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生活中的“民工潮”民工潮的奔涌，是一個跨世紀的壯舉。民工的跨省流動總的看是一巨大的歷史進步，這種勞動力的自發調節和平衡，既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欠發達地區農村的脫貧步伐，也極大地支援了發達地區的經濟建設。當然，民工進城，由於文化的碰撞、生存方式的激變，他們給城鎮帶去活力的同時，也帶去了紛亂和衝突，給城鄉的政治、經濟、文化、人口帶來一系列有待解決的課題。
民工潮方興未艾，經由各種渠道的疏導和管理，民工流動趨向有序，呈現出了“風景這邊獨好”的大好形勢。社會應該為這些勇敢的農民喝彩。
原因
二元社會結構
民工潮民工潮的產生實質根源於長期形成的二元社會結構巨大的利益反差，是我國二元社會結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城鄉對立的必然現象，是農村社會綜合發展滯後的必然結果。“一方面，我國8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農村，20%以下的人口集中在城市；另一方面，由於諸方面原因，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緩慢、收入差、地位低、就業機會少、文化生活貧乏，與城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建國後中國採取了向城市及重工業大幅度傾斜的發展戰略，城鄉利益結構一直大角度向城市傾斜，舉凡商品糧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給、生產資料的供給、醫療保險、就業、教育、住宅等方面無公平而言，市民的福利被保障和改善，而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村人口卻很少被考慮。中國憑籍全新的制度革新和由此形成的組織機制，基本上成功地應付了建國後人口膨脹的嚴峻挑戰，但強有力的體制約束，卻使農村人口遲遲不能分享工業化的利益。
這一體制的運行，在諸多方面是兩套政策：對城市是一套政策，對農村是另一套政策。幾十年下來，逐步固定化，加上有戶籍、身份製作劃分標準，就形成了“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格局。這一社會結構的基本格局和管理制度到現在仍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國家收入政策更加向城市傾斜，城鄉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在擴大；農民比過去承擔了更多的社會管理成本，表現在各種收費名目繁多、層出不窮，農民負擔“越擔越重”。 因此，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城鄉對立社會結構，勢必會導致“民工潮”惡性發展，加劇城鄉對立，促動社會畸形發展。
比較利益的驅動
農業比較利益過低問題已愈演愈烈，由於種種原因，農民負擔減而輕已成痼疾，往往是辛勞一年卻收穫無幾，極大地打擊了廣大農民種糧務農的積極性。於是，撂荒現象屢屢發生，強勞力流失過半。糧食是人們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在完成契約定購任務時，糧弄不僅負擔了公開的農業稅;而且負擔了一種相當於牌市差價的"隱蔽稅"。差價越大，農民失去的利益越多。農產品價格長期低於價值，也是農民負擔過重的一種表現。在價格問題上，工農產品交換中仍然存在著“剪刀差”的問題。城鄉之間，工農之間收入分配不公，剪刀差長期存在，而且近年有重新拉大的趨勢。土地價值跌落，是離鄉背井失去傳統的約束力，與對城市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相對。在傳統社會形態中，土地的價值遠遠超出經濟範圍。而現在都正被一種新的衡量尺度消解著。
與農村非農產業相比，與城市二三產業相比，農業比較利益均偏低。與城市和農村二、三產業相比，農業比較利益一直是低的。由於農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價格彈性不足，產量增加會導致價格以更大的幅度下降，從而使農業出現"增產不能增收"的現象。因此，在農民依靠農業致富面臨著市場有限性和資源有限性的雙重約束下，部分頭腦靈活、敢於冒險的農民率先離開了農村，進入城市或其他地區尋求就業機會，是順理成章的事。
改革開放的拉動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農村進行了經濟改革，促進了一部分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迄今為止，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跳出了固有的傳統模式，有近1.5億勞動力離開"黃土地"，成為非農產業中引人注目的主力軍。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黨經濟政策的重大轉移，我國的農民流動量也急劇增加，這種大規模流動現象的出現，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商品經濟的觀念在農民心目中樹立起來。農民確認經濟發展的條件都是通過商品貨幣實現的，他們不再局限於自然經濟的範圍內，部分農民突破了自然經濟的“小而全”，“大而全”。的思想。
國家政策偏向
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和嚴峻的國際環境，我國選擇了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戰略，傾斜發展資金密集型的重工業，從農村吸走了大量的積累，但又不能為農業勞動力提供相應的就業機會。為了解決農業勞動力提供相應的就業機會。為了解決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矛盾，採取了城鄉分離的政策。由於限制農民的非農化和農村經濟單一經營，致使農業勞動幾乎都滯留在土地上。在農業合作化、公社化期間，由於實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緩和了矛盾，剩餘勞動力以隱蔽形式存在著。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民有了經營自主權，農業的處境有了很大轉變，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就我國的巨觀經濟來說，是嚴重偏向城市的。農民不願再死守在土地上，紛紛投入到城市工業區和沿海開發區。
產業結構調整
我國目前，正處於第二產業超過第一產業、第三產業比重迅速上升的時期，是加快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的階段。一方面造成了越來越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另一方面由於城市化的加快發展也需要農村勞動力。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比重上升。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起了劇烈變化，有近1.5億農村勞動力轉入了非農產業。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發展進入了新階段，特別是通過撤縣建市及城區的擴張，使城市化明顯加快。城市化的加快導致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尤其是勞動力容量大的第三產業得到了長足的進展。農村剩餘勞動力為了獲得期望收益便潮水般湧入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