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紀晚期的格拉斯哥街頭，如果一位男士不能身穿一件亞麻襯衫，那就是不體面的。經歷過饑荒和戰亂的阿馬蒂亞·森一直銘記著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的這個“體面生活”的例子，後來在劍橋大學的特納講座中，森以《生活水準》為題，詳細闡釋了他個人的思想與斯密“體面生活”論述的關聯。生活水準（the standard of living）這一概念原本不是一個經濟學上的概念，就跟斯密的“體面生活”的概念一樣。但這兩個概念之間具有明顯的繼承性。斯密實際上表明，穿著亞麻襯衫體面出現在公眾面前，是18世紀格拉斯哥人的“生活水準”的衡量標準之一，當然這也是對於什麼是體面生活的具體例證。
近年來，人們對於什麼是“好的生活”，開始有了一些反思，而不是單純拜倒在GDP這樣的抽象數字面前。單純的商品拜物教是斯密也反對的，羅衛東在《情感秩序美德》一書中通過對斯密不斷修改《道德情操論》的分析指出，晚年斯密對其《國富論》中提出的市場經濟被異化而導致美德淪喪痛心不已。尤其是貧富差距拉大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將會使財富增長黯然失色。森的學術思想繼承的是亞里士多德到斯密的古典傳統，對貧富差距和社會公正給予了極大關注，這反映在他一系列對貧窮和平等問題研究的著作中，包括《貧困與饑荒》、《論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等。
總體而言，森認為GNP或GDP一類的數據描繪的增長畫面經不起深究。印度由於其人口數量與中國相當，總是有意無意被中國當成一個參照系來比較。1982年的時候中國人均GNP比印度高出19%，但要讓印度與中國的人均GNP的內在信息一致，1960年的時候必須使印度人均GNP比中國高54%.這當然是胡說八道。對那個時期的GNP估計都表明，兩國處於相似水平。森由此總結到，數字計算的表面精確性只不過產生了混亂的畫卷。生活水準上的成功或失敗是生活狀況的問題，而不是用一個數字去把握相對富裕程度的問題。對於貧富差距及不公正問題的結論是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總結的，首先我們應該以個人自由是不是擴展來衡量經濟成長，其次公正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個人基本能力的拓展。
這本新出的《慣於爭鳴的印度人》，正是森對公正必須依靠基本能力的擴展的思考，而不僅僅是對印度文化的一種簡單描述。森認為，理解和利用印度豐富的爭鳴傳統，對於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對於捍衛其世俗政治，對於消除各種與階級、種姓、性別及社群有關的不平等現象，都是至關重要的。
將印度的爭鳴傳統置於森的整體思想框架，不難發現，爭鳴傳統對於民主制度有深遠影響，而民主可以極大地避免不公正的公共決策，從而也能極力避免對底層窮人的剝奪，例如避免饑荒造成大量窮人的死亡。這對公正平等而言，意義不言而喻。森指出印度的最後一次饑荒發生在1943年，自1947年印度獨立以來，再也沒有出現過某些專制社會、殖民地、一黨制或軍事獨裁國家一再出現的大饑荒。森的總結是：“事實是顯著的：在駭人聽聞的世界饑荒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獨立、民主而又保障新聞自由的國家發生過真正的饑荒。世界之大，概莫能外。”而且在森看來，20世紀的偉大成就中最了不起的是“民主制度”。
從“爭鳴-寬容-民主”的構架可以推導出對社會公正的促進，而這也是經濟發展的目的所在。但沉默卻是公正的大敵。允許爭鳴，而不是迫人沉默，這是邁向公正的第一步。森在《慣於爭鳴的印度人》中提到“阿育王的同情”這一事實，這意味著即使一個人自己的境況很好，也會因為另外一個人受到了傷害而感到難過。這種同情共感也迫使人們進行表達，而不是明哲保身。通過《慣於爭鳴的印度人》一書，森實際上講述的是印度人“寧鳴而生，不默而死”的故事。這對當下中國，不啻於警世恆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