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1942年，沈仕輝被父母送到當時校址設於青城山腳下長生宮（今鶴翔山莊）內的成都私立蔭唐中學二期讀書。1943年報名參軍。經短暫訓練後，同年3月，沈仕輝和同期的另外31名新兵飛赴印度，被分配到遠征軍總指揮部軍務處，先後任文書和監印官。1945年抗戰勝利後，沈仕輝回到家鄉。
人物故事
棄學從軍的愛國青年
沈家在當地算是望族，家中有水田幾十畝，衣食無憂。1942年，沈仕輝被父母送到當時校址設於青城山腳下長生宮（今鶴翔山莊）內的成都私立蔭唐中學二期讀書。大約1943年1月，抗日戰爭進入最緊張的階段，政府號召學生從軍，懷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信念的沈仕輝放棄了學業，報名參軍，成了軍政部教導第二團的一名士兵。在成都訓練了一個多月後，1943年3月，17歲的沈仕輝和同期的另外31名新兵在新津機場乘坐美軍飛機（B29）飛赴印度。進入印度境內時，沈仕輝說：“當時，我們坐在飛機上，聽得到敵人就在地面朝飛機開槍，嗒嗒嗒的聲音，相當恐怖。”
幾個小時後，飛機在印度汀江機場著陸。為了防止日本的細菌，新兵們被要求脫光衣服，全部燒毀，在有消毒液的水池裡洗澡，最後換上美式軍裝。坐了兩天兩夜的輪船和火車，來到印度蘭姆伽。這裡就是中華民國駐印遠征軍總指揮部所在地。
遠征軍的日常生活
對剛走出中學校門的沈仕輝來說，這裡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由於沈仕輝讀過中學，因此被分配到總指揮部軍務處任文書，在軍務處處長、著名將領景雲琛的領導下工作，主要是分管人事檔案，呈遞和傳送信函。比如遠征軍官兵的升遷、調遣、死亡等檔案，各種作戰命令、電報等都由他負責。雖然時隔67年，沈仕輝依然能如數家珍地一口氣背出當時的軍官名字：“我經歷過的總指揮長有三個，分別是美軍五星上將史迪威將軍、薩爾登將軍和慧納將軍，副總指揮長是國民黨少將鄭洞國。總指揮部下設有多個機構，軍法處處長吳化明，新1軍中將軍長孫立人，新6軍中將軍長廖耀湘……當時，遠征軍一共有4萬多人，總指揮部共有官兵100餘人。”
當時的遠征軍完全是美式建制管理。比如獨立步兵第一團就是四建制：四排、四連、四營，而且全美式裝備。裝備不但是當時國軍部隊中最好的，就連日軍也無法比擬。
談到當時的軍營生活，沈仕輝連聲說：“好得很！”
當時像沈仕輝這樣的普通士兵除了由軍隊提供吃住之外，每個月另有70盾軍餉，當時的一盾相當於國內的一個大洋。對沈仕輝來說，這已經是一大筆錢了。為了了解國內抗日戰爭的進展，領到第一個月軍餉後，沈仕輝咬牙花了28盾，買了一個收音機，每天收聽國內新聞。
沈仕輝當時的宿舍是一個單間，有電燈。由於總指揮部處於熱帶雨林，所以天氣熱得要命，電扇是必備品。比起國內的生活簡直是天上地下。每天的一伙食主要是美國提供的各種牛、羊肉罐頭，水果罐頭和紅燒肉罐頭，沈仕輝感覺這裡的生活比殷實的老家還舒服，因為“可以天天吃肉，儘管是罐頭，但是可以敞整”。
沈仕輝到印度的第一周，就去駐營駕校學習，於73期培訓班畢業。到軍務處任文書後，總指揮部專門給他配了一輛專車——美式、三人座，燒汽油的1/4吉普車。因此，沈仕輝自豪地說：“不是吹的話，我的駕齡有點長喔，一晃就67年了。”
由於沈仕輝的任務特殊，“一不小心”呈送和分發的都是重要文書，因此，他的那輛車牌號為“CHPW”的吉普車幾乎成了總指揮部的“一號”車。據說有些時候，總指揮長、副總指揮長的專車都要為他的車“讓道”。現在回憶起來，沈仕輝都認為：“當時那輛吉普車非常好開，那些軍官也沒有架子，車子外出回來後，馬上就有技術工人前來對車子進行檢修，管理得非常規範。”
新德里的“洋盤”生活
沈仕輝說：“在蘭姆伽時，很少外出，只去過一次新德里。”這僅有的一次外出成了他在印度唯一的一次洋盤生活。
一天，總指揮部命令沈仕輝前去印度首都新德里，拜會當時的中國駐印專員公署（類似於今天的領事館）專員沈士華。他坐了兩天火車來到新德里，先到阿爾國際廣播電台找到遠總指揮部翻譯官陸根堯，陸隨即派了一輛小車送他到中國駐印公署，拜見了專員沈士華和武官杜武，代表總指揮部與沈、杜交換了駐印華僑的地位問題。
沈仕輝在新德里待了兩天，住的是英國招待所。沈仕輝回憶道：“第一回那么洋盤，房間裡有電燈、電扇、廣播，單獨的洗澡間……就像現在的星級賓館。而且，賓館裡還有一台黑白電視，供大家收看，我是第一盤看到電視，一直沒有搞懂人是咋個進去的。吃的也相當好，一個人單桌服務，長長的條桌上，擺滿了東西，按你喜歡的東西隨便吃！”吃了很久罐頭的沈仕輝這次終於打了一回“英國牙祭”。
“那個招待所住起硬是安逸！”67年後，沈仕輝依然無法忘卻那兩天的洋盤生活。
總指揮部的監印官
1944年，中華民國駐印遠征軍總指揮部遷往利都。1945年3月，由於出色的工作，沈仕輝由軍務處文書升任代理少校監印官。“這是我一輩子擔任的最大的官，還給我配備了一個彭縣籍的傳令兵跟到我跑。”沈仕輝回憶說。
監印官是個什麼職務？“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有點像以前皇宮裡掌管玉璽的官員，在我們指揮部，就是掌管總指揮部的大印和總指揮長、副總指揮長的私印。”沈仕輝介紹說，“那些處長的印都沒得資格讓我來管。”
沈仕輝當時手中管了三個印，一個是“中華民國駐印遠征軍總指揮部”的四方印，印泥為紅色；另外兩枚印分別是總指揮長“薩爾登”的長方印（後來為“慧納”的私印）、副總指揮長“鄭洞國”的長方印，印泥皆為藍色。沈仕輝說：“舉凡升遷、調令、函件、嘉獎、出發、命令等大小事務，都要在我這裡蓋章才能生效。”
沈仕輝擔任監印官之時，適值“緬北之役”正如火如荼。當年3月，時任總指揮長的慧納將軍簽署了派遣總指揮部炮兵12團第四連參戰“緬北”命令，這是沈仕輝上任幾天來接到的最重要的任務。自己駕車火速送到了前線指揮部。“那天我的車開得好快喔，心頭那個歡喜喔，不擺了！”
1945年3月27日，中國遠征軍孫立人指揮新1軍各師團攻克猛岩，打通中印公路，將日軍全部趕出緬北和滇西，宣告第二次緬甸戰役勝利結束。1945年8月15日12時，正準備吃飯的沈仕輝突然從收音機里聽到了一個振奮人心的訊息：日本無條件投降了！當晚，軍務處處長召集大家共進晚餐，全體人員唱歌、喝酒相慶。沈仕輝不知道喝了多少酒，第二天早晨起來，只見餐廳里威士忌酒瓶甩了一地。
隨後，“中華民國駐印遠征軍總指揮部”更名為“中華民國駐印遠征軍結束辦事處”。工作也變為了安排遠征軍官兵回國。1945年12月，在印度待了近三年的沈仕輝回到了昆明，隨後回家看望父母。他帶著彭縣籍傳令兵小唐、行軍床1張、美國毛毯4床、衣服3套和7000多元金圓券，從昆明搭駐昆管理處的汽車回到了四川，從此再也沒有離開灌縣。他在胥家場過起了比較滋潤的日子，並更名為沈永凡。
1992年12月11日，懷著對戰友的無限思念與眷戀，沈仕輝給李登輝寄去一封信，希望幫助尋找當年在印度並肩作戰的上級和戰友王石風等人。李登輝收信後批示有關部門協助查找，可惜反覆查找沒有結果。1993年3月2日，該部門專門致函家住四川省都江堰市胥家鎮桂花村的沈仕輝，告知其結果。
如今，85歲的沈仕輝老人在家裡頤養天年，每天做些簡單的農活，偶爾打打小麻將，逢場天就騎著腳踏車到處去趕場耍，一年總要參加幾次當年遠征軍戰友們的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