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歷史文化（書法）名城徐州的重要古代書法遺存——“湖山楊氏石刻”因其特殊的文化價值無疑是書法藝術百花園中的一枝奇葩。
分別出自歐陽詢、虞世南、蘇軾、米芾、岳飛等唐宋名家之手的80餘方堪稱經典的石刻文物，集中鑲嵌陳列於徐州博物館東側清幽典雅的“碑園”之中，一直為世人所稱道。
一、“湖山楊氏石刻”歷史淵源述略
石刻原收藏於徐州東南45里的湖山楊氏帖園內。碑刻的主人楊映權(公元1761—1835年)，字緯中，號蘭圃，又號臥蘭主人，清代中期銅山人，世居徐州東南寶光寺附近的湖山(解放後劃歸安徽宿縣埇橋區)，為當地望族。生於官宦之家的楊映權，曾任山西絳州知州、寧武府知府等，為政多有佳績且樂善好施。1818年，57歲的楊映權丁憂返籍後不復為官。平生嗜好書畫，乾隆嘉慶年間，收集有明代晉王府所藏而易世後散存民間的岳飛書《出師表》，以及唐代歐陽詢、虞世南所書《陰符經》、《道德經》等墨本。又有曾為南宋內府所藏蘇軾《楚頌帖》，前後《赤壁賦》等帖。
據銅山縣誌記載，楊映權於回鄉的第二年(1819)，出重金聘請一代金石良匠劉永清、郭成恩、高龍川、高龍淵將這批書帖摹勒上石。至道光十一年(1831)，歷時十二年的勒石方才大功告成，此時楊映權已經七十一歲。其勒成之石共八十二方：計有唐歐陽詢書《陰符經》石刻十六方，前有唐太宗序及唐明皇御題，原為南宋內府所藏，鈐有“德壽之璽”、“雪浪齋”、‘晉府世子圖書”、“商丘；宋犖書畫府印”等收鑒印鑑；唐虞世南書老子《道德經》石刻九方，上有“晉府世子圖書”，“商丘宋犖書畫府印”二收藏印鑑；宋蘇軾書《楚頌帖》石刻九方；宋蘇軾書《前赤壁賦》石刻七方，《後赤壁賦》石刻六方，跋語二方；宋米芾七言律詩《重會九郡按》石刻四方；署名岳飛書諸葛亮前後《出師表》石刻二十六方，在正文之前的有明太祖朱元璋的御書二方。在這些石刻的諸家跋語之後，楊映權多附刻“古彭蘭圃楊映權上石”、“道光十一年五月古彭楊映權上石”等語。
刻石的完成，楊映權欣喜逾常，遂將碑刻嵌於自家花園的東西長廊之中，長達數十丈，洋洋大觀。於是便將花園更名為“帖園”，並欣然撰寫《帖園記》一併勒碑。楊映權在帖園建成後的第四年，即道光十五年(1835)謝世，卒年七十五歲。不久，由於楊氏家境衰敗，墨本與碑刻分離，楊映權後裔因此將刻石倍加珍視，輕易不肯示人。
一說民國八年(1919)，日本人曾以三萬銀元的重金，企圖購買這批石刻，楊氏後裔以其為民族精粹和先人傳家之寶，遂嚴辭拒絕。另據李近仁先生輯錄《申報》、《大公報》等報刊所成的《徐州民國史綴》記載，1928年，銅山楊家因家道中落，生活窘迫，所將祖上留下的上百方歷代名家碑刻出售，有日本人願出30萬高價（未標明是銀元還是錢鈔），楊家耽心國寶外流而作罷。後經人向內政部呼籲才得以保護。今兩說且存之。
“七·七”事變後，徐州淪陷，日本侵略者為了便於觀摩和捶拓這批碑刻，專門從徐州向東南修了一條公路通到湖山。為了防止侵略者的魔爪，楊氏後裔將其從長廊拆下埋藏保護，才免遭劫奪。抗戰勝利後，于右任先生至駐寶光寺國民黨三十三師一團視察時，曾專程去楊氏故園觀賞這批石刻。1951年，楊氏後裔楊啟棟等欣然將這批珍貴碑刻全部捐獻給國家。
二、“湖山楊氏石刻”幸落徐州始末
湖山楊氏石刻和徐州結緣，其中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小故事。據《徐州文史資料》第十四輯郭景山先生《劉少章與徐州碑園》載：1956年秋（相關資料顯示1953年1月根據華東文化部指示，將湖山楊氏石刻全部運至徐州雲龍山，嵌於放鶴亭碑廊保存），對書法藝術頗有研究的劉少章先生送別好友郭景山，自銅山褚蘭返徐州，在桃山集火車站候車之際，偶見站台貨位間一批用繩裹待運的書法石碑，感到十分好奇，上前查看竟是歐陽詢書《黃帝陰符經》，蘇文忠公所書前後《赤壁賦》、《陽羨楚頌》，岳武穆書《諸葛亮前後出師表》，及唐宋大書法家真、行、草體書法，還有唐太宗、唐玄宗、宋高宗、黃山谷、朱熹、明太祖、董其昌等名家的序跋，清點後計有68塊之多。
面對眼前如此難得的文化瑰寶，劉少章先生欣喜異常。但當他發見碑繩貨運標籤到站為“合肥”時，頓時又驚慌不已，遂前往貨運室查詢情況。得知碑刻原系徐州，今屬皖省宿縣的湖山楊氏所有，欲運合肥壯其文風，不禁感觸曰：論歷史原因，從地理角度，考人文概況，此物當屬徐州，若一旦運走，挽回難矣。
為了留住石刻，劉少章與郭景山先生尋得時已九十高齡的文管會王石如老人幫助，在文化部門和鐵路部門等相關方面的配合下，終將這批石刻悉數運回徐州。為此，劉少章先生還得到了時任徐州市長張洪範以徐州市人民委員會名義，頒發的表彰狀。“文革”浩劫時，這批石刻被徐州的文物愛好者妥善保護，倖免遇難。1979年徐州市政府撥款在徐州博物館東側建成湖山楊氏石刻碑園。1980年五月，碑園落成並對外開放。著名詩人、書法家，時任中聯部長的李一氓同志來徐州時，曾題寫“碑園”二字，現已嵌在碑園入口處的門額上。1982年9月16日，“湖山楊氏石刻”，被批准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三、“湖山楊氏石刻”內容及其意義評述
走進碑園，迴廊西壁和南壁西側分別鑲嵌著蘇軾手書的前後《赤壁賦》和《楚頌》。這位千百年來廣受徐州百姓尊敬和懷念的蘇公，在他不到兩年短暫的徐州知州任期內，親民、勤政，書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創作出來許多生動描繪徐州風土人情的名篇佳作。前後《赤壁賦》是蘇軾別徐後被貶黃州，生活貧困，心情抑鬱苦悶之時，攜友人遊覽赤壁古戰場時的感懷。此作行文流暢，情景交融，表現了蘇軾曠達豪放、放浪形骸的性格特點。從卷後蘇軾自跋可知，文章寫成後，未曾輕易示人。元豐六年(1083年)，宋神宗派使臣到黃州索取，蘇遂以楷書將此卷一揮而就。此卷長達36米，筆墨酣暢，揮灑自如，頗具特色。蘇軾書法作品傳世多行草，楷體極少，此卷書法清麗、筆鋒遒勁、書寫流暢，給人以暢快淋漓之感。書後有黃庭堅、朱熹、董其昌等人的題跋，各自讚揚蘇軾的書法與人品，使該作品更加彌足珍貴。
蘇軾的《楚頌》創作於元豐七年(1084年)，也是蘇軾寫下《赤壁賦》的第二年。當時他從黃州被貶到常州後，很希望能就此安頓下來，不復出仕。並打算在陽羨(今宜興)買園種橘。取園名曰“楚頌”，以終老林下。不料時隔不久，蘇軾又被任命為登州太守，種橘成為泡影。卷後元代書法家趙孟頰題跋道：“種橘不成，而楚頌一帖傳之後世為不朽”。 此書筆勢雄傑，結構奇古，以行草寫就。卷後還有唐寅、祝枝山等人的題跋。
迴廊的南壁鑲嵌著的是著名的岳飛書前後《出師表》石刻。岳飛是南宋時期抗金名將，他在保衛南宋政權、收復失地的戰場上盡顯叱吒風雲的英雄氣概。《前出師表》是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於公元227年進軍漢中準備北伐中原前，向蜀後主劉禪上的書表。《後出師表》不見本傳，論者存疑。其前半篇主要是對劉禪的進言和叮囑，後半篇轉而敘述個人受到劉備的知遇之恩。言辭懇切，入情入理。表現了諸葛亮對蜀政權的一片忠誠，讀後催人淚下。紹興八年(1138年)，岳飛北伐路過南陽，夜宿武侯祠，秉燭夜讀《出師表》有感而發，不覺淚如雨下，夜不能寐。情之所至揮毫草就此卷。此卷一直為慧直道士珍藏，後為朱元璋御賞，並贊其“純正不曲”，“書如其人”。 前後《出師表》揮灑淋漓，氣勢沛然。卷初字較嚴整，後則走筆如飛，筆斷意連，遠視如行雲流水，近看似戰馬奔騰．其左顧右盼，前呼後應，一氣呵成，為千古傳世佳作。
目前全國各地岳飛所書的前後《出師表》，根據刻石的跋語，都是直接或間接源於湖山楊氏墨本或石刻。國內現存岳飛書《出師表》刻石有九處，分別保存於陝西歧山五丈原武侯祠，河南南陽臥龍崗武侯祠，河南湯陽岳廟，浙江杭州西湖岳墓，四川成都武侯祠、雲陽縣張飛廟，灌縣青城山天師洞，一向鮮為人知的陝西“歧山胡氏刻石”，以及國內現存最早、刻工最好的湖山楊氏刻石。
碑園裡還展示有唐初著名書法家歐陽詢和北宋傑出書法家米芾的書法石刻。歐陽詢與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並稱為“初唐四家”，在當時極有影響。其用筆險勁瘦硬，意密俊逸，結構精嚴，法度考究，故其書成為初學者的必臨之帖，鄰國高麗(今朝鮮)也派使者向他索字。唐貞觀六年(公元632年)，歐陽詢奉唐太宗李世民之詔，以寸楷書寫《陰符經》上、中、下三篇，共481字。《陰符經》傳為黃帝所作，內容主要反映了古代人們認識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樸素哲理。李世民為之親筆題序，後來唐玄宗李隆基、宋高宗趙構、元奎章閣學士柯九思等，亦曾為之作跋。由於唐、宋數代帝王對於歐書《陰符經》的珍愛，一直將其藏於宮廷秘閣，從不輕易示人。南宋紹興年間，高宗趙構令米芾之子，當時官任兵部侍郎兼敷文閣直學士的米友仁將其摹刻上石。至元天曆年以後，歐陽詢書《陰符經》墨卷及原刻均已下落不明。
品觀歐陽詢書《陰符經》書法，通篇上下神彩流溢，字裡行間法度井然，令人賞心悅目，回味無窮。作品的用筆特顯清健、爽利，既充分反映了書家深厚的功力，又表現出歐體在筆法上獨到的藝術風格。其筆劃多為中鋒所成，間以側鋒輔之。起筆含蓄，方圓相間；行筆舒緩，沉穩凝重；收筆不苟，頓提自然。既顯得十分自然，又具有一種強烈的力度和立體感。大體說來，歐陽詢書的筆劃是清勁、勻稱的，尤其是與北魏諸碑的雄渾，和其後顏真卿、柳公權書的粗重相比，這一特點更為顯見。因此，歐陽詢素被推為“清瘦”一路的代表。從歐陽詢書《陰符經》中可以看出，我國書法中的筆法到了初唐時期，無論從美學的理論認識還是到具體的實踐運用，都已臻於成熟和完善。《陰符經》是歐陽詢七十四歲時的力作，比起他同時期的傳世名作《九成宮醴泉銘》和《化度寺碑》來，雖風格韻致無明顯之異，但在用筆上顯得更為清麗、瘦勁。正如唐玄宗李隆基在跋語中所評贊的那樣：“此經用筆險勁，端莊遒利，尤為歐書中之甲”。
米芾，字元章，與蘇東坡、黃山谷、蔡君漠齊名，號稱“宋四家”，因他性格放任不羈，舉止顛狂，人稱“米顛”。他臨帖甚多，博採眾長，不蹈前人覆轍．碑園鑲嵌的是他書寫的一首七言詩《重九會郡樓》，以行草寫就，體勢俊邁，神氣飛揚，反映了他獨特的書法藝術風格。
對這上述石刻墨跡的真偽，雖然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見，但從各書帖前後四十多位歷代著名鑑賞家的序跋來看，可以證明墨跡有本，傳承有序，源遠流長。例如1980年南陽博物館影印出版的岳飛書前、後《出師表》，與碑園該石刻纖毫不差。這帖影印本後附有光緒二年(1876年)寧夏人任愷(前南陽知府)的跋文：“岳少保書武侯出師表，曩見其拓本……時勤延訪，石碑在江南之彭城”，由此看來，任愷對此刻墨本為岳飛真跡深信不疑。
書法碑刻的真偽留待專家和後人作進一步研究，而從藝術角度看，這些書法作品具有較高的研究和觀賞價值，是我國書法藝術百花園中的奇葩，在我國書法藝術領域占有十分重要地位。除書法價值外，這批石刻摹刻精細，刻工精湛，鋒棱宛然，筆意體勢曲盡其妙，將書法家的書法精髓表現的淋漓盡致。
隨著2010年徐州市政府實施的徐州博物館“四位一體”改擴建工程，碑園作為乾隆行宮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由軒、廊、池組成，曲徑通幽，竹影婆娑，映襯著這批珍貴的書法藝術珍品。具有中國園林意韻，又透露出現代的氣息的碑園即將呈現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