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滕子京與范仲淹、劉越舉同科進士。初授泰州軍事判官，范仲淹任西溪（今江蘇東台）鹽官時建議泰州知州張綸修築捍海堤堰，薦舉滕子京給張綸當助手。在築捍海堤堰中滕子京吃苦耐勞，也顯示出其才幹，備受張綸稱讚。後遷當塗（今安徽當塗縣）、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縣。范仲淹升任京官後，賞其有才幹，將其召入試學院；天聖中又改任專管審核刑獄案件的大理寺丞。
天聖七年（1029）六月，京都開封天大雷雨，電光亂掣，規模空前的玉清昭應宮內，竟射入一大火團，四處爆裂，霎時間烈焰騰飛，穿透屋頂，大火烈烈轟轟的燒了一夜，竟將三千六百一十間房屋的一座琳宮玉宇，變成了一片瓦礫荒場，只剩得長生、崇壽兩座小殿。執掌朝綱的劉太后聞報，傳旨將守宮官吏全部系獄抵罪。樞密副使范雍、中丞王曙、司諫范諷均上諫言，說大火“是天意，與人無關，不當置獄窮治”。劉太后無奈，便藉機將多次勸阻她想得皇權禮遇的首相王曾以“兼領玉清昭應宮使管理不嚴，因而發生大火”為名，罷免了王曾首相，貶為青州（今山東濰坊市境）知州。災後，范仲淹、滕子京等諸多高中低級官員分別奏請劉太后放棄垂簾聽政，將軍國事大權交還給仁宗趙禎（在現代，池州有出版物，將勸劉太后“還政”解釋成勸太后，不能只垂簾聽政，而應以皇帝禮遇，臨朝執政。意思全反了，真叫人啼笑皆非），劉太后大怒，將范仲淹等高級官員逐出朝廷任地方官，將中低級官員一一貶逐邊遠州縣。
滕子京也於天聖九年（1031）由大理寺丞貶至閩北邵武縣。這是他二次來邵武，在一年多任職時間內他為民辦好事，建學堂，訪貧問苦，與當地百姓親密無間。《閩書》稱他“復知邵武軍州事，自任好施予，喜建學，為人尚氣倜儻，清廉無餘財。”
滕子京奉調入京
明道元年（1032）滕子京奉調入京，任掌管皇帝衣食行等事的殿中丞。然而時運不濟，命途多舛。這年八月，內宮再次發生火災，連燒八殿。“火始作，小黃門王守規獨先覺，自寢殿至後苑門，皆擊其鎖”，帶著仁宗逃至延福宮。仁宗惱怒，對執政大臣們說“非王守規引朕至此，幾與卿等不相見。”詔令追查起火原因。滕子京當是首當其衝的被迫查者。他與秘書丞劉越分別上疏諫，認為宮中屢屢失火原因是規章制度不嚴，未能防患於未然。但根本原因是太后垂簾，婦人柔弱，朝綱不整，政失其本。“祥符中宮中失火後，先帝（真宗）常索其類實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有今日之虞哉。”“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倘能如此，需請太后還政”，“庶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仁宗聽其言，罷詔獄。明道二年三月由垂簾聽政到皇帝禮遇，至軍國事權一手獨攬，專政達十一年之久的劉太后終於一命嗚呼。劉太后死去，常勸太后“還政”的人，都有提升，滕子京遷左司諫，秘書丞劉越病故，也贈右司諫銜。未久，有人告滕子京所奏宮中失火原因不實，其本人有不可推脫之責。景佑元年（1034）滕子京又被降為尚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今江西上饒市）。後又因與司諫范諷君子之交，心心相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范諷次年因事被貶，株連滕子京，子京被降為監管酒業專賣的池州監酒（在現代，池州有出版物，將滕子京“與范諷雅相善，及諷貶”解釋成與范仲淹“諷雅相善”，范仲淹被貶，滕子京遭殃。張冠李戴，真是不可思議。）這次貶逐池州，前後數年（有出版物說他在池州隱居九年。九年之說無據，隱居之說也不準確。）可能（無確鑿史據）就在監池州酒任上，邀請范仲淹來池州遊玩，兩人同登九華山，同游秋浦山水，飽賞貴池、青陽秀麗風光，滕子京流露百年後安臥青陽之心愿。不然滕子京死後，范仲淹為其撰寫的墓志銘中，怎會有“君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
直集賢院
寶元元年（1038）滕子京調江寧（今江蘇南京）府通判，不久徙湖州（今浙江吳興）知州。康定元年（1040）九月西夏國王嵬名元昊大舉興兵侵宋。滕子京升官刑部員外郎、職直集賢院、任涇州（今甘肅州涇川北）知州（宋朝官吏大都是三個頭銜即官、職、差遣）。開始長達四年防禦西夏東侵的艱難生涯。慶曆二年（1042）閏九月，嵬名元昊舉兵進犯涇原，謂州（今甘肅平涼市）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王沿命副都部署葛懷敏率軍抗擊，葛不聽都監趙詢的建議，命諸軍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寧夏固原北）進攻，結果在定川寨被西夏軍包圍，水源也被切斷，葛懷敏等遂戰死，近萬人被西夏軍俘虜。葛懷敏兵敗，沿邊郡縣十分驚憂。西夏軍打到渭州時，距滕子京守軍涇州只120里。他沉著應戰，動員數千百姓共同守城；又招募勇敢之士，偵探敵軍之遠近及兵力之多少，檄報鄰郡使之做好防備。後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涇略安撫招討使范仲淹率一萬五千人解涇州之危。滕子京張羅供應柴糧，確保了戰爭所需一切物資，終於將西夏軍擊退。在保衛涇州的戰役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戰爭結束後，滕子京大設牛酒宴，犒勞羌族首領和士兵，又按當時邊疆風俗，在佛寺里為在定川戰爭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禱，並安撫死者親屬，其良苦用心是籠絡少數民族民心，藉以求得民心安定和邊疆的安穩。
慶州知州
在范仲淹舉薦下，滕子京提為管理宮廷中藏書的高級文官天章閣待制、任環慶路都部署，接任范仲淹慶州知州職位。慶曆三年（1043）他調京不久，駐紮在涇州的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涇略安撫招討使鄭戩告發滕子京在涇州濫用官府錢財，監察御史梁堅對其進行彈劾，指控他在涇州費公使錢十六萬貫，隨即遣中使檢視。滕子京恐株連諸多無辜者，將被宴請、安撫者的姓名、職務等材料全部燒光。其實，所謂十六萬貫公使錢是諸軍月供給費，用在犒勞羌族首領及士官的費用只有三千貫。時任參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監官歐陽修等都為其辯白，極力救之。後只被官降一級；貶知鳳翔府（今陝西寶雞市境），後又貶虢州（今河南靈寶市境）。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奏不放，認為滕子京“盜用公使錢止削一官，所坐太輕”。因而在慶曆四年春又貶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嶽陽一帶）。
勤政為民
今日岳陽樓滕子京到巴陵後，不計個人榮辱得失，以國事為重，勤政為民，辦了幾件好事，如擴建學校、修築防洪長堤和重修岳陽樓等。這些事受到百姓稱讚，結果兩年時間就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治為天下第一”。在重修岳陽樓之後，他寫信給好友范仲淹，請他作記，共襄這“一時盛事”。隨信還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圖》，供仲淹參考，說是“涉毫之際，或有所助。”范仲淹是蘇州吳縣人，小時去太湖玩過，後母親改嫁，又隨繼父到洞庭湖畔的澧縣和安鄉縣讀書，所以對太湖、洞庭湖的風雨晴晦種種風情非常熟悉。其時，范仲淹因“慶曆新政”遭當朝保守派大臣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等的攻擊而失敗，已於慶曆五年由參知政事貶謫為鄧州（今河南南陽市）知州。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范仲淹，借樓寫湖，憑湖抒懷，真正的意圖是對摯友的婉轉規勸，惟恐招來禍患。在《岳陽樓記》中規勸他應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可謂苦心孤詣，深知重修岳陽樓要花很多錢，擔心有些人再次藉此攻擊滕子京，所以在文章一開頭就用“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既是對他的政績的肯定和頌揚，又是為他被貶謫再次辯白；同時告訴他人，他是在乾出大成績後才重修名勝古蹟岳陽樓的，又堵塞了攻擊者之口。慶曆七年（1047）滕子京由於治巴陵郡有功，調任江南重鎮蘇州知州，上任後不幸卒於任所，終年五十八歲。始葬於蘇州，後其子孫（是子還是孫無史據可考）按其生前“君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意願，遷葬於青陽縣城南金龜源。明清兩朝敬仰滕子京的青陽人，在九華山雲外峰下建造了“滕子京書堂”，供後代子孫瞻仰憑弔，只可惜書堂遺址今已無處尋覓。
仕途坎坷
滕子京與范仲淹同舉進士，兩人一見如故，說身世，談抱負，十分投機。范仲淹舉進士後，偕滕子京來青陽長山和九華山遊玩。滕子京愛青陽、九華山山水秀美，戀契友范仲淹情深，曾有言“愛彼九華書契”終歸於青陽。死後，其諸子遵其志，葬子京於青陽，這是滕子京葬於青陽的原因之一。滕子京中進士後，曾任大理寺趁丞、左司諫、天章閣待制、禮部員外郎等京官。在任禮部員外郎時曾以審計監察官員身份來池州府督察政事，並遊覽了池州的山水名勝，寫了不少詩文。慶曆年間，宋仁宗趙禎任命他為繁華的大州涇州知府，任職期間，由於他“用公使錢無度”，被謫貶到偏僻的小郡巴陵。前後不到兩年，因范仲淹的一篇為他歌功頌德的《岳陽樓記》，獲得宋仁宗好感，慶曆六年秋調他到有小汴京之稱的徽州任知府。其時，滕氏家族陸續遷來青陽，父親年邁在青陽養老。他曾幾次來青陽拜望父老鄉親，並在九華山麓建造一座讀書堂。慶曆七年(1047)又調任蘇州知府，上任不久便卒於蘇州，時年58歲。定居青陽的滕氏族人，將其遺體運回青陽安葬，這是滕子京歸葬於青陽的原因之二，可能是滕子京歸葬青陽的真正原因。
自宋至清朝中葉的數百年間，滕氏後裔，瓜瓞綿綿，在滕公墓東北幾里處形成為名門望族--滕家沖。不知何故，嘉慶以後，滕氏族人陸續外遷，今日滕家沖，只有其名，已無滕姓。
滕子京墓位於青陽縣東5里的金龜源，即今新河鄉光榮村隴崗村民小組。金龜源得名於一座酷似金龜的小山崗。滕公墓取金龜朝北斗之向。墓東的山崗上有塊巨石，狀如“金雞登高”，也稱“金雞嶺”;墓西北有一蔥翠欲滴的孤山，形同綠色寶珠，名曰：“抱珠墩”。滕公基地周圍，山巒起伏，林術蔽崗，景物清麗，是塊難尋的風水寶地。滕公墓後半里處，曾聳立巨碑一塊，上刻12個徑尺陰文：“宋名臣天章閣待制滕公神道”。碑在“文革”中被推倒、砸碎。1981年青陽縣政府定滕子京墓為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家因緊靠318國道，後來國道拓寬，無法避讓，遷葬於國道北側抱珠墩，重建了墓碑。
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屢貶屢謫，歷經磨難，最高官職只是天章閣待制，與范仲淹不是同一官位層次上人，也稱不上文學家，但其為人豪邁自負，是位有才幹，有抱負的政治家。北宋詩人蘇舜欽稱他“忠義平生事，聲名夷翟聞。言皆出諸老，勇復冠全軍”。宋人王辟之在《澠水燕談錄》中稱“慶歷史，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為天下第一。”《宋史》滕子京傳曰：“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予，及卒，無餘財。所蒞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間。”
滕宗諒傳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其後仲淹稱其才，乃以泰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宗諒與秘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 ：“伏見掖庭遺燼，延熾宮闥，雖沿人事，實系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冤，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先帝嘗索其類置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況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系者特從原免，庶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 。”疏奏，仁宗為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嘗言還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而除宗諒左正言。
劉越者字子長，大名人。少孤貧，有學行，亦宗諒同年進士。嘗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既贈官，又官其一子，賜其家錢十萬。
宗諒後遷左司諫，坐言宮禁事不實，降尚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與范諷雅相善，及諷貶，宗諒降監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寧府，徙知湖州。元昊反，除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葛懷敏軍敗於定州，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諜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郡使為備。會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戰沒者於佛寺祭酹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於是邊民稍安。
仲淹薦以自代，擢天章閣待制，徙慶州。上言 ：“朝廷既授范仲淹、韓琦四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而諸路亦帶招討稱號，非所宜 。”詔罷之。御史梁堅劾奏宗諒前在涇州費公錢十六萬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賚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游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眾，因焚其籍以滅姓名。仲淹時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不已，復徙岳州，稍遷蘇州，卒。
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所蒞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間。有諫疏二十餘篇。
岳陽樓記
簡介
岳陽樓《 岳陽樓記》是一篇為重修岳陽樓寫的記。由北宋文學家范仲淹應好友巴陵郡守滕子京之請，於北宋慶曆六年（1046年）所作。其中的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較為出名和引用較多的句子。《岳陽樓記》寫於慶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一般認為，范仲淹在河南省鄧州市寫的這篇散文，所以並未登上岳陽樓。不過，《岳陽樓記》能夠成為傳世名篇並非因為其對岳陽樓風景的描述，而是范仲淹借《岳陽樓記》一文抒發先憂後樂、憂國憂民的情懷。
原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音：主）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音：商），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翻譯
慶曆四年（1044年)的春天，滕子京降職到岳州做太守。到了第二年，政事順利，百姓和樂，很多長年荒廢的事業又重新興辦起來了。還重新修建了岳陽樓，擴大它舊有的規模，還在上面刻上唐代賢人和當代人的詩賦，（滕子京）並囑咐（我）寫一篇文章用來記述這件事。
我看那巴陵郡的美麗的景色，集中在洞庭湖上。洞庭湖連線著遠處的群山，吞吐長江的江水，水波浩蕩，寬闊無邊。或早或晚（一天裡）時陰時晴，景象千變萬化。這就是岳陽樓的雄偉景象。前人對它的描述已經很詳盡了。然而，因為這裡往北面通向巫峽，南面直到瀟水、湘水，被降職遠調的官吏和南來北往的詩人，大多在這裡聚會。（他們）看了自然景物而觸發的感情，大概會有所不同吧？
如果遇上陰雨連綿繁密，有時連著整個月沒有晴天，寒風怒吼，濁浪沖天，太陽和星星隱藏了光輝，山嶽隱沒了形體；商人和旅客無法通行，桅桿倒下，船槳折斷；傍晚天色昏暗，虎在長嘯，猿在哀啼。（此時）登上岳陽樓，就會產生離開國都，懷念家鄉，擔心（人家）說壞話，懼怕批評指責的感覺，滿眼是蕭條的景象，感慨悲傷到極點啊。
至於春風和煦，陽光明媚的日子，湖面風平浪靜，天色湖光相接，一片碧綠，廣闊無際；沙鷗時而飛翔，時而停歇，美麗的魚兒在湖中游來游去；湖岸上的小草和沙洲上的蘭花，香氣濃郁，草木茂盛。而有時大片煙霧完全消散，皎潔的月光一瀉千里，（月光照耀下的）水波閃耀著金光；無風時靜靜的月影好似沉入水中的玉璧，漁夫的歌聲一唱一和，這樣的樂趣哪有窮盡！（此時）登上岳陽樓，就會有心胸開闊，精神愉悅，忘卻榮辱得失，舉起酒杯麵對和風，喜氣洋洋的感覺！
唉！我曾經探求過古時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或許不同於（以上）兩種心情，這是為什麼呢？他們不因為外物的好壞和個人的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作官的人為百姓擔憂；不在朝廷作官的人為君王擔憂。這樣在朝為官也擔憂，在野為民也擔憂。既然這樣，那么，什麼時候才快樂呢？那一定要說“在天下人憂慮之前先憂慮，在天下人快樂之後再快樂”吧？唉！（如果）沒有這種人，我同誰一道呢？
時於慶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
史書爭議
滕子京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范仲淹的朋友，兩人同於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中進士。滕子京在中國歷史上本無什麼地位，亦無顯赫的名聲，多虧了范仲淹的一篇《岳陽樓記》才使他的名字得以流傳後世，而且還蒙上的一個“勤政為民”的美名。因為《岳陽樓記》一文中說他在貶官一級後，“不以己悲”，僅用一年左右的時間，便把偌大的一個岳州治理“政通人和、百廢俱興”。
相傳滕子京並非如《岳陽樓記》中的所溢美的那樣，據《宋史》記載，滕子京被貶岳州的緣由是因為他在涇州任職期間，“費公錢16萬貫”，除去分給“諸部屬羌”及“饋遺游士故人”。此事被監察御史揭露後，當時的宋仁宗派員前往查勘，然而滕子京“恐連逮者眾，因焚其籍以滅姓名”。最後得虧了范仲淹的“力救”，才得以降官一級，謫貶岳州。他在岳州任上，也未使岳州出現太平興盛的景象，在老百姓窮困潦倒，餓殍遍地的情景下，滕子京並未做到“勤政為民”，相反，四處搜刮錢財，重修岳陽樓，為自己樹碑立傳，邀功請賞。更為可惡的是，滕子京故伎重施，征斂賦稅，“所得近萬緡（一千文），置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
而據編纂《資治通鑑》的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原文載：“滕宗諒知岳州，修岳陽樓不用省庫銀，不斂於民。但榜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官為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置庫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為非，皆稱其能。”滕子京重修岳陽樓，不靠財政撥款，不搞集資攤派，而是靠催收州民捐獻出來的爛債聚財，確實令人稱奇。可見，“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也是可信的。
人物影響
作者 王和聲
滕子京在西北的甘肅涇州當他的知州。那是個邊關阻隔，動亂無常的荒涼之地。西夏大舉攻宋，寧夏定川寨一仗，打得昏天黑地，血肉橫飛。滕子京鎮守城池，手中兵卒無幾，“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會范仲淹引番漢兵來援”。之後，他動用公款犒勞邊關將士，祭奠英烈，撫恤遺屬。事隔一年，便有人彈劾（彈劾，擔任監察職務的官員檢舉官吏的罪狀）滕子京濫用公款，“其間數萬貫不明”。於是，“涇州過用公款案”鬧得沸沸揚揚。幸得歐陽修、范仲淹從中解釋，方未處刑，僅貶官而已。於是就有了“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滕子京是背著沉重的十字架來到巴陵岳陽的。
岳陽這地方怎么就成了貶官們的鐘愛之地？上自屈原數起，涉足岳陽的各朝名家大都是仕途坎坷，累有貶跡。無論“去國懷鄉，憂讒畏譏”也好；“心曠神怡，寵辱偕忘”也好，只要貶官們踏上岳陽這塊土地，總是文思泉湧，佳作疊出。
是洞庭山水撫慰了落魄的人生，還是人生的苦難打磨了岳陽的靈魂？這一撥撥朝廷的棄兒，將熱淚拋灑在岳陽樓頭的時候，巴陵的山捧著它，洞庭的波含著它，分明就鑄成了岳陽城頭一塊塊苦澀的磚石，從屈夫子一直壘砌到今天。
那么，滕子京為岳陽留下了什麼呢？
那古樓上寫著“不以物喜”。他是不以物喜的。他在岳陽的3年，承前制，重修岳陽樓；崇教化，興建岳州學宮；治水患，擬築偃虹堤。三年治政，成就三件大事，此君足矣！同朝史學家司馬光贊其在岳州“治為天下第一”。滕子京是完全有資本以物喜的，他卻不能喜，“負大才，為眾所嫉”，他如何喜得！
古樓上還寫著“不以己悲”。他又何嘗以己悲之？一個負罪的貶官，仕途的失意，人生的坎坷，要消沉當可消沉，論哀怨亦可悲之，而這位滕公卻“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他是不喜不悲，不艾不怨，上任一年便“政通人和，百廢具興”，於治政是如此的投入，於黎民是如此的體恤！此種襟懷，問誰領會得來！當岳陽樓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也只是“痛飲一場，憑欄大慟（慟，大哭）十數聲而已”，可見其忍辱負重仍然勤於政績的慘澹心境。男兒有淚不輕彈，這“憑欄大慟十數聲”是何等的悲愴，何等的壯烈！
岳陽樓是重新聳立起來了。設若沒有滕子京重修岳陽樓，何來此大觀？沒有滕子京修書求記范仲淹，又何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岳陽樓記》傳諸後世？范仲淹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精神的宣揚者，滕子京何以不是這精神的踐行者？
滕子京謫守岳州3年，於慶曆七年初調任蘇州，離開岳陽3個多月之後不幸病逝於蘇州任所，時年56歲。《宋史》對他有這樣的評價：“宗諒（滕子京，名宗諒，字子京）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
無餘財呀！這便是一個受誣貶官的結局。可悲的是，當年彈劾滕子京的那個人，受命“審訊”此案，他的調查結果卻是“滕子京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入己”。可憐滕子京們已是遍體鱗傷，欲哭無淚，小人卻在一旁暗自竊笑。范相滕公今安在？於是，讓我想起了刻在岳陽樓上的那半副楹聯：“范秀才，亦多事，數十年光景，甚么先甚么後，萬家憂樂獨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