的災難”，認為經濟自由必然導致這一狀態。傅立葉認為僱傭勞動制度是“恢復奴隸制度”，資本主義工廠是“溫和的監獄”。歐文抨擊了資本主義私有制，認為私有制是一切階級之間紛爭的根源。他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剝削關係，工人創造了巨量的社會財富，卻被工廠主、商人、銀行家、經紀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達官顯貴所瓜分。
公有制
大多數空想社會主義者都主張實行“財產公有制”，但各有見解。莫爾等把財產公有制理解為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都公共占有。摩萊里、歐文等則理解為除日常生活品以外的財產的公共占有，即是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少數空想社會主義者如聖西門、傅立葉在自己的理想社會中保存了生產資料私有制，這是資產階級傾向的明顯表現。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也提出了計畫經濟的思想。聖西門主張，在實業制度下要有計畫地組織生產，徹底根除無政府狀態。
消費
16至18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都帶有不同的禁慾主義色彩，有的甚至公開鼓吹戒絕一切享受的、苦修苦煉的斯巴達式的生活。到了19世紀初期，禁慾主義已經失去得以存在的條件，這時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批判禁慾主義，對未來理想社會的高度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了富有吸引力的宏偉想像。
城鄉結合
從托馬斯·莫爾開始，許多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注意到解決城鄉對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對立的問題。羅伯特·歐文主張，把城市和鄉村結合起來，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起來。
發展
空想社會主義的發展經歷了3 個階段：16世紀至17世紀、18世紀和19世紀初，共經歷了300多年。3個階段的社會和歷史條件各不相同，無產階級的發展水平也不同。
烏托邦16世紀至17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實行公有制”、“人人勞動、按需分配”等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但對社會主義的構想還只是一個粗糙而簡單的輪廓。 18世紀，這時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開始對社會主義進入理論探討和論證階段，並用“法典”形式作出明確規定；對資本主義私有制進行了批判，認為私有制引起經濟上的不平等、進而導致政治上的不平等 ；當具備初步的階級觀點後 ，主張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在設計未來理想社會時，以農村公社和手工工廠為原型，主張在封建制度崩潰後，在農村公社和手工工廠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 ；贊同君主制、終身制、家長制等。
19世紀30和40年代，空想社會主義發展的頂峰時期。由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在歐洲大陸迅速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這時期空想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和道德觀念進行了批判 ；理論上，提出政治制度的基礎是經濟狀況，指出私有制產生階級和階級剝削；設計未來理想社會主義制度時以大工廠為原型，完全拋棄了平均主義和禁慾主義。
對外聯繫
空想社會主義者設計的理想社會，不是閉關自守的社會，而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外聯繫。在他們的新世界和資本主義舊世界之間存在著貿易關係。新世界要通過多種途徑從外國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生產。為此，居民注意學習外語和有關外國的各種知識，儘可能多地了解外國情況，不能讓舊世界的舊風尚敗壞新世界的新風尚。
城市構想
空想社會主義城市構想把城市建設和經濟制度聯繫在了一起，這樣就從更為廣闊的社會改造角度，給整個歐洲的現代運動產生了直接的推動力。並且這種理論主張城市規模不能夠過大了，要接近農村，這樣才能更好的促進城鄉的結合。 並且有可能能夠的城市中各種矛盾。空想社會主義城市構想重視城市居民的公共生活和集體生活，建立了各種公共設施。
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始於人們從社會改革角度對解決城市問題所作的種種探索。19世紀上半葉，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繼空想社會主義創始人莫爾等人之後提出種種構想，把改良住房、改進城市規劃作為醫治城市社會病症的措施之一。他們的理論和實踐對後來的城市規劃理論頗有影響。
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霍華德倡導“田園城市”，1915年格迪斯提出區域原則，倡導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相結合的學說。他們的學術思想對城市規劃思想的發展影響深遠。同時代的恩文所著《城市規劃實踐——城市和郊區設計藝術概念》一書，總結城市發展的史例和他本人的規劃實踐經驗，可視為建築師對城市規劃領域的開拓。隨後，越來越多的建築師以及社會學家、地理學家、經濟學家等投入城市規劃理論的研究。
在19世紀，影響最廣的城市規劃實踐是法國官吏奧斯曼1853年開始主持制定的巴黎規劃。儘管巴黎的改建，有鎮壓城市人民起義和炫耀當權者威嚴權勢的政治目的，但巴黎改建規劃將道路、住房、市政建設、土地經營等作了全面的安排，為城市改建做出有益的探索。影響所及，科隆和維也納等城市也紛紛效法。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另一種建設實踐：英國一些先進工業家在建設工廠的同時，建設新的工人鎮。例如1851年工業家薩爾特建設了薩泰爾工人鎮，1887年利威爾建設了日光港工人鎮，形成所謂“企業城鎮”。這些實踐無疑促進了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等城市規劃理論的形成。至今，城市規劃仍是採取上面所說的舊城改建和新城建設兩種基本形式。19世紀90年代，西歐各國已逐漸形成以公共投資改進市政建設同控制私人用地相結合的城市發展戰略概念。在德國有城鎮發展規劃工作的傳統，也有雛形的分區制規劃方法。這些都為城市規劃工作提供了有用經驗。
制定城市建設法規最初的目的是維持整齊、清潔、安定的城市環境，以保障居民健康。英國1848年制定《公共衛生法》，其中規定了住宅的衛生標準，1906年頒布《住宅與城市規劃法》。瑞典1907年制定了有關城市規劃和土地使用的法律。美國紐約1916年頒布了控制土地利用和建築高度的分區區劃法規，後來在1961年為適應新情況，修改成為區劃決議。實踐證明，城市建設和管理要有相應的法律體系，嚴格的城市建設法規可以提高城市規劃和建設的質量。
代表人物
托馬斯·莫爾
康帕內拉
格拉克斯·巴貝夫
馬布利
克勞德·昂列·聖西門
查爾斯·傅立葉
羅伯特·歐文
反烏托邦
反烏托邦（Dystopia）是文學 ，尤其是科幻文學中的一種文學體裁和流派。反烏托邦主義描繪的是反面的理想社會。反烏托邦主義的代表作是1932年英國赫胥黎所著的《美麗的新世界》，英國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以及俄國扎米亞京的《我們》。
《美麗的新世界》
《美麗的新世界》以美國夢的實踐為基礎，矛頭主要指向所謂的科學主義,描繪了科學主義的烏托邦。具體地說，《美麗的新世界》預測了600年後的世界。書中描寫美國汽車大亨亨利·福特代替了上帝，因為福特發明了生產汽車的流水線，使生產飛速發展，這種生產方法終於統治了整個世界，公元也因此變成了“福元”。在新世界裡，處於“幸福”狀態的人們安於自己的“等級”，熱愛自己的工作，每天享用定量配給的“索麻”——一種讓人忘掉七情六慾、“有鴉片之益而無鴉片之害”的藥品。作者描寫了一個保留區內的“野人”，他來到了盼望已久的“新世界”，開始時為物質環境的改變而涕零，歡呼到達了——美麗新世界，隨後終因他還有血性，無法適應在流水生產的社會中的白蟻式的生活，加上他認為自己的心上人放蕩而無法忍受（新世界的名言：每一個人屬於每一個人。故無所謂“放蕩”可言），使他最後的精神寄託破滅，終於在孤獨、絕望中自盡身亡。在這個“新世界”里，社會安定就是一切，影響安定的思想、藝術、宗教、家庭、情緒及各種差異蕩然無存。“野人”的形象就是今天人類的化身，他的處境和悲劇結局令人不寒而慄。
《我們》
《我們》是一部融科幻與社會諷刺於一體的長篇小說。講述“我”——未來的大統一王國的數學家、設計師的故事。大統一王國由大恩主領導，人們高度一律，都沒有獨特的姓名，只有編號。我是號碼503。這個王國的人們連作息都嚴格按照王國發下的《作息時間戒律表》來進行。王國的人們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對象，而是在統一領導下由王國的有關機構指定。給那些編號的男女發一種粉紅色的小票，讓他們憑票進行性生活。比如今天男號碼503的性對象就是女號碼O-90。但是503也偷偷地看點禁書，發現古人居然還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說還生活在無組織和野蠻之中。“使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當時的國家政權怎么能允許人們生活中沒有我們這樣的守時戒律表，對用餐時間不作精確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覺。有的史學家還談到，當時的街上好像燈火徹夜通明，車馬行人通宵穿行不息。”
更令號碼503奇怪的是：“這個國家居然對性生活放任不管——這真是咄咄怪事：不管是誰，在什麼時候，進行多少次，在什麼地點……都由著人們自己，完全不按科學規律行事，活像動物。他們也和動物一樣，盲目隨便地亂生娃娃，真讓我覺得可笑！”
這個大恩主領導的大統一王國充滿著很多科學的創造發明，在他們眼中，我們這些古人是不可思議的。在我們眼中，他們已經科學進化得近乎完美。比如，他們已經用科學手段來寫詩歌了，把數學法則融入詩歌之中。又比如說，他們天才性地創造發明了“一致同意節”。
由於號碼503受到古書的異端邪說誘惑，以及克制不住自己體內的古老欲望的復甦，503的思想被國家護衛局偵破，最後被送進了一種叫作“氣鐘罩”的刑具里處死……當然這個大統一王國里已經有不少號碼已經背叛了理性。“西部街區仍很混亂，那裡又哭又喊，又是屍體，又是野獸……”
故事似乎是在一種謝主隆恩的氣氛中結束。號碼503在臨死前堅定了對王國理想的信念：“40號橫街上已經築起了一堵臨時高壓大牆。我希望勝利會屬於我們。我不只是希望，我確信，勝利屬於我們。因為理性必勝。”
《1984》
《1984》由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於1948年寫就。他的另一部重要小說是《動物莊園》。
他曾說自己“從1930年起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而這時候，他又開始考慮“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了。這個思想出發點，一直影響到他後期的兩部名作《動物莊園》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創作。1950年1月，奧威爾病逝，享年46歲。
《1984》描繪了極權主義的烏托邦。
《1984》的內容：到了1984年，世界上的國家已經減少到三個。大洋國、歐亞細亞和東亞細亞，小說是從大洋國展開敘事的。這個國家的社會結構是這樣的；這是一個金字塔形的結構，位於頂端是老大哥，他是萬能的，從不會錯的，他從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戶內戶外卻到處張貼。炯炯有神的眼睛，緊盯著臣民。老大哥的下面是以他為領袖的內層黨，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再往下是外層黨，底層是普通民眾，占大約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黨有三大原則：“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
國家有三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第一是“過去的改變性”——歷史自然可以隨意改造。第二條是“雙重思想”，即同時接受兩個相互矛盾的事實：一面故意撒謊騙人，一面誠心誠意地相信自己的謊言；一手遮蓋客觀事實，一手卻緊握這個事實，等到於己有利時便拿出來使用。第三個教條，是以“新語”為精神建設的最終目標。“新語”的全部目的是縮小人類的思想範圍，使人們擁有的表達思想的語言少得連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語”在本質上而言，是一種指鹿為馬的服務於權力的語言體系。
政府機關有四個部，即：富裕部、和平部、仁愛部和真理部。富裕部使人挨餓，和平部主管戰爭，仁愛部對民眾實行嚴密的思想控制，而真理部負責造謠。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溫斯頓就是真理部中負責篡改歷史的一個小人物。他在這種勞動中對極權產生了厭惡情緒，厭惡控制，厭惡泯滅個性的監控體系；女主角朱麗婭也是外層黨成員之一，出於共同的厭惡，他們相愛了。愛情挽救了他們的肉體和靈魂，成為他們反抗體制的內心動力。最後“組織”發現了他們的行為，他們雙雙被捕入獄，在獄中被洗腦。最後他們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出賣了愛人，心中僅存的一點人性的光輝徹底被體制的黑暗吞沒。
這是一個鬥爭、背信、惡魔似的殘忍的世界，國家的目標是培養仇恨，打擊他人，效忠老大哥。這是一個恐怖統治的社會，在這個地方，全體人民處於完全監視之下、自由與思想是城中絕跡的珍品，屈從與無意識被訓練成一種全民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