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和表文體
劉勰在評論兩漢魏晉章表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時，對曹植表的特點發表了評論，《章表》：“陳思之表，獨冠群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制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劉勰儘管讚揚了當時孔融的《薦禰衡表》、諸葛亮的《出師表》為“表之英也”（《章表》），但認為首屈一指的仍當推曹植。曹植章表著名的有：《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陳審舉表》《諫伐遼東表》等，其中《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被《文選》錄入。作者介紹
曹植
曹植(192～232)，三國時魏國詩人，文學家。漢族，沛國譙（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字子建，是曹操與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後世將曹植，與其父曹操，其兄曹丕，合稱“三曹”。後人稱“陳王”或“陳思王”。後人因他文學上的造詣而將他與曹操、曹丕合稱為“三曹”，南朝宋文學家謝靈運更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的評價。梵唄泰斗
曹植植還是中國佛教梵唄音樂的創始人。魏太和三年（229年）曹植封東阿王，歷時四載。曹植初登魚山，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明清之際，魚山曾建有吾山書院。《吾山書院記》中寫道：“沿山路攀登，至‘秀野堂’，堂前洗硯池，金鱗游泳，有吐墨狀……北望郁然有靈秀之氣，乃‘羊茂台’。子建祠與墓傍山向西，由台向東，拾級而上，至絕頂，上有柳舒城，是曹植讀書處。”如今，曹植墓前右側有一亭，名為“隋碑亭”，亭內矗立一塊石碑，雜用篆隸、金文和楷書，記述了曹植的生平、祭祀及有關情況。沿墓北側拾級而上，不遠處就見一塊突兀的奇形怪石，狀似臥羊，周有茂密草木，故名“羊茂台”，相傳這就是當年曹植的讀書處；羊茂台上方有一乾涸的石塘，上方的石壁上寫著“洗硯池”，相傳是曹植洗硯的地方；登臨山頂，在山的北側一處比較平坦的石面上，有一處摩崖石刻，鐫刻著“御山”、“左川”、“壽”等幾個楷書大字，傳說是曹植登山所書。 魚山頂西側，有一石壁，上寫“聞梵”兩個朱紅大字，據記載，曹植“嘗游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雅哀惋”、“乃慕其音，寫為梵唄”。“聞梵”處便是相傳曹植當年聞聽梵樂的地方，由此曹植也就成為中華佛樂的創始人。在“聞梵”處的下方，有一石洞，名曰“梵音洞”，據說曹植聽到的梵樂就是從這個山洞中傳出的。曹植聞聽的梵樂後來向東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為此曹植又被譽為日本佛樂的鼻祖，每年，日本宗教界都有大批人士前往魚山參拜曹植墓，並在墓前演奏曹植當年創作的梵樂。前不久，中國佛教協會、山東省佛教協會在魚山山麓隆重舉行了魚山梵唄寺修復奠基儀式。這次修復魚山梵唄寺，預計總投資1億多元，寺院以魚山為中軸線，主體工程有普渡橋、山門殿、鐘鼓樓、天王殿、大雄寶殿、藏經樓、東西方丈室。中軸左右分別建有地藏殿、觀音殿、禪堂、齋堂、僧房以及客房。在魚山東麓還將建設萬佛太殿、舍利寶塔以及梵唄佛樂大廳。在這次修復工程中，還將修建一座高20多米的銅鑄觀音像。魚山梵唄寺俯瞰滾滾黃河，面臨青翠群山，背倚魚山，呈獻給遊人一個“白雲、青山、黃河”的雲水勝景，當人們登臨此處時，自然會想起“才高八斗”的曹子建的不凡氣度。作品背景
《曹植集校注》
本文選自《曹植集校注》卷三。據史載，魏文帝曹丕即位後心存猜忌，排斥諸王，強制兄弟出居藩國，不得往來、通信，不許歸京朝覲。明帝繼位後，這種狀況並無改變。曹植於太和五年 (233)，向明帝進呈此表。本表以稱揚天地之德為始，接下盛讚 “帝唐欽明之德”，頌美“文王翼翼之仁”，闡明皇帝與諸王之間應有的“骨肉之思”及“親親之義”。表中還指出“兄弟永絕”及“禁錮 明時”所造成的極不正常的狀況，表述自己身在藩國、塊然獨處的境況及內心的惆悵和痛苦。太和時期曹植人格特徵
弗洛伊德“三部人格結構”理論認為：“在漫長的童年時期，正在逐漸成長的人依賴自己的父母生活。這段時期在他的‘自我’中留下一種‘沉澱物’，形成一個特殊的媒介，父母的影響便通過這一媒介而得到延伸，我們稱它為‘超我’”。他繼而補充說：“這種父母影響的實際作用當然不僅包括親生父母的個性，而且還包括通過父母流傳下來的家庭的、種族的、民族的傳統以及父母所代表的直接的社會環境的種種要求。同樣，‘超我’在個別發展的過程中，還會接受父母的後繼者和取代者――諸如…在公共生活中受到讚賞的社會理想的典範的影響。” 在曹植人格超我部分的形成過程中，我們無法作心理學上的詳細考察，但若強而為之，則其父母影響中最直接的便是乃父曹操，父母的取代者中則歷史上的聖君賢相至少是他超我人格中的一部分。但無論是何種影響，從弗洛伊德理論中可知超我是人格的最高層次也是最文明的部分，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包括良心和自我理想。曹植的自我理想是建功立業，治平無下，“名垂史冊”，“流惠下民”。在建安時期，尚俠的習性和本我的放縱使超我居於人格中的從屬層面。黃初時期疲於奔命，亦談不上最高需要。太和時期是他一生中的晚期，曹叡對他也略為寬鬆，故其人格中超我層面迴光返照式地湧出，始終居於人格的最主要層面。也正因如此，他此期人格特徵，亦顯得比較單一。
曹植這種超我人格的表現貫穿於上面所述他的儒家思想表現中，然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欲洗刷黃初之時所蒙恥辱。曹丕當政之時，打擊藩王，對植尤甚。即使曹植對其依順有加，然流言謗語始終不輟，故植有“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 （《黃初六年令》）之嘆，其黃初詩文，讀來頗令人泫然悲之。曹植對曹丕忠心一片。不但不被體諒，反而一再遭謗。這種反差使始終有志於獻身國事的曹植心情鬱悶，倍感壓抑。曹丕之死給了他證明自己的機會。曹植也深知這是他證明自己的最後機會，因此不管曹叡是否採納他的建議，他自始至終上書不斷，勸諫不斷。
其二：皇叔的身份和歷經三代的自豪。曹丕去世，年輕的曹叡上台，曹植一變而為皇叔。諸王之中，曹植曾是最受曹操器重的，因此，他深感輔政之任責無旁貸，其表文中亦屢屢告訴曹叡自己是歷經三代之臣。《求自試表》雲“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 。弦外之音即是：我是三朝之臣，完全有資格輔佐年輕的皇帝。其後亦云：“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 亦是長者姿態。曹植言語中流露出的這種自豪感使他能放棄人格中一些較低層面的要求，而盡力使超我部分張揚。
其三：對自己能力的深信不疑。建安時期曹操“兒中最可定大事者”的評語和爭立太子的最有力競爭者身份使得曹植對自己的才能深信不疑。他也因此而恃才傲物，放縱本我。黃初之變故使他不得不斂鋒藏芒，因為他深知曹丕妒忌他的也是才。故而一方面極力歌頌曹丕，稱之為五聖，另一方面則貶低自己“愚駑垢穢，才質疵下”。太和時期，皇侄當世，成功與否，都是他展示才華的最後時期。因此他能大言不慚如“微才弗試” “沒世無聞” ，“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進而又歷數前功：“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 （《求自試表》），對自己的預見也深信不疑“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 。不獨於此，對司馬懿用兵的質疑，對伐遼東、東吳的勸諫都表現出他這種強烈的自信來。曹植的才華是其實現自我理想的基石，而這種堅定的自信則是他實現人格“超我”發揮的保證。
當然，曹植極力張揚人格中“超我”部分的原因或許更多。但原因似乎是次要的，太和時期，我們又看到了一個不計私怨頂天立地的曹植。我們也不能不為他那欲實現平生抱負而鍥而不捨的精神嘆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