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自序退休三年，文字生涯業已結束。承商務印書館不棄，許為我出此文集，深受鼓舞。點檢平生所作，僅得此寥寥數篇。對比過去近50年的高校教學經歷，不無愧恧。過去多為他人作品寫序，現在輪到為自己的文稿作序，卻感到難於下筆。最根本的原因是乏善足陳。然而在整理舊稿時，不免勾起對往事的回憶，特別是幾位恩師的指引。
我曾是老北大西語系的學生。抗戰爆發，學校南遷。我因病滯京，又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繼又轉入歷史系。在這裡我遇到了鄧之誠、洪業等多位名師。他們的殷勤教誨把我引進了這博大精深的史學領域，他們嚴肅的治學態度和嚴謹的學風為我樹立了畢生的楷范。
我原本打算治中國史，但事與願違。20世紀50年代初，我的導師翁獨健先生任北京市文教局局長，開始籌劃創建北京師範學院。一天，他面諭我，要準備講授世界史課程，原因是這方面的教師不易請到。我只能唯唯從命。等到歷史系建立，我又承乏行政工作。聘來的教師各有專長，各就崗位，只剩下世界中世紀史無人應承，只好自己承擔。從此開始直到退休，前後44年，我便一直濫竽於斯。
世界中世紀史在我國當時仍屬一門新設定的課程，同行前輩留下的遺產不多，外文參考書籍已被束之高閣，手邊可參考者只有兩三種譯自俄文的書籍。憑著多年的經驗，完成教學任務並無困難。但是要想寫出像我的老師當年發表的那樣規格的文章，卻殊非易事。面臨的是上下千二百年，縱橫八萬里，國度以十計，文獻資料無數種的浩瀚領域，簡直是無從著手。當時自己度德量力，只要能編寫出一部教材，編輯幾本參考資料，就可算是功行圓滿，再要想寫出論文或專著，卻是難乎其難了。1961年，周一良、吳於廑兩學長奉命主編部編教材《世界通史》，我應邀參加撰寫《中古分冊》的中編，雖然費了極大的力氣，讀來連自己也不滿意。後來我在為吳先生祝壽的《鷓鴣天》詞中有句：“君真涑水綜全局，我愧劉斂只數篇”，就是指的此事。
科研不成，轉而從事翻譯。感謝翁獨健先生，我的試譯是當年在他的《亞洲史》課堂上開始的。他交給我一本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題為《中亞細亞》(La Haute Asie)的論文抽印本，讓我譯出供班上同學參考，從此引發了我對翻譯的興趣。50年代世界史學界正在醞釀製定十二年遠景規劃。我的老師齊思和先生鼓勵我承譯一些項目。我年輕氣盛，一下子便認定《查理大帝傳》和《法蘭克人史》兩種，打算先以中世紀史開端為始，爭取譯出一系列的中世紀名著來。這完全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妄想。當時政治運動頻繁，自己於講課之外還有行政工作，翻譯的事只能在第三甚至第四單元進行。在完成《查理大帝傳》後，另一部《法蘭克人史》只能同愛人合譯，而我的妄想系列也就從此結束了。兩書稿接近譯成時，四清運動開始，這種“大洋古”的貨色豈敢發表，深藏篋中，僥倖地躲過“文革”災難。
“文革”過後迎來了學術的春天。我當時已年近花甲，也感受到拂面的春風化雨。曾有《臨江仙》詞寫道：“巳分披離霜後草，何期重沐春風。須將微意答天公。黃昏猶未晚，珍重夕陽紅。”不曾想到，這未晚的黃昏竟持續了二十年。
在學史以前，我讀過兩年的英國文學專業，對莎士比亞時代薄有基礎。在搞世界中世紀史科研走投無路的時候，便起了專攻都鐸英國史的念頭，可惜在“文革”以前只能是一種空幻。“文革”後，我受命培養研究生，旋又建立博士點。我便利用時機建立都鐸史研究的園地。由於師生同心協力，園地漸具規模，二十年後，竟也是佳木成蔭了。為了充實自己，我也大量閱讀從英國引進的新書，勤奮程度不亞於青年學子。值得得意的是，我從眾多英國名家中識別出後來成為英國“修正史學”泰斗的G．R．埃爾頓，較早地把他介紹給國內同行。
這時商務印書館將我那兩部譯稿付梓，並收入我所喜愛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系列之中。然而要想繼續從事這種工作，由於本職工作繁忙和年齡老大，已經是心餘力絀了。我對這套叢書的關愛始終不減，多次接受商務的委託，為其準備出版的名著撰寫序言，對新書作些介紹。《人民日報》曾有文章把這套叢書稱作“世界精神公園”，文中還提到了我，於是我也戲稱自己是這個公園的“義務灌園叟”。
在大學最後的一年，我曾選修過鄧之誠先生的明清史研究課。班上只有我一個學生，地點就在鄧府，講課採取談話方式。先生旁徵博引，謦？珠玉，使我受教良多。先生藏書極富，四壁琳琅，中多善本，許我瀏覽。於是我便產生了此後專事這個領域探討的想法。畢業後在中學教課之餘，也在這方面蓄積材料。調人北京師院後，雖然改教世界史，然對明清史未能忘懷。“文革”結束，趁著系內組織編寫《禍國殃民的西太后》一書時，也領到一些任務，寫了“三次篡權”一章。雖然水平有限，也願收進集中，作為對鄧師的永恆懷念。
最後談一下我對詩詞的情結。幼年時，先母以唐詩為我開蒙，從此培養了我對詩詞的喜好。中學畢業報考高校時，我的志願是以五馬三沈馳譽中外的北大國文系。但在考中後卻被西語系錄取，不無遺憾。考進燕大後，遇到了顧隨、鄭騫兩先生。顧先生在國內被推為詞壇巨擘，鄭先生在台灣被尊為當代鴻儒。我選修了顧先生的“詞選及習作”和“曲選及習作”，鄭先生的“詩選及習作”。承兩先生的殷勤指點，使我略窺門徑。當時國難家愁縈懷，加以少年情思，在專業課之外，遂沉湎於詩詞寫作。有些自以為尚可的作品，深藏篋中歷時周甲。工作以來仍偶有吟作。“文革”期間雖幾罹文字之禍，依然積習未改，又復積存多篇。友人勸我結集，我則自知疏陋，未敢付梓。幸承商務同志見愛，許附書末，因而檢選若干，聊存平生行跡而已。
回憶解放之初，我始年及而立，轉眼之間過了半個世紀。其中前30年，雖然黽勉從事，但除教學與行政之外，於科研幾無所成。粉碎“四人幫”之後，迎來盛世，我雖已年邁，幸得學校的信任與支持，繼續工作了20年，也取得了若干成績。與同代人相比，我是十分幸運的。特別是已登耄耋之年，商務印書館又許我將零星文章彙編成集，則又是幸中之大幸了。
在此我願向常紹民先生表示感謝，是他對編印本集給我以許多鼓勵，並對內容的編排作了改進。我也願向本集的責任編輯叢曉眉女士表示感謝，是她為此書付出了辛勤勞動。我還願向我的愛人壽紀瑜表示感謝，是她對我這幾十年的著作加以釐訂，編排，才形成這本小冊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