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當代的荷馬史詩，微型的《伊利亞特》
世界第一女記者的文學巔峰之作，本人最喜歡、最滿意的作品
獲1991年歐內斯特·海明威敘述文學獎和班卡瑞拉暢銷書作者獎
拷問戰爭中的人性和非人性
作者簡介
奧里亞娜·法拉奇（1929-2006），義大利女記者，作家。1950年任《晚郵報》駐外記者，1967年開始任《歐洲人》周刊戰地記者，採訪過越南戰爭、印巴戰爭、中東戰爭和南非動亂。1980年8月來中國採訪過鄧小平。兩次獲聖·文森特新聞獎，一次獲班卡瑞拉暢銷書作者獎。出版過數本小說，代表作《男人》、《風雲人物採訪記》、《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好萊塢的七宗罪》等。被譽為“世界第一女記者”和“文化奇蹟”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戰爭中有的一切，《印沙安拉》中都有。
——（義大利）詹尼·廖塔
這是一個與在戰爭中顯示其全部真實性的人有關的永恆的故事，一部永恆的小說。非常不幸，因為沒有什麼能夠比戰爭向我們揭示更多的東西。沒有什麼能夠更有力地表現我們身上的美好與醜陋、聰慧與愚蠢、獸性與人性、勇敢與怯弱，表現我們神秘莫測的存在。
——（義大利）奧里亞娜·法拉奇
名人推薦
戰爭中有的一切，《印沙安拉》中都有。
——（義大利）詹尼·廖塔
這是一個與在戰爭中顯示其全部真實性的人有關的永恆的故事，一部永恆的小說。非常不幸，因為沒有什麼能夠比戰爭向我們揭示更多的東西。沒有什麼能夠更有力地表現我們身上的美好與醜陋、聰慧與愚蠢、獸性與人性、勇敢與怯弱，表現我們神秘莫測的存在。
——（義大利）奧里亞娜·法拉奇
圖書目錄
2009 年版前言
第一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二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三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尾 聲
2009 年版編者的話
在《印沙安拉》的熔漿中遊歷
序言
我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記得自己還是一名惴惴不安的新生的時候，班上的一名同學——由於我的朋友很多，現在已經記不清楚她的名字，或許是可愛的米歇爾，或許是聰明的南妮特，活力四射的托比，也有可能是高貴的雷吉娜——滿臉洋溢著幸福，對我說：“詹尼，太棒了，我終於弄到了兩張奧里亞娜講座的入場券。為此我花費了七美元呢，咱們一起去吧？”要知道，在這座布滿高等講堂和浩瀚圖書館的綜合性大學裡，巴勒斯坦評論家愛德華·賽義德曾撰寫出小說，對當時的殖民主義進行激烈抨擊，並向阿拉法特提出針對以色列的政策建議；在這座大學裡，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曾一度左右著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的對外政策，並準確預測冷戰的結束；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保羅·沃克爾也在此寫出了最著名的講稿。在這座大學的草坪上，學生們見證了1968年人類世界觀的那次重大轉變。而此時，他們卻熱衷於排上數小時的長隊，去聽一聽那個義大利記者兼作家奧里亞娜的講座。
記憶不是位忠誠的朋友。此時，我已經記不清那位同學的面容，但鉛筆記錄下的筆記卻讓我倆在那一刻的對話重現：
“你為什麼會喜歡法拉奇？”
“為什麼？因為她是最偉大的，是帕納古里斯的知己。因為她在那次著名的採訪中讓基辛格博士感到難堪，因為她曾於1968年在墨西哥三種文化廣場遇襲受傷。法拉奇是世界上最棒的戰地記者，你明白了嗎？”
我的教授肯·戈爾茨坦，也是著名的新聞學導師（“你們想知道什麼是新聞嗎，孩子們？我來告訴你們，不要提及麥克盧漢或是其他什麼人物。所謂新聞，就是你們的主編認為它是新聞的東西，如果你的東西不能登上報紙，這個世界怎么可能了解到你所要傳遞的信息？”）認為，一個義大利人應該到紐約布朗克斯區去學習和成長，而不是花費時間在講座或是與法拉奇見面的門票之上。然而，我很快意識到：這個世界不只有一個法拉奇，而是兩個。其中一個是義大利人，沒錯。但還有一個是美國的法拉奇。義大利版的法拉奇擁有非常龐大的讀者群，但卻在經典學術界遭到排擠：對於右派學者來說，她太左；對於左派來說，她太右。對於社長和編輯來說，她太女人；而對於女人來說，她卻顯得過於強悍，就像她在西貢時拍攝的照片那樣。其實，對於每個人來說，她的個人特色都太明顯了。
畢業後，我選擇留在羅納德·里根統治下的那個喧譁的美利堅合眾國，以記者的身份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我成為烏戈．斯蒂爾手下的一名記者，四十年前也正是他將我的父親招至麾下，共同辦起歐洲第一個盟國自由電台。對於一個剛剛走進社會的年輕人來說，還能奢望什麼？我只想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辦公室，擺上一台笨重的東芝電腦。然而，在那座位於中央火車站旁邊的里佐利出版社辦公樓里，一個新來的年輕人除了一間鳥籠般、裝滿大盒子的房間外，什麼都得不到——還好，每天清晨從這裡透過窗子，都能看到外面的布魯克林大橋和繁華的曼哈頓街區。“你想要這間辦公室嗎？”那位無所不在的辦公室主任麗莎娜·貝雷塔帶著冰冷的表情問我。“可是這裡還擺著裝有法拉奇物品的箱子！”我差點兒就喊出聲來。
當年我們還很年輕，但發生在義大利的一連串恐怖事件已然令人崩潰。比如說莫羅①和他的五十五天，以及在政治暴力中失去希望的整整一代人。我們經歷了大量血腥案件，目睹了“紅”與“黑”的鬥爭慘劇。因此，我幾乎沒有猶豫，便答應接受這樣的辦公室。我把那些箱子和一台打字機搬到了隔壁，並留下表示道歉和感激的卡片。在很長時間裡，奧里亞娜都沒有出現過。直到某個晚上，她像幽靈般扯下了我的卡片。而出乎所有人意料，她一言未發地默許了我對她那間辦公室的占據。
後來，里佐利國際出版集團的主席，尊敬的阿爾弗雷多．德馬爾齊奧先生將公司搬到了紐約57大街一座氣派的大樓里。我的辦公室位於五樓，擁有寬敞的大窗子，外面還掛著義大利國旗。奧里亞娜的辦公室在六樓，和公司的文字專員，同時也是我們年輕人最喜愛的阿姨瑪麗亞·坎貝爾在同一層。每到深夜，當我獨自留在辦公室寫作的時候，都能聽到奧里亞娜急促的腳步聲，以及她對著電話的叫嚷。還有，奧里亞娜對秘書的要求很高（事實上，她在不停地更換秘書，誰能在她手下堅持六個月，便創下了最長紀錄）。想要和奧里亞娜正式見上一面，更是難上加難。對於我來說，直到第一次海灣戰爭爆發和我第一本小說出版時，這一幕才發生。當時，奧里亞娜讀到發表在《快報》上的一篇評論，突然決定召見我。但在她過來通知我的時候（我早應該知道，奧里亞娜從不邀請別人，或是客氣地問上一句“咱們見一面好嗎”，而是使用軍事化般的命令口吻），看到了貼在牆上的西點軍校製作的科威特和伊拉克國境內聯軍和敵軍的軍力部署圖。這些圖片是我的朋友，同時也是精通越南問題的學者薩默斯上校送給我的。但由於我對軍事問題極為遲鈍，一直也沒有把這些圖片當回事兒。然而，奧里亞娜在一瞬間便沉迷其中。從此，她每天都會跑過來仔細查看這些圖片，對薩默斯上校的一些觀點進行評論，表揚我寫的書，並索要了一本經我親筆簽署過的書。不過，她很快便把這本書退還回來，並生氣地說：“你覺得那些是贈言嗎？贈予我的文字要更熱情些，熱——情——些！”
為了向我展示怎樣才算是名副其實的贈言（的確，我從不知如何把握贈言的分寸），她拿起一支黑色簽字筆，用美國人稱為Bold的字型，當場在一本叫做《印沙安拉》的書上寫下贈言。“你讀過這本書了嗎？”她低聲問。千萬別對奧里亞娜說謊，那樣做的後果將比把手指塞進絞肉機還嚴重。“還沒。”我趕緊說出實話。她立刻大聲命令道：“拿去好好讀，然後告訴我你的看法。”
對於奧里亞娜而言，讀書卻不評論，就如同從未閱讀；看見卻不記錄，便如同視而不見；學會卻不教授，則如同犯罪。我認真仔細地完善了贈言，又小心翼翼地對語言風格權衡了好幾遍。我還記得貝爾納多·瓦利在1990年7月時發表過對《印沙安拉》的評論。那是一篇非常高超的文章，字裡行間充滿著雙重含義。它讀起來容易得就像識別著撲克牌，文風戲謔——這是為討好那些反對奧里亞娜的人們——另一方面卻假裝做出複雜的文字結構。這篇評論並沒有完全契合小說的情節，而是東一下、西一下地對作品和作者進行調侃。這篇評論甚至沒有使用文學評論的慣常寫法。《印沙安拉》就像是“微型《伊利亞特》”……“整本書都描寫人們天天談論的內容”。這些話，似乎也在說給我們聽，那些人物也是再普通不過的凡人，他們也會輕易地流下眼淚。這部作品是法拉奇從小說創作界消失多年後出版的，“而在這部小說里，法拉奇依然沒有抓住應有的偉大機遇。為什麼還會有如此多的人閱讀這本書，實在令人感到困惑”，“這是一部具有印象派風格的社會新聞作品，創作它的人只是在配合電視中出現的畫面”，“被正統文學所不齒”。
讀了奧里亞娜這位老同事的評論，他那批評的態度便再明顯不過了，看上去《印沙安拉》整本書唯一的亮點就在於它的力量性，正如法拉奇那永耗不竭的精力。在小說的創作過程中，奧里亞娜在自己位於紐約東部的家（她的房子就挨著斯蒂爾的家，在整個義大利新聞史從未有兩位大師居住得如此之近）中擺滿了寫有名字和畫有箭頭的各種紙板，用來演繹小說情節的發展。我始終沒弄明白，這些紙板最終下落何方。
奧里亞娜用自己無窮的力量和精力震撼了所有的人，卻無法獲得正統文學的認可。她的護照蓋滿了來自西貢和德黑蘭的出入境章，她憑藉著採訪記者的狡黠，成功逼迫基辛格和霍梅尼承認了事實真相。然而，她卻始終無法通過所謂正統文學所設定的“邊檢站”。人們忘記了，這個狹隘的世界還曾把普里莫·萊維①的《如果這是一個人》歸納為稀鬆平常的“日記”，把托馬西·迪蘭佩杜薩的《豹》歸納為小品文，並在夸西莫多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仍繼續以各種方式對其加以嘲諷。
奧里亞娜被正統文學界圍困的局面發生轉機是在“9·11事件”之後。“9·11事件”開啟了伊斯蘭主義和民主政治之間嚴重分歧和激烈衝突的大門。西方犯下了嚴重錯誤，將這一矛盾延伸到移民問題，將基地分子和誠實的勞動者混為一談。他們出於恐懼，把原本應加強的文化對話渠道也緊緊地關閉了。
因此，我希望，無論是男性讀者還是女性讀者，都應該認真閱讀這本書，或者認真地再讀一遍，嘗試用心去體會我這位哥倫比亞大學老校友在《印沙安拉》中注入的真實感情。大家應該嘗試著忘記這是一部法拉奇的作品，放下任何偏見和先入為主的態度。這才是真正的閱讀。
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在2009年，我和紐約的朋友們，才真正走進了《印沙安拉》和法拉奇的世界。在用心閱讀後，才真正能夠評價這部作品。應該說，誠實的讀者將會震驚，在放下了對“法拉奇風格”的偏見之後，呈現在他面前的，將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從中能夠窺探到戰爭的本質。作者準確地分析和描述了義大利人的特性——無論是他們由來已久的惡習，還是繼承於更遙遠過去的優秀品質（對事件發展的抉擇便發生在聖誕夜）。作品中充滿智慧、戲謔和玩世不恭，這種結合我只在萊維的《休戰》、費諾利奧的《游擊隊員約翰尼》或蘭佩杜薩的作品中讀到過。
整部小說由語言和結構兩個層次構成。在這兩方面，奧里亞娜都展示出在現實生活中很少（或者是從未）表現過的謙遜。通過這種風格，我們直接體會到她所要表達的最深層次的感情。書中穿插出現身為佛羅倫斯人的法拉奇所鍾情的托斯卡納③方言，與真主黨浴血奮戰的軍事小分隊所使用的法語，還有傘兵那不熟練的英文。各種混雜在一起的方言和外語使得《印沙安拉》這部小說就像是YouTube網站上的短小視頻，每一段都可以獨立成為一個故事。然而，這些無數的片段串聯在一起，則展現出我們生活著的這個時代，毫無保留地展示著這個時代的正面與反面。
在面對恐怖攻擊威脅的時候，法拉奇第一眼看到的是“微笑”。我們還記得，在1983年發生在貝魯特的針對海軍軍營的第一次襲擊現場，就有士兵清楚地看到自殺式襲擊者面帶著微笑，駕駛汽車去完成所謂的使命：“他頭上纏了一根黑色扎頭帶，是真主之子……相當年輕，長有一部絡腮鬍……由於幸福而面帶笑容。”那次慘劇發生後，一名海軍陸戰隊士兵蹲在不幸犧牲的戰友的裝屍袋旁，輕輕地抱著戰友的腦袋，就像《十日談》中的莉莎貝塔·達·麥西納坐在一株羅勒旁，溫柔地將被害情人的腦袋攬入懷中一般。
法拉奇所使用的敘述手法，直到當下才被評論家們所接納，那就是直接描述生命與死亡。法拉奇相信，“社會不可能在脫離或沒有作家的情況下得到進化。革命（善意或惡意的）不可能在脫離或沒有作家的情況下發生。無論好壞，始終都是作家在推動世界和改變世界。所以，寫作是存在的工作中最有意義的工作。是世界上最激動人心、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不要期待被別人評論，不要局限於文字的堆砌，不要接受那些所謂上層人士的虛偽饋贈。不，寫作不需要這些。在這一點上，奧里亞娜和美國作家約翰·契弗的觀點非常一致。事實上，約翰·契弗也一直被主流文學圈所輕視，直到他最終獲得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頒發的國家圖書獎。1982年臨終前，約翰·契弗在日記中寫道：“文學是我們尚存的唯一良知。憑藉它，我們能夠感知那些我們本不可能知道的事物，比如說核武器的巨大威脅。文學是拯救邪惡的希望，它激發和引導人們相愛，將絕望與陰霾一掃而空。或許，只有它才能拯救人類。” 我從未想過要對《印沙安拉》的內容進行概括。它的情節是那樣複雜，我沒有奧里亞娜那樣鋼鐵般的意志，我一定會迷失在那錯綜盤亘的關係迷宮當中。然而讓我感到吃驚的是，維基百科——當今流行的網上百科——居然有一條英文條目，能幫助讀者對《印沙安拉》的故事脈絡進行初步的了解。那是一場西方國家在貝魯特開展的悲劇行動，本意是想為以色列入侵後的黎巴嫩帶來和平，平息當地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血腥屠殺。來自西方的士兵肩負著光榮使命，出發了。然而不久後美國和法國軍營便遭受重創，不得不迅速撤軍。為挽回顏面，無比沮喪的里根總統命令新澤西號戰列艦炮擊了整個海岸線，在海邊留下了無數毫無意義的，網球場面積大小的彈坑。然後，他撤回了所有軍隊。
在1982年和1983年交替之際，你們將會結識《印沙安拉》的主人公安傑洛，會見證戰爭的殘酷，甚至學會一些數學問題，如波爾茨曼①等式和炮手常用的彈道計算方法。還有尼內蒂，一個對義大利士兵產生了愛意的黎巴嫩美女。還有那些被強暴的修女，在隔離區中飽受煎熬的穆斯林。你會認識我們的安焦尼將軍②和義大利情報人員，他們在努力避免義大利軍營遭受如同法國和美國軍營那樣致命的偷襲。故事中還有邪惡、兇殘的恐怖分子拉希德，他手下的小兄弟“萬能鑰匙”——那個手中拿著安傑洛送給尼內蒂的愛情信物的小孩子——最終成為了義大利士兵槍口瞄準的目標。還有貝魯特街頭每天都在上演著的種族衝突的代表比拉勒和加桑，喜歡英國范兒的義大利人，圍著充氣娃娃而欲望大發的新兵，等等。戰爭中有的一切，《印沙安拉》中都有。
奧里亞娜·法拉奇為什麼會如此了解戰爭？因為她對新聞的狂熱，還記得她頭戴鋼盔出現在越南戰場的稻田間嗎？或是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搭乘偵察機親臨戰鬥一線？那時候，她的背囊中放著的是薩默斯上校和我送給她的作戰地圖。面對這樣的奧里亞娜，誰能否定她的權威？直到現在，新聞學院還在把她的作品當做教案。這一點在國外，而不是她所深愛的，同時又怨恨著的祖國更為明顯。法拉奇用她的作品向在貝魯特逝去的生命致敬，“把它獻給那些在這座城市另外的屠殺中和所有那些被稱為永恆之戰的屠殺中被殺死的男人、女人與孩子”。法拉奇對死亡懷有深深的敬畏：“這本小說意味著對他們和對生命的一個愛的行動。”
“真正的士兵，”她寫道，“在說恨戰爭時對自己說了謊。這倒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特別病態或嗜血的人，而是因為——這似乎有點兒自相矛盾——他愛戰爭本身具有的那種活力。由於戰爭的活力、挑戰、冒險、神秘而愛它。”
我們不斷地在用生與死來詮釋戰爭，到此已經足夠了。《印沙安拉》的神秘感和對法拉奇的無法認同感在上個世紀就已經產生了。只是產生了，卻沒有得到解決。只有當你懷著驚慌和欣賞的態度，完整地閱讀完這部作品後，解決方案才會產生。兩個法拉奇的問題在義大利始終沒有被解決，法拉奇所面對的偏見已經深深植入很多人心中，異常強大。她表面上裝作對此亳不在意，卻不斷地深受其苦。她只得將心中的激情轉化成怒吼，向僅有的幾個朋友，比如萬尼·薩爾托里或富里奧·哥倫布發泄一通，然後語氣迅速轉為抱怨：“你都不給打我電話……你讀過……嗎？”奧里亞娜嘗試過以接受晚餐邀請的方式，通過談話鼓勵新生代記者，卻講出“新聞行業就是毒品，你懂嗎？是毒品！你應該去寫書，寫小說！我就是把太多時間浪費在新聞稿上面了。其實，人們只關注你所出版的書籍，書籍！”一類的話。
她在撒謊。法拉奇深愛著自己創作出的每一行字，深愛著自己作為記者的每一天，深愛著每一次採訪，她只是從未明確表達過。她只是想休息一段時間，支撐她度過漫長的歲月。她做到了，《印沙安拉》由此誕生。為了它，奧里亞娜承受了更大的辛勞與痛苦。正如她與癌症做鬥爭時，曾出現在里佐利書店，環視了面前的讀者，然後掀起自己的套衫，露出瘦骨嶙峋的肋骨，說：“好好看著，詹尼，看著我。你看到那道傷痕了嗎？這讓你感到恐怖，對嗎？”她一邊說著，一邊審視著我的反應，“這是在那次科威特油井火災中留下的，而我法拉奇將死於癌症。”奧里亞娜的感情是那樣細膩，卻又時而盛怒。“一隻烏鴉死在我的花園裡了，誰能幫我清理一下？嗯？誰？”這位親身經歷了上千次戰鬥，無所畏懼的戰地記者，站在這隻鳥兒的屍體前顯得很不情願，嘴裡嘟嘟囔囔個不停。
僅僅一個晚上，我就見到了所有狀態下的奧里亞娜。那個晚上，哥倫布——那位成功將義大利文化中心演繹成曼哈頓區心臟的主任——舉辦了一場活動。按照之前的經驗，翁貝托·埃科曾吸引來大批的讀者，蘇珊·桑塔格的追隨者更是擠滿了68大街。那法拉奇呢？五樓和六樓之間的樓梯會有更多的人走過嗎？“你覺得x會有勇氣出現嗎？那Y呢？那傢伙肯定不會來，唉！”然而，所有人都來了，x和Y，以及眾多的讀者沿著派克大街排起了從未見過的長隊。來自紐約的學者們，根本來不及預訂位子，它們便被哄搶一空。奧里亞娜坐在那裡（如果你們看過採訪時的照片，就會知道奧里亞娜習慣坐在比對話者低一些的位置，看起來很隨意，氣場卻強大得像只老虎，隨時準備將對方吞食），時而嚴肅，時而憤怒，時而戲謔，時而安靜，抑或毫不留情地發起質詢。那一刻，她是幸福的。
如今在里佐利出版集團辦公樓里，我再也聽不到來自樓上急促的腳步聲，聽不到法拉奇的叫嚷，和對著電話的吼叫，比如：“誰了解關於DNA的事情？嗯？給我解釋一下……”如果一隻烏鴉死在花園中，就像小說《豹》中那隻叫本迪克的狗那樣，處理它的只有清潔工人。雖然那些曾被奧里亞娜無情解僱的眾多秘書都已經找到了固定工作，她們仍會以“我曾經是法拉奇的秘書”而沾沾自喜。後保守主義學者曾將奧里亞娜樹立為反對的標桿，左派自由主義則將她定義為帕納古里斯的親密戰友、獨裁政權的天敵。一切都毫無意義，逝去後，所有的批評和爭議都會隨之煙消雲散。留下的只有作品，只有書籍！例如《印沙安拉》！好好品讀這部作品吧，不要忘記奧里亞娜，記住所有狀態下的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