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1979年出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2008年4月4日，29歲的樊鏵在通州的宿舍自殺，發現後已是第四天。主要研究領域有：中國歷史地理、明史等。
韓茂莉:紀念我的學生樊鏵
也許因為我沒有孩子，也許因為我漸漸老去，也許因為我沒有社交的生活，在我心中學生不僅僅是傳道授業的對象，他們真正成為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他們充滿時尚的言語，他們童稚未退的調皮，他們朝氣蓬勃的年華，他們聰明敏銳的思想，讓我感受著青春的光彩與純真的靈魂，我會在無意中模仿他們的語言並加入到自己的辭彙中，會在歡笑中走進無暇的世界。他們告別了少年走進大學，在我們的注視下一天天長大，在我仍然把他們看作孩子的時候，也清楚地感覺到他們的成熟，也許因為我在變老，當他們快樂、高大地站在我周圍的時候，我深深地感覺到心靈的支撐與精神的安全。
死亡並不是悲傷的原因，因為我們都會走向那天，但想到那是一個充滿才華與歡樂的大男孩兒，一切就不同了。
我清楚地記得11年前，課間的桌椅旁，樊鏵和幾個同學在推推鬧鬧，那情景如同跳躍在教室中的中學生。因為這一幕，以後的 11年中，無論有了什麼不高興的事，我從沒責怪過他，他在我心裡永遠是18歲，一個地道的孩子。樊鏵碩士畢業前夕正逢“非典”，對那些需要注意的環節我從沒當心，一天他買來一些口罩和洗手液，鄭重地告訴我：“戴口罩是對別人的尊重！”有了這句話，雖然帶著口罩穿行在空無一人的馬路上，我覺得十分可笑，但還是老老實實堅持著。可是那瓶洗手液卻很少使用，一直到他從香港讀完博士，再次回到我那間小屋，它依然擺放在門口的角落，儘管這幾年搬了幾次辦公室，但它還是被我帶走了，又帶了回來。2002年秋天在樊鏵的堅持下我買了手機，結束了我沒有電話與外界聯絡的歷史，自然是他負責採購，那東西拿來的時候，女生都樂了：“真難看！辦這種事怎么能交給男生呢！”其實挑選東西他很有眼光，只是我認為與外界聯繫太少了，用不著好的，便宜就行。現在想想那可能是傳統的款式，儲存的信息、號碼都不多，2003年他畢業的時候，我讓他幫我刪掉他宿舍的電話，他嚴肅地說：“反正您也沒幾個需要聯絡的人，有的是空間，留著吧！”從那時一直留到現在，當他從香港回來翻看我的新手機，發現那早已幾易主人的宿舍電話號碼依然存在，很是驚奇。知道他走了的那天晚上，我實在不相信這是真的，撥打了我保存的他所有電話，包括宿舍的那個，接電話的仍然是個男生，第一聲真像他，這聲音把我帶回一切往事之中。
樊鏵是1.82米的快樂男孩兒，除了“笑傲江湖”，我幾乎聽不懂他唱的那些節奏很快的粵語歌，因此每次所動的不是歌曲，而是那份青春朝氣。樊鏵也是一個敢作敢為、愛憎分明的正直男孩兒，因為有了他，我避免了許多不該做的事。那年為出版社工作的朋友所請，我寫了一本並不學術的書，出版之日，他認真地說：“以後再不要寫這樣的東西了！”從此一想起他那張嚴肅、認真的臉，我十分清楚應該做什麼。
在北大的時候，幾乎半個學校都是他的朋友，我能見到他的時候不是很多，在香港讀博的日子談話的時間反而多了，除了他來我去的幾次，每隔半月二十天，他會打來一次電話，每次會談一兩個小時，談話中我感到他在長大。他的天資十分高，離開了理科，幾年之間很快成為不錯的歷史學家，他想做的事會和我談談，我的研究計畫也會告訴他。年輕時看過歐陽修一句名言，寫出來的東西不怕先生，卻怕後生笑話，很是不解，有了他和所有的學生，我終於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因為他那正直不阿的性格，我寫的文章從他那裡得到一聲好評，自然十分高興，並每每作為我的研究還不錯的依據。
樊鏵在香港的時候，我告訴他：“很想你，回來吧。”2006年的冬天他回來了，以後的日子裡去新疆、去河南兩次出差都是他陪我去的，本來他就十分懂事，現在更像一個大人，地方上喝酒成習，看到他擋酒且慨然應酒的樣子，儼然已經成為男子漢。我平日很忙，難得逛街，最近的一次逛街還是去年6月，那次依然是他陪我去，對於時尚、品牌，儘管他比我懂得多，但一天下來，他還是忍不住說：“這比野外考察還累！”他最後買的那幾件衣服是我陪他去的，那天是正月十五，他高高興興地說：“五道口一家店裡，有件衣服很好看，幫我看看吧。”後來我見到他一直穿著那身衣服，暗紫色的毛衣帶有淡灰色橫條，帥極了。
我最後見到樊鏵是出事的前五天，那是一個熱鬧場合，雖然他不再像五年前那樣歡快地蹦跳，但笑容依然陽光燦爛，他過來拉著兩位師兄說：“和老師照個像吧。”自從他們畢業，已經很難相聚，那一刻似乎回到從前，系裡一位同事說過：“你手下都是一些小帥哥。”4月3號晚 8點他打來最後一個電話，我們約好在這個周五研究生課上，由他講講研究方法，今天就是那個日子，不同的是上課的人還是我，電話後的幾個小時他跨過了生命之河。
他談起過身體，我後悔我的醫學知識等於零；他也提及孤獨，我更後悔整日忙碌沒有留意這意味著什麼。當從周日到周一的尋找結果傳來的時候，我不知如何表述當時的感覺，難以相信，傷心，更多的是自責。
明天是送樊鏵的日子，我想起陶淵明的《輓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這片蕭殺悲涼原本不應該出現在青春的生命中，“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與他那歡樂的青春更成為巨大的反差，我知道眼淚不能挽回他那青春的生命，但當我面對校園裡一張張青春的笑容，卻無處尋找他的痕跡時，眼淚再也無法忍住。
樊鏵選擇了明媚的春天，他為大家留下了永久的歡笑。
我相信，某一天，在生命之河的對岸，一定能夠找到他。
樊鏵，我永遠的孩子。
懷念文章
花開留影亦飄香
——懷念我的好友樊鏵
艱難的四月終於過去了，五月的初日卻沒有足夠抹去那悲傷記憶的事情發生。樊鏵，我的好友，他那張英俊的面龐，仿佛仍然就在我們面前，樂呵呵地跟我們說，咱們明天出去玩兒吧。他的話很有感染力，我們樂於接受他的安排。但現在我們知道，這情景永遠不會再現了。我們再也不會跟在穿一身名牌的樊鏵的後面，聽他指指這兒，說說那兒了。
樊鏵飄然而去，留下兩位堅強、明理又寬容、慈愛的老人，舉聲哀悼，天不應、地不靈；事實無以挽回，時空不能倒轉。他們的哀痛與悲悔，我們能感同，亦是身受。
在父母眼中，樊鏵是乖孩子，善良、可愛，惹人憐，不討人厭。在同學、朋友的眼中，樊鏵更是雄姿英發，羽扇綸巾，指點英華，縱論古今；他不屑與尸位素餐者為伍，更不願在沉淪中虛度。他的生命流溢著華光，在網際網路中留存，也永遠印在了我們的心裡。
說來奇怪，送走樊鏵已有些日子，但他在我們心中的影子，卻更為明晰了。現在每日，我和曉霞無論遇到什麼場景，總會提到，如果樊鏵在，他會說什麼。我說，樊鏵會如此如此；曉霞說，不對，他會這樣這樣……然後我們先爭執起來了。再然後，我們都會嘆口氣：真是“天妒英才”，樊鏵這等絕頂聰明的人，走得太早了；也走得太不應該了。作為朋友，我們實在不甘心，這樣一位能和我們談得來的朋友去了。
在給他送行的當日，通州起風，氣溫也低，但遠近來給他送行者的數量和他們的哀痛與悲傷說明，樊鏵是以真情尊師待友。他給了我們大家關愛和快樂的時光，他因此獲得了所有朋友的尊重和真心寄託；但現在，我們能給與他的，卻惟有淚水和心中祝福他走好這一微弱、無力的聲音。這不是我們認識他時的心愿，我們也絕不願在那種場合，以那種我們不知道他是否能真正聽到的聲音，表達我們的牽掛。
但，他畢竟走了……
他留給我們的，是飽含了既有惋惜又有期待的懷念……
我們看到的樊鏵，穿名牌，有品味；他一根根地抽菸、一杯杯地喝酒，我們也可理解，但我們不能全懂的，是他怎樣融匯對人生、社會、學術的期望與追求，他又是如何努力地去試圖實現，卻最終累得倒下了。
樊鏵年紀尚輕，喧囂的社會還不能令他從容走過，也沒給他留下充足的時間去思考、應對。他也沒來得及重整旗鼓，迎接走出校園後的種種衝擊。
但樊鏵有很多朋友，他識人斷事，也絕不走眼。他沒有正式的工作經驗，所交好友也均棲身象牙塔，多不諳世事，但他決不是那種因缺乏社會經驗而缺乏人生判斷或社會判斷的人。他對人待事，愛憎分明，絕不牽強應付；他總以一顆寬容的心，寬以待人，嚴於律己。他更不多批評人，多次聽他品評學界人物，感覺絕非信口開河，盲無目的，徒逞口舌之能；他信手拈來述評的前輩學者之研究方法、選題思路，是能被他運用於自己的研究之中，並有借鑑的收益和改進的貢獻的。
其實，他的求學經歷和所受名師之教，已足夠他炫耀、吹噓；他的聰慧和見識，更可令他懈怠、“瀟灑”，但他始終是頭朝上抬，眼朝前看，瞄準的是更高、更遠的目標。他對人生、對學術的目標，遠非常人所能有，亦非庸人所可堪。可以說，如果不是他的人生目標是持定而不容紊亂的、他的執行態度是嚴謹而不容馬虎的、他的理想是高尚而不容褻瀆的，他不會做出令我們都傷心懊悔的選擇。
樊鏵對學術，始終飽含著敬畏，這首先來自他老師的影響。他曾說過，韓老師年紀大了，學問也做得一天比一天好了，卻更為用功了。他提過很多次，韓老師想投稿Science、Nature，整天研究考古報告；無論遇到多不順心的事，一旦坐在書桌前，就什麼都可放下。老師的這種風範，他很佩服。
樊鏵也用極高的讚譽稱贊辛老師，對自己所撰的一篇受到辛老師表揚的論文，更十分在意。他多次說，認識辛老師這么多年，還從沒聽到過對自己論文的讚揚。他堅持聽辛老師在北大的講課，還拉著我去聽課；他循著辛老師的為學路數讀目錄，做版本文獻學的功夫，也告訴我要買哪些書目來讀。我試著這樣理解：他這是在離開香港之後，想再次回到昔日恩師的懷抱，讓自己在人生和學術的道路上，不再離群索居。
樊鏵對人生的期望、對學術的憧憬和追求，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求學經歷給了他很大的影響。早聽說他很看重從牟復禮（F. W. Mote）先生到朱鴻林先生的這條來自普林斯頓漢學研究的脈絡。他第一時間購買了牟公新出的專著，也得以親炙朱先生之教。按照朱先生的說法，在香港這塊地方做學問，得兼顧東、西方學界的動向，還要了解港、澳、台學者的聲音，不容閉門造車。他是朱鴻林教授門下英文最好的一位博士，日文也堪稱優秀。他所撰的博士論文，深入到明代士大夫在行海運事情上的思想與行動之爭，並從中透析當時政治之紛擾，以見明代人在觀念上和行動上對事實的不同理解。從個案分析窺見時代風貌的研究效果，由他近三十萬字的博士論文中，清晰可見。
樊鏵從朱鴻林先生讀書，受其對貢獻社會理想和親身實踐的影響，是他在學術之外所得的另一收穫；這或許是比讀書、作文，更被樊鏵看重的。朱先生課徒甚嚴，一如他進行自己的研究，他也期望學生能有推動傳統學術的實際行動，來改善目前學界的風氣。作為生長在香港，在美國讀書的教授，先生對中國學術的傳承和更新所懷的希望，具同樣分量；他用心教學，嚴謹治學，給了門下每位學生以清晰的言傳和足可以之為鞭策的身教。樊鏵是悟性高、心思細又持定恆的聰明學生，他選擇學術道路並苦心堅守，甘於清貧，自有他融匯各位名師之教的自得與自覺。
到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就職後，看得出，樊鏵很懷念在香港那段生活緊張，卻精神充實、輕鬆的日子。中午午餐，他對通州宿舍附近的牛雜不感興趣，也不喜歡韓國冷麵，對烤肉、烤魚也不感冒，卻拉著我坐了好幾站公車去吃他發現的一家港式茶餐廳，點了豉油青菜，還請我喝了我喜歡的港式奶茶。在香港，他也曾失眠，也為論文發愁，但我見到的他，還是每天喝著下午茶，吃著甜膩膩的鳳梨包。他在Franklin餐廳里，高大、帥氣、時髦，如果不是那口並不標準的廣東話，旁人很難分清是大陸學生還是香港本地人。
入職之初，他並不能很快開展自己想要進行的研究，我也聽說他回到北大也並不輕鬆。當時他說，他的老同學們現在都忙，雖然有時晚上在北大過夜，也不能老是打擾。但從我們一道在北大購書的路上，我跟在樊鏵的後面，看著他輕車熟路地穿過小路，直奔目標，我分明能感覺到他的輕快與自豪；但我也能感覺到他有一分不自然的壓力在。那時我不能懂，如今，我也不全懂。
回想我和樊鏵初識，是在我到香港後的第一次討論課上；了解他，是在這課後的聚餐中；與他熟識，是一次他主動到我宿舍幫我換電腦硬碟的閒聊中，及之後我們的午餐和在中大一起讀書的日子裡。
待回到北京後，我們相約逛過公園、爬過山，在我宿舍周圍和他宿舍周圍的小餐館中都吃過飯。我曾戲言，我搬到團結湖公園附近的四年中，僅有的兩次進園遊覽，就是和樊鏵一道。回想那時他蒼白的面孔和不時淌下的汗水，我當時的不忍和如今的悲痛相比，已不算什麼了。如今，我們相交的時光，永遠定格在了四年半，不會再有分秒的長！
在回憶中慢慢整理我了解的樊鏵，他的生活點滴已不重要，我們的言語往來、結交出行、推杯問盞也可忽略，他最可值得我珍視的，是他對人生、社會的豁達與嚴謹，他對學術的尊重與執著，他在沉靜與活潑中對前進方向和方式的追尋與探索。他始終在與社會上他看不慣的態度、風格抗爭，和學術上不足稱道的人事抗爭。他憑藉的是對學術的敬畏和對社會及社會之人的期望；他的內心越是聖潔，他從日益了解的社會中所受的痛苦就越大。他選擇了迴避。他計畫到湘南山區支教，既是受朱鴻林教授“獻身文教，服務社會”之師訓的影響，也是他遁世的意向。可惜，斯人已去，可在這戰場上征戰的力量，更薄弱了。
如今，任何表示感情的形容詞，已不足以表達我和曉霞對樊鏵的思念。我所希望的，是有更多的如樊鏵一樣，受過良好的家教和高等教育的有志青年，在這個多樣紛繁的社會中，勇敢地面對人生和社會的各種挑戰，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更加堅強地戰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