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蟬山記

文章突出的特色是記敘和議論有機結合，照應嚴謹。 作者無論是記事寫景，還是議論抒情，都十分講究遣詞的精確和句式的變化。 《芙蕖》是以說明為主，輔以議論和抒情的說明文，它有點象小品文，不是純粹的說明文。

《游褒禪山記》選自《臨川先生文集》，文章提出“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險遠之處的見解，告訴人們想要達到險遠之處，必須具備“志”、“力”、“物”這三個條件。作者特彆強調的是“志”。全文因事見理，敘議結合，前呼後應，結構緊密。
作者寫一次半途而廢的游山，在常人本無多少內容可寫，但由於作者“求思之深”，悟出了做事治學之道，便以游山所“得”為線索，以仆碑上的“花山”與“與之俱出”而“不得極夫游之樂”兩個材料為基礎展開議論，寫出了這篇別具一格的遊記散文。說明無論治學處事都必須具有百折不撓的精神和“深思而慎取”的態度，切不可隨聲附和，萬勿人云亦云。
文章突出的特色是記敘和議論有機結合，照應嚴謹。第一段在記仆碑情況時，認真考證仆碑上“漫滅”的文字，探究“華”字讀音的本源，為第四段的議論打下基礎。第二段無論記游前洞或記游後洞的情況，句句為第三段的議論作輔墊，形成多處對比：前洞“平曠”，後洞“窈然”；前洞“記游者甚眾”，後洞“來而記之者少”，“好游者不能窮”，“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進洞愈難，“其見愈奇”，出洞後悔“不能極夫游之樂”。這樣使得上文的議論處處都落到實處。第三段用“於是余有嘆焉”一句過渡，緊扣第二段抒發感想，先充分肯這古人“求思”的精神，然後以世人游山避難就易的毛病同它對比，闡述志、力、物三者之間的關係，論證“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論點；第四段用“余於仆碑”一句過渡，照應第一段“花”“華”音謬之事，進行議論，得出“學者不可不深思而慎取”的結論。全文記敘和議論相得益彰，從虛實兩方面表現了主題。
《石鐘山記》通過作者對石鐘山命名來由質疑和實地考察的敘述，表現了蘇東坡不迷信古人，不輕信舊說，不主觀臆斷，而重視實地考察的求實情況。文章前後呼應，結尾的一“嘆”一“笑”照應開頭所懷疑的兩個“是說”。記敘、描寫、議論、抒情有機結合，景中情，事中理，層層相生，不愧為因事說理的名篇。
作者不重山川風物的描繪，也不把作者的行蹤作為貫穿全文的線索，而是以石鐘山的命名原因為主線，先寫自己對古人關於石鐘山命名原因的懷疑，再寫自己實地考察石鐘山的所見所聞，並得到了石鐘山命名的真實原因，最後發表自己的“事不目見耳聞”不可“臆斷其有無”的感慨。這充分表現了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
作者無論是記事寫景，還是議論抒情，都十分講究遣詞的精確和句式的變化。作者對於酈說、李說的懷疑和批評，在程度上是有區別的，因此用詞也很有分寸，如對酈說的懷疑用了一個“常”字，批評是一個“嘆”字，表現的是美中不足的惋惜之情；面對李說的懷疑則用程度副詞“尤”，極言懷疑之深，批評則用一個“笑”字，其鋒芒之尖銳不言自明。此外，酈說和李說錯誤程度不同，用詞也有區別。評酈說的錯誤，只用了一個“簡”字，遺憾其記敘過於簡略，而對李說的錯誤則用一個“陋”字，這對李說的膚淺鄙陋是一個嚴厲的批評。
今天，我們應該用什麼觀點去分析看待酈說、李說和蘇說？
★我們認為，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總是由少到多，由少入深，由不正確到逐步正確的。在石鐘山命名原因問題上，從南北朝的酈說到唐宋的李說和蘇說，乃至明清時期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曾說，時間經歷了一千多年，人們對石鐘山命名原因的認識在不斷發展。後人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認識得更多些、更深些、更正確些。蘇軾在對待前人的態度上，一面是他敢於懷疑和推翻舊說，這種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當然蘇軾對李勃之說採取鄙視和嘲笑的態度，未免失之偏頗，忽視了李渤之說對後人的借鑑作用。實際上今天我們知道石鐘山是因其山形像覆鍾而得名的，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否定了蘇軾等人的努力。
《芙蕖》是以說明為主，輔以議論和抒情的說明文，它有點象小品文，不是純粹的說明文。文章著重說明芙蕖的“可目”、“可鼻”、“可口”、“可用”等種種“可人”之處，指出其種植之利。這就是分類說明事物的方法。這四個方面以“可目”為主，寫是詳盡、細緻；“可鼻”、“可口”、“可用”則簡略、概括，這樣就做到了繁簡得當，重點突出。
《與朱元思書》是吳均用駢文寫給其友朱元思的書信節錄，作者抓住富春江山水的特點，調動人們的多種感官，精心設計，運思走筆，繪就了一幅富陽至桐廬的秀麗迷人的百里山水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