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楊應彬、鄭黎亞1935年秋，在上海參加“左翼教聯”和山海工學團，任兒重部負責人，193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不滿15歲，被黨組織安排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中共特別支部工作，潛伏十年。
抗日戰爭前，在上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抗戰後奉黨組織派遣進國民黨張發奎部從事戰地宣傳、軍事、統戰及中共地下工作，關鍵時刻截取了蔣介石給張發奎的密令，通過組織電告周恩來、葉劍英，挫敗了蔣介石企圖製造第二次“皖南事件”的陰謀，挽救了抗日東江縱隊2500多名骨幹精英，為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
1944年，畢業於陸軍大學參謀班。
解放戰爭期間，任中共粵桂邊區黨委軍事特派員，粵桂邊縱隊參謀長。
1947年，奉命轉移香港，後任中共粵桂邊縱隊參謀長。
1949年後，歷任廣州軍事管制委員會副秘書長、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省委常委秘書長，廣東省政協副主席、黨組書記。
曾任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全國第七屆、八屆政協委員，廣東省第六、七屆政協委員。
鄧小平與楊應彬握手1993年3月從領導上崗位退下來。
2015年7月13日14時52分，楊應彬同志因病在廣州逝世，享年94歲。
主要事跡
潛伏生涯
楊應彬、鄭黎亞結婚照1937年，中國進入全面抗日戰爭階段，時任淞滬戰場右翼軍總指揮兼第八集團總司令張發奎邀請郭沫若幫助成立“戰地服務隊”，很快聚集了三十多名作家、音樂家、戲劇家等骨幹成員，其中十位是共產黨員身份。1937年10月，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這10位黨員在戰地服務隊內部成立“中共特別支部”，由左洪濤擔任書記，當時剛年滿16周歲的楊應彬是年齡最小的一名成員。
1938年底，張發奎調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戰地服務隊被解散了，特支成員被分散在張部各級要職上，左洪濤等在長官部任秘書；楊應彬與其他六名成員被分在長官部警衛營。
1940年，左洪濤對楊應彬說道：“從長遠地看我們要設法打進國民黨的核心部門。”於是在1940年5月份，經左洪濤的推薦，由張發奎本人保送楊應彬去貴州獨山軍校第四分校17期。
入校半年，楊應彬通過不懈努力，在升學時的技術測試中竟然在23總隊一千多人中名列第一，他還經常搞些文娛活動，與同學們相處融洽。
1940年12月，“外面有人給楊應彬去信，引起學校當局的懷疑”。軍校區隊長王應鍛接收到了上級下達的“秘密槍斃楊應彬”命令。
左洪濤獲悉楊應彬陷入險境以後，告訴張發奎，同時告訴張發奎說楊應彬思想純正，富有才華，在軍校全總隊考了第一名，為四戰區爭了光，希望張發奎能去函嘉獎。
張發奎的信到達軍校後，對楊應彬的審問終於停了下來，“槍決楊應彬的命令”也隨即取消了。
為了消除懷疑，左洪濤與楊應彬、鄭黎亞商量後，決定舉行一場講點排場的結婚儀式，並請張發奎作證婚人，希望他屆時能講話祝賀。
邀請張發奎時，張發奎開口便說：“我要先問你們一個問題，你們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兩個都不是可以結婚，兩個都是也可以結婚，最怕一個是，一個不是，將來一個要做鰥夫或一個要做寡婦。”
楊應彬夫婦沒有想到張發奎會問得這么直接，他們沉著地回答說：“我們跟你這么多年了，是什麼人你最清楚，我們都不是。”張發奎笑著說：“不是就好，不是就好。”
1945年12月3日，張發奎出席並在婚禮上作了講話祝福，這打消了一些人對楊應彬和鄭黎亞身份的懷疑，緩和了楊應彬的危險處境。
絕密情報
楊應彬、鄭黎亞結婚照1946年1月，軍調部派出以中共代表方方、國民黨代表黃偉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組成的軍調部第八執行小組到達廣州進行軍調工作，解決東江縱隊北撤問題。司令部的氣氛又驟然緊張起來。
楊應彬也不敢懈怠，他密切留意司令部的各種動態，空閒時就偷偷記下廣州行營的具體布置情況，以防出什麼意外時能提供一些幫助。
一天，楊應彬在參謀處無意間看到諜報隊的一位姓甄的參謀在與其他人細聲說著什麼，楊應彬側耳細聽，果然聽到國民黨諜報隊的人已化裝成第八小組駐地的工作員，監視方方等人的一舉一動。楊應彬馬上告訴左洪濤這條訊息，希望老左能儘快想辦法通知方方。左洪濤以照顧第八小組人員的生活為由，得到張發奎同意，以行營副官處代理處長的身份見到了方方，左洪濤事先準備了一張寫著“服務人員均是特務，提高警惕！”的紙條，在與方方握手時送了出去，方方會意接下了這個情報。
按照國共雙方的協定，東江縱隊將在深圳大鵬灣附近聚集，隨後北撤到山東煙臺。一切似乎都談妥完畢，剛想鬆一口氣的楊應彬，很快又緊張起來。
楊應彬當時在參謀處作戰科負責分管兵力、駐地等等工作，談判剛剛結束，他突然接收了一份關於兵力調遣、駐地變動的軍事調動命令，楊應彬認真仔細地看看，發現上面有蔣介石下達給張發奎的反革命密令：要求張發奎在我武裝部隊陸續集結之際，“聚而殲之”、“一網打盡”。
楊應彬大為震驚，深感事態嚴重，立即將蔣介石的密令及國民黨的廣州行營軍布局情況告訴了左洪濤和何家槐，商議如何將信息儘快傳遞出去。
但此時第八小組方方等人已離開廣州，特支部成員無法直接與東江縱隊取得聯繫。緊急時刻，左洪濤猛然想到當時香港中共領導的《華商報》總經理薩空了在廣州，急忙找到他，委託薩空了火速趕回香港，把特急情報和國民黨廣州行營布置情況轉告林平。林平隨之告知方方、曾生並電告周恩來、葉劍英。
周恩來、葉劍英獲悉後，一方面動員香港的進步報刊公開揭露蔣介石的陰謀，東江縱隊也根據中共中央的命令做好應對戰鬥的準備。
在我黨我軍有力的反擊下，蔣介石、張發奎停止了偷襲我集結部隊的陰謀計畫，我2500多名抗戰骨幹和家屬安全北撤。第二天上午上班前，左洪濤興高采烈地跑來對楊應彬說：“送到了，送到了。”楊應彬會意一笑，心裡懸著的一顆心終於放了下來。
東江縱隊順利北撤之後，國共和談破裂已成定局，軍統特務開始對全國各地的共產黨員進行瘋狂搜捕，特別支部成員的處境也越來越危險，此時周恩來指示特支成員見機相繼撤退廣州行營，到更需要的地方去開展工作。特支成員隨後相繼撤離。
1946年秋天，左洪濤也離開了張發奎的司令部，整個特別支部就只剩下楊應彬和鄭黎亞兩人。1947年夏天，楊應彬和鄭黎亞最終也撤離廣州。
革命夫妻
楊應彬、鄭黎亞夫婦1938年，楊應彬認識了同在中共南方局領導下的戰地服務隊工作的江蘇省海門縣靈甸鎮人鄭黎亞。潛伏敵營十年期間，楊應彬和鄭黎亞結下深厚的戰鬥情誼。根據他倆約定，直到日本正式簽字投降的次日，兩人才在報上刊登訂婚啟事。
建國初期，楊應彬在葉劍英領導下的廣州軍管會任副秘書長，後歷任省政府辦公廳主任，省委副秘書長、秘書長，省委常委，省政協副主席、黨組書記；鄭黎亞任廣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後，楊應彬和鄭黎亞仍十分關心國家與家鄉的建設和發展，關心貧困山區老百姓的生活和下一代的成長，多次向貧困山區進行捐助，累計捐款10多萬元。
晚年，楊應彬、鄭黎亞夫婦合作出版了《金華集》《東廓吟鞭》等著作。其中，《金華集》記錄了楊應彬入黨後從事革命鬥爭60年的崢嶸歲月，文集中《六十年的戰鬥歷程》一文，由楊應彬口述、鄭黎亞記錄而成。《東廓吟鞭》由鄭黎亞在年屆八十之時，用毛筆一筆一划抄錄楊應彬的主要詩詞作品編錄而成。
主要作品
1935年開始發表作品。196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小先生的遊記》，散文集《嶺南春》，論文集《碎磚集》，詩詞集《東湖詩草》《東山淺唱》《東廓吟鞭》《金華集》(與鄭黎亞合作)、《楊應彬作品選萃》《楊應彬文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