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湖北的貢院相傳始建於明代洪武年間。初時規模甚小，至明成祖年間加以擴充後自成一區。
湖北省武昌實驗中學所在地設立學府歷史悠久，宋初設縣學，後設州學，明洪武年間始建貢院。據《湖北通志》記載，清順治年間，武昌新府學落成，時湖廣巡撫林天擎所撰武昌府學重修記中感嘆，“餘思惟楚有材，自昔艷羨。”近一百年後，“惟楚有材”書於匾額，懸於武昌貢院牌樓，影響深遠。後貢院毀於太平天國運動，牌樓未能倖免。鹹豐八年，重修貢院與牌樓，曾國藩重題“惟楚有材”匾額。邵學海等多位早年生活於斯的專家證實，1958年，此牌樓因大風傾覆。目前，“惟楚有材”四個大字被刻在武昌實驗中學大門上（見右圖）。
歷史
武昌貢院貢院為湖北湖南“鄉試”唯一場所（亦稱試院）。 “鄉試”每三年一次（農 歷八月十六至十八日三天）在貢院舉行。主考官由朝廷委任，每期“鄉試”應試 者數千人，錄取（中舉）僅三十六名。九月上旬發榜，大主考會同制台舉行鹿鳴 宴，為新科舉人粘花（掛大紅花），鄉試至此結束。在當時，貢院被人們視作飛 黃騰達、光耀門庭、實現“學而優則仕”的聖地。據清代乾隆年編修的《江夏縣誌·貢院圖》記載：貢院坐北朝南，有三座門 樓，系木柵構成，門柱高兩丈多。三座門樓中，第一門題“辟門吁俊” ；第二門 題“文運天開” ；第三門題“朱衣點首” 。據武昌實驗中學校史介紹:1958年前 ，離校門百步之遙的楚材街199號門前，有一座聞名荊楚大地的牌樓。由於年久失 修因大風而傾覆。它是一座高約3.5米、寬約8米的四柱三門雙層飛檐翹角琉璃瓦 的木製牌樓，北面書“惟楚有材”、南面書“辟門吁俊”，為紅底斗大金字。相 傳八個字的書寫者是清朝的曾國藩。 “惟楚有材”出自《左傳》：“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故有“楚材晉用” 之說。湖北學者認為，“惟楚有材”始出武昌。經學者研究發現，“惟楚有材” 最早出自清代湖廣巡撫林天擎的筆記中，時間為順治年間，地點在湖廣治所武昌 ，事由為武昌府學館舍的建設。據《湖北通志》記載：順治十二年（1655年）林 天擎到武昌府學祭孔時，學子們反映武昌府學為鄂省鄉學之冠，但校舍破敗。在 林天擎的支持下，修葺工程於兩年後完成。新府學落成後，林天擎記下兩年前學 子謁見之事，並發出由衷感嘆：“餘思惟楚有材，自者艷羨……”。 現湖南長沙嶽麓書院門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為嘉慶年間（1812年 —1817年）嶽麓書院山長（院長）袁名耀與其明經（貢生的別稱）張中階合撰。 史料記載：一日，袁以“惟楚有材”句囑諸生應對，時明經張中階應對曰“於斯 為盛”。“於斯為盛”語出《論語·泰伯》：“孔子曰：‘才唯，不其然乎？唐 虞之際，於斯為盛。’”上、下聯均出自經典，珠聯璧合。由此看來“惟楚有材 ”一說始出湖北武昌，比長沙嶽麓書院山長袁名耀所出的上聯還早約150年。
為銘刻這段歷史,給湖北教育史正名，1993年武昌實驗中學重新修建了兩座大 門。一座為正門，階梯式，門右大理石牆上鐫刻有校名“湖北武昌實驗中學”， 為毛澤東主席手書。在上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同學張珺在省實驗中 學任教，他寫信給主席，主席授意秘書回了一封鼓勵他安心教師工作的信。“武 昌實驗中學”這幾個字就是毛澤東親自寫在信封上的手跡。 第二座門樓建於老校門處，直通武昌名街——楚材街。該條街原係為兩段： 一段為貢院前街，一段為新街（又名貢院新街）。上世紀40年代定名楚材街，它 南起青龍巷，北抵校門。學校在重新修建第二座仿世界名門大理石門樓時，將著 名書法家陳義經先生相贈的“惟楚有材”、“辟門吁俊”八個大字鐫刻在新門樓 上。從此，“惟楚有材”這一千古名句，又以它獨有的霸氣繼續承載著貢院600年 歷史。 昔日的貢院，如今充滿生氣、洋溢時代精神的學府，憑依著浩瀚長江雄渾磅 礴的氣勢，承襲著千古名樓的歷史血脈，沐浴著改革時代的春風，荊楚名校—— 湖北武昌實驗中學以其厚重的文化積澱和極具前瞻性的創新意識，續寫著新世紀 的五彩華章。
牌樓重建
惟楚有材研討會2006年04月11日，武漢市文史館、政協武昌區委聯合舉辦“惟楚有材”專題座談會，專家一致認為，重修“惟楚有材”貢院牌樓有助於展示楚地人才繁盛歷史，對今天培養、使用、發揮人才有啟迪意義，並推動當地文化、教育、旅遊事業發展。
重建後的牌樓2010年10月，湖北省武昌實驗中學迎來90歲生日。鳳凰山麓，重建的“惟楚有材”木構牌樓，穿越歷史之門，再現這所學校古樸厚重的文化氣息。
這座牌樓的木柱呈黃色，灰瓦飛檐，位於學校大門內數百米處，寬10米、高8.7米，牌樓正面匾額寫有“惟楚有材”四個大字，背面寫著“辟門吁俊”四個大字。牌樓基座上還有校友寫的牌樓賦：“惟楚有材，於斯為盛。彼實中兮，辟門吁俊，鴻鵠紛紛而來翔……”
考證
“惟楚有材”考略
作者: 邵學海 信息來源: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史所
邵學海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430077）
摘要：通常認為“惟楚有材”語出《左傳》，實際並不正確，無論在字意和句子結構上兩不相合，若溯典追故，“雖楚有材”只是“惟楚有材”的前身——後人改其義而用之。
從“雖楚有材”到“惟楚有材”僅易一字，意思與句子結構都發生了變化。那么，這一字之易由誰而始呢？長沙嶽麓書院和武昌貢院都有題寫“惟楚有材”的遺物，“雖楚有材”到“惟楚有材”的演變成了較為複雜的問題。
據考，“惟楚有材”出自清初湖廣巡撫林天擎所撰武昌府學重修記中，將近一百年後，即書於匾額，並懸掛於武昌貢院牌樓。鹹豐三年，貢院毀於太平天國運動，牌樓不能倖免。鹹豐八年，官文、胡林翼重修貢院及牌樓，並請曾國藩重寫了“惟楚有材”。1958年此牌樓因大風而傾覆。
“惟楚有材”影響深遠，嘉慶年間，嶽麓書院山長袁名耀以武昌貢院牌樓的“惟楚有材”為上聯，求得“於斯為盛”下聯，由於嶽麓書院的盛名，“惟楚有材”成為海內名句。
關鍵字：惟楚有材；貢院；學宮；林天擎
“惟楚有材”是表示教育興盛、人才輩出的一種文學語言，人們常常因此想到湖南長沙嶽麓書院山門上“惟楚有材，於斯為盛”楹聯[1]。由於嶽麓書院為人文盛地，今天“惟楚有材”幾成名句。
問題的提出
武昌貢院“惟楚有材，於斯為盛”楹聯撰於嘉慶十七至二十二（1812至1817）年間，時任山長袁名耀出上聯，貢生張中階對下聯。下聯語出《論語·泰伯》：“才難，不期難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通常認為，上聯語出《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雖楚有材，晉實用之”[2]。
“斯”在孔子指時間，在張中階指區位，都是說人才聚集，文字完全借用。
“雖楚有材”之“雖”則有兩義，一表假設或讓步，即“縱然”或“即使”；一通“唯”，即“僅”，表“只有”。聯繫上下文，聲子所謂“雖楚有材”的“雖”即前者，不表“唯”。他以木材為喻，說縱然楚國有人才，卻是晉國實實在在地使用了他們。聲子的話對楚國的時政帶有批評色彩，他接下來說：“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惟楚有材”是說楚地有人才或楚地出人才，褒義是明顯的。
另外，“惟楚有材”是一獨立陳述句，“惟”作為語首助詞引出主語“楚”。而“雖楚有材”只表達了意思的一半，不能單獨使用，還須連線轉折成分構成完整句子。可見，說“惟楚有材”語出《左傳》並不正確，若溯典追故，《左傳》的“雖楚有材”只是它的前身——後人改其義而用之。
從“雖楚有材”到“惟楚有材”僅易一字，意思與句子結構都發生了變化。那么，這一字之易是否始於山長袁名耀？意思的轉換是否從長沙嶽麓書院開始的呢？
無獨有偶，據1948年上海《聯合畫報》登載的照片，湖北武昌曾有一四柱三門的木構牌樓，系清代貢院附屬建築，立於貢院街上（20世紀40年代改為楚材街）。根據影像，攝影者是在某夏日上午，由北向南拍攝的，照片上牌樓匾額題“惟楚有材”。據諸多回憶者謂：南面匾額題“辟門吁俊”[3]。牌樓於1958年（有說1955年）因大風而傾覆，此後不復重建（圖一）。
長沙、武昌兩地都有上題“惟楚有材”的遺物，“惟楚有材”一語始出何時、何地、何人，就成了一個較為複雜的問題。
武昌貢院“惟楚有材”牌樓考
嶽麓書院“惟楚有材”之楹聯的緣起較為清楚，武昌貢院“惟楚有材”之牌樓的歷史尚在雲霧中，除了歷史舊影為證，迄今僅有數種並不確切的說法，主要如下。
一種見《武漢地名志》[4]。說清時每次鄉試，楚地中第者少，落榜者多，於是持不平之議的學子匾書“惟楚有材”，並高懸貢院前以泄其忿。考官不悅，遂出一上聯命對，結果竟被一小販對出，於是考官對楚地人才刮目相看[5]，從此該匾懸於貢院大門。民間傳說不足為證，不過，《武漢地名志》中對“惟楚有材”牌樓的描述卻大體符合歷史照片。可能，作者根據被採訪者的記憶描繪了牌樓的模樣，又羼和了民間故事，兩者一併寫進志書了。
一種見《武昌區教育志》[6]。說武昌貢院坐北朝南，大門系木柵構成，門柱高兩丈余，門楣上自右至左題“惟楚有材”。此說顯然與歷史照片不符，不過，根據文中對貢院的介紹以及對三年一次鄉試程式的描述，說“惟楚有材”書於門楣而非題於牌樓，似確有所本，非虛妄之言。經了解，此材料系調查所獲，被調查者多為高齡人士。可能，回憶者混淆了牌樓與門楣的區別。或者，因年代久遠而誤記了。
另據資料，晚清秀才、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董必武，曾向時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打聽“惟楚有材”牌樓在否，王任重派員調查，反饋信息中有一條是：牌樓上“惟楚有材”系曾國藩丁憂回籍路過武昌時所書[7]。這是一條可資追蹤的線索，它表明：1948年所攝“惟楚有材”牌樓系鹹豐年間的遺物。
曾國藩曾國藩曾兩次丁憂，一次在鹹豐二年（1852）六月，即赴江西任鄉試正考官途中聞母親逝世訊息，遂折往湘鄉。一次在鹹豐七年（1857）二月，即在瑞州軍中聞父親逝世訊息，立刻奏報開缺奔喪回籍。第一次曾國藩丟下江西考官不做了，第二次撇下湘軍水師不顧了，此急迫情形下，曾國藩為武昌貢院留下墨跡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而有可能的是鹹豐八年（1858），曾國藩丁憂未終制即奉詔援浙之時。
武昌貢院於鹹豐三年毀於太平天國運動，鹹豐六年，清軍最終收復武昌，鹹豐八年，湖北總督官文、巡撫胡林翼“檄府州縣紳富捐資重修”，並且“因江夏縣署舊址並買民基建共成一萬一百間”[8]考棚。
鹹豐八年對於湖北的學子來說，是個十分重要的年份，不僅當年要舉行三年一度的鄉試（戊午科），督撫還為增廣中額奏報朝廷。正月十五日，胡林翼上奏，擬請分別為各府州增廣學額，上諭謂：“……自鹹豐八年為始，歲科兩試，一體永遠遵行……”[9]。隨後，官文又為增加湖北鄉試名額上疏。據上諭答覆：“湖北省紳民捐資濟餉，數及百萬，實屬踴躍急公，深堪嘉尚，加恩著照所請，準將湖北省文武鄉試，永遠加廣中額各三名……以昭激勵”，並且，增廣中額從上一屆的乙卯科為始[10]。當時，雖非湖北一地接受了天子的隆恩，但這聖旨仍然令湖北武昌鄉紳“感誦皇恩，異口同聲”。上諭於鹹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送抵武昌。循例推算，上疏或在七月上旬或在六月下旬。
胡林翼同年十一月，胡林翼在洞庭湖邊對僚屬謂鄂事三大憂慮，證明選拔人才確是鹹豐八年湖北重要政務之一。他說可慮者有三，其中第三就是人才：“天下以盜賊為患，而亂天下者不在盜賊，而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今鄂中人才安在？求賢之方略安在？”[11]
可知，鹹豐八年前後，人才以及科舉取仕等問題，一直縈繞在湖北鄉紳與官吏的腦際，他們認識到“國之需才，尤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之則死”[12]的道理。在這歷史背景下，曾國藩來到武昌。
人才與世風、時局的關係形成湖北重視人才的氛圍，可能就是這氛圍的影響，又適逢新貢院、新牌樓落成以及即將舉行的科考盛事，曾國藩應邀寫下“惟楚有材”匾額。此牌樓90年後，即1948年被拍攝下來，又十年傾覆。鹹豐八年重修的貢院牌樓於世剛好一百年。
查曾國藩日記，此說大抵可得證實。鹹豐八年六月二十四二更盡，曾國藩經水路抵達武昌，在武昌停留八天，七月初二正午離開武昌。八天中後五天的日記幾乎都有替人書寫對聯、條幅、扇面、匾額的內容。其中六月二十八日記：“早，寫貢院扁，至午刻畢。寫對數付。申刻，至厲伯符處赴宴，更初歸。作對二付送督撫，寫四付。”七月初一日記：“早，會客三次。飯後寫貢院扁十餘塊，午正畢……”[13]。
貢院匾額、楹聯一般不太可能由一人包乾寫盡，所謂寫“貢院扁十餘塊”或許是反覆書寫的筆誤。但是，所寫匾額是否就是牌樓上的“惟楚有材”呢？目前尚無材料可資遽斷。然而，將牌樓上“惟楚有材”字跡與曾國藩所書《臨江仙詞》比較，兩者的結體與筆意確有諸多仿佛之處。不過，曾氏平生勤寫好書[14]，貢院匾額由他包乾也似無不可，若果真如此，兩天寫的“十餘塊”匾中必有“惟楚有材”一塊，這是由於曾國藩的身份與牌樓的顯要性使然。
曾國藩曾於道光十四年受業於嶽麓書院，有理由說他將嶽麓書院大門的“惟楚有材”移於武昌貢院的牌樓上。由此似可推測，“惟楚有材”即為嶽麓書院山長袁名耀始撰。但是，查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江夏縣誌》卷一所載武昌貢院圖，其明遠樓、至公堂、門樓、牌樓歷歷在目。可知，鹹豐八年官文、胡林翼所立牌樓並非新建，而是依前朝規制重修。乾隆時期的牌樓在鹹豐初年的戰亂中不能倖免[15]，鹹豐八年重修貢院時，這牌樓當然也會加以恢復。重要的是，《江夏縣誌》所附貢院圖，不僅清楚地描繪了武昌貢院的格局以及牌樓的形貌，而且，牌樓上“辟門吁俊”四字清晰可見（圖二），它間接證明乾隆年間“惟楚有材”即彰顯於貢院牌樓上。
如前所述，牌樓的南北兩面分題“辟門吁俊”與“惟楚有材”，這一對應關係，有歷史照片和楚材街老居民的回憶證明：《聯合畫報》的照片再現了面北的“惟楚有材”，牌樓的南面即“辟門吁俊”。《江夏縣誌》貢院圖所描繪的牌樓面南，其上題“辟門吁俊”，據此，牌樓的北面應該題有“惟楚有材”。而如果這一推測成立，袁名耀就不是“惟楚有材”的撰者，嶽麓書院也不是“雖楚有材”到“惟楚有材”的易換之地，曾國藩在武昌只是循舊例重寫了“惟楚有材”四字。
乾隆時期的牌樓建於何時，於方誌無徵，根據明萬曆年《湖廣總志》記載，明代武昌貢院的格局與乾隆年間的大致相仿：“……明遠樓……南百步為龍門樓，乃二門也。門內東西為號舍……四隅皆有高台，置亭其上，以居瞭卒……二門外三十步許，折而東更五十步為大門，扁曰‘天開文運’。門之內中道為坊，一曰‘登雲’，門外之為坊，一曰‘騰蛟起鳳’”[16]。需要指出，《湖廣總志》所描繪的貢院為面南的形貌，“騰蛟起鳳”是牌樓南面匾額上的題字。
由此可知，明代以來武昌貢院大門外就有牌樓，萬曆時南匾題“騰蛟起鳳”，乾隆時題“辟門吁俊”。換一角度說：既然萬曆牌樓南匾非“辟門吁俊”，北匾則未必題“惟楚有材”。據此推算，明萬曆下移，清乾隆上溯的歷史時期里，貢院匾額的題字發生了改變——南以“辟門吁俊”替換了“騰蛟起鳳”；北以“惟楚有材”替換了一未知的內容。
替換牌樓匾額無疑是件大事，它或者因某一重大事件促成，或者因貢院擴建而出新。若因重大事件，明萬曆至清乾隆近兩個世紀裡，莫過於順治六年欽定湖北黃岡劉子壯為殿試之魁以及漢陽熊伯龍得中榜眼一件。這一年是清朝首次開科取仕，第一個狀元和榜眼被湖北人獲得，無上榮耀可能使武昌貢院換上“惟楚有材”匾額。但可能性很小，這推測還缺乏其他材料以供支持，況且明清易祚之際，軍事頻繁，劉子壯奪魁在當時能否獲得全社會的特別關注還有問題，歷經戰亂的明代貢院，“清順治初因之”[17]的狀況可為佐證。另外，清初民族矛盾深重，一批有氣節的漢族知識分子往往隱遁而去，不為清朝統治者所用，而且對劉子壯、熊伯龍一類多持反感和敵視的態度，清初詩人黃岡杜浚對劉子壯就常作嘲諷之辭。首次開科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似乎並不能激起兩湖士人心中“惟楚有材”的感懷，那么，替換匾額題字應發生在貢院擴建的過程中。
查武昌貢院歷史，自清同治八年（1869）上溯至明正統年間的4個多世紀裡，共經歷大小11次建設，乾隆以前則有5次：除去“成化七年重修，萬曆元年……始易瓦”兩次，還有崇禎年間一次，康熙年間兩次。
“崇禎十五年提學高世泰增修”不可能有很大規模，似乎武昌城內的官紳以及秀才們也不可能有好心情去替換貢院牌樓的匾額，因為，頭一年張獻忠攻占襄陽，進而攻應山，逼麻城，克隨州，圍鄖陽，武昌城內人心惶惶。崇禎十五年，李自成揮師南下追擊左良玉，左良玉尋走武昌，縱兵大肆掠奪，“財貨甲於全楚”的漢陽、武昌，“不數日，蕩然矣”。接著，湖北襄陽、夷陵、荊門、荊州、均州又失於李自成之手。明末戰亂使湖北的文教事業遭受極為嚴重的破壞，其程度在全國至深至慘，此時，恐怕不會有人關心貢院牌樓上的匾額。
武昌貢院牌樓換上“惟楚有材”四字，或許在清康熙年間，雖然此時湖北人才狀況落後於江東，但總體來看，清初自道光二百年間，湖北高中一甲計九人，在全國還是居中上游的[18]。況且“康熙三十一年布政使李基和拓基增號，四十二年巡撫劉殿衡借江夏縣學宮地拓號五千餘”[19]，間接表明湖廣赴考人數巨增，原有考棚數已不敷其用，作為社會對人才的一種召喚以及兩湖知識分子對明中葉以來人才輩出的追憶，這時掛上“惟楚有材”匾額也是有可能性的。
上述推測僅勾勒出康熙以後貢院牌樓“惟楚有材”匾額的大致歷史，“惟楚有材”語出何人、何時，並不能因此獲得答案。看來，單循牌樓的線索，“惟楚有材”之肇殊難考證。
“惟楚有材”出自清初湖廣巡撫林天擎的重修府學記中
貢院是拔擢俊秀的場所，學宮是培育人才的地方，同為教育機構，如果由貢院而學宮地擴大視野，尋找“惟楚有材”的出處，可能呈柳暗花明之勢。經查，武昌府學資料中有關於“惟楚有材”的記載。
《湖北通志》載：順治十年（1653）冬，林天擎任湖廣巡撫，一年余（1655），“適有事釋奠，庠生楊如杞等庭見而請曰”：武昌府學是鄂省鄉學之冠，但“茲芃芃荊棘……且明倫之所，欲就傾覆，司鐸者皆僦居民間。”並尖銳地指出：這種狀況“似非新朝文治之盛”。當時鄂西仍為大順軍占據，“軍需浩煩，誠知公帑不給”，但諸生能體諒國家經濟困難，“曷忍以咨”，願盡捐膏火，並請林天擎號召募捐，籌集資金，以修復學宮館舍。林天擎很感動，當即應諾“二百金為鳩工助”，而後“復請於太保祖公，捐俸相若，以及藩臬諸大夫等無不斥貲有差，飭材集匠，凡榱桷朽蠹者以易；瓦石騫穿者以更；丹堊 味者以飾。……簣土尺木，悉由創建。”修葺工程始於順治十二年（1655）秋，落成於十四年（1657）春。
俟新府學落成，林天擎實際已不在湖廣巡撫任上，但“諸生因先期謁余，而請記之”，他作重修府學記，文中回憶了兩年前諸生謁見一事，遂發感嘆：“餘思惟楚有材，自昔艷羨。況我清賓興疊詔，已多聯翩而登為之前茅者矣。後之龍攄鵬奮，何可數量？”[20]這件事在武昌府學的歷史上有深遠的影響，康熙十六年（1677）湖廣學政蔣永修，曾回憶20年前瞻仰林天擎所修新府學時的感受說：“見其風流都雅，詞章鬱勃……足為百邑宗”。道光十五年（1835），此事還見於提學朱蘭的記錄中：“順治國中丞林公益拓其規，嗣是代有修葺”。
清初，振興兩湖教育，開發楚地人才的由衷之願，是地方官吏的共識，非林天擎一人僅有。例如，還是宜興蔣永修，參觀新府學後，亦深懷楚才“龍攄鵬奮，何可數量”之希望，謂：“余意三四十年後，當必有遠如費禕、孟宗、李太和、馮當世，近如郭明龍、吳磊石、賀對揚、熊芝岡者張楚軍也”。但是，將這種共識凝結成“惟楚有材”四字，則系自林天擎。
自林天擎後，呼喚“楚材”成了兩湖地區知識分子的心愿和官吏的職責，其文字屢見於鄉邦文獻。
據雍正《湖廣通志》載巡撫王士俊記重修武昌府學記：“雍正九年冬，余奉命撫楚……乃詢於眾曰：楚才號天下久矣，而學制缺如，可乎？”等到學宮修葺一新，他又說：“慨然想江漢秋陽之遺意，從此楚材輩出，如馮宋科名、張李相業，其上焉者為周程儒術，則教學之道，且將擴前言而大之。”
《再續漢口叢談》載王士俊對武昌府參加鄉試所取成績的評價，可見其重視“楚材”的培養和選拔之事實：“先是王中丞觀風湖北，拔武昌生童至四十四人，因語提學曰：‘惟楚有材，武昌尤其最者矣’”[21]。
“惟楚有材”影響深廣，其觀念沁入楚地士人之心，以至光緒年間武昌有《惟楚有材賦》之美文[22]。
“惟楚有材”是對明季兩湖人才狀況的總結也是中國文化重心南移的表征
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嘆，非一時即興之語。首先，它是歷史的總結，不僅反映了明代以來楚地人才輩出的實際狀況以及士人對這種狀況的高度讚譽，還是宋元以來，中國文化重心南移在文教方面的表征。一如李東陽說：“湖廣大藩，武昌首郡，國家漸涵教育之澤余百斯年，軌文章紱之盛，不待北學於中國，而孔子之道明矣”[23]。王夫之也曾指出明季楚地文教之盛的事實，說：“洪（武）永（樂）以來，學術、節義、事功、文章，皆出荊揚之產”[24]。
明季“楚材甲一時，早播大雅之口”[25]，其溢美之辭不絕於書，如《續漢口叢談》所錄：
“……當時人才甚盛之說，則王元美、朱竹垞氏亦曾言之。其為《吳明卿集序》云：‘楚於德、靖間最多才子，以夢澤為之嚆矢……’”；
“葉向高序雲夢鄒太僕《觀光孚如集》云：‘當世論才必曰楚，京山、齊安、下雉皆翹然者，至近日而雲杜、江夏二三君子，始張楚矣，亦可證也。’”[26]；
“嘉靖朝，吾楚人才最 ，因之發皇盛大，並記載楚故之書，乘之迭出，爭勝一時……”[27]。
其次，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嘆，是清王室治國方略改變的曲折反映。
清前期，順、康、雍、乾諸朝多有釐革時政的志向，開始由武力轉向教化，在容納漢族知識分子和振興文教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清建元前夕，詔封了孔子六十五代孫襲衍聖公和五經博士的官爵；鼎定燕京後，立即恢復科舉制度，並修繕明北監故址，立為太學；順治三年（1646）修葺盛京孔廟；八年（1651）遣官祭祀孔子闕里；九年（1652）清世祖親幸太學祭孔。並且，就在這年頒行《臥碑文》，要求學生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順治十二年（1655），清世祖明確公布了治國宗旨：“自明末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弗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儒術，以開太平”[28]。
第三，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嘆，是對清朝首次殿試湖廣所取優秀成績的表彰。
順治六年（1649），清朝第一次開科取士，湖北黃岡劉子壯中狀元，漢陽熊伯龍中榜眼。八年後，其影響在林天擎那裡並沒消失，作為明代人才狀況的餘緒，林大人站在清朝統治者的立場上，遂有“自昔艷羨”的回顧。
結 語
第一，“惟楚有材”改變於“雖楚有材”，其變換的契機有三：1、明代楚地人才狀況以及中國文化重心南移之趨勢；2、清初的基本國策；3、清首次科舉，楚地即取得優異成績等。林天擎由明入清，見武昌文廟敗象，不免遙想明代兩湖人文盛景，又感念莘莘學子的拳拳之心，遂發感嘆而凝結為“惟楚有材”一語。
既囿於楚地，又限於科舉，說“惟楚有材”語出林氏大體符合歷史實際狀況。19世紀初，雖然袁名耀因出此聯而天下彰名，但“著作權”應歸17世紀中葉的撫台大人林公所有。不過，恰是嶽麓書院的盛名，“惟楚有材”得以傳布天下；
第二，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洇潤，林天擎“惟楚有材”的感嘆逐漸被兩湖知識分子所認同，並成為楚地人才意識的高度歸納，於是，大體在康熙年間題於武昌貢院牌樓，乾隆年因之。鹹豐三年，貢院毀於太平天國運動，牌樓亦不能倖免。鹹豐八年，官文、胡林翼重修貢院及牌樓，並請曾國藩重寫了“惟楚有材”匾額；
第三，不論長沙嶽麓書院的楹聯，還是武昌貢院牌樓的匾額，其“惟楚有材”之“楚”，都指湖廣即兩湖的範圍，今天的湘、鄂均為古代的楚地。再者，“惟楚有材”的“惟”，非唯一的意思，故而不是一種誇飾的語句，有媒體解讀為“唯有楚地出人才”，實是大大的誤會。
附記：本文撰寫過程中，何浩、吳修志倆先生曾提供重要線索，謹致謝意。
原載：《江漢論壇》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