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楊延修（1910年—2017年1月1日），江蘇泰州人，原名楊連生、楊再之；1910年出生，曾就讀於泰州市通揚路國小。他出身貧苦，七歲就從泰州到上海投親；當過小皮匠，英國洋行的茶房；完全靠刻苦自修和拼搏受聘於法商保太保險公司，擔任高級職員。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淞滬抗戰使青年楊延修異常悲憤，懷著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決心，第一批報名參加了戰地救護隊奔赴中日激戰的前線；經過血與火的洗禮他看清了國民黨扼殺抗日力量的黑暗現實，認準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戰的真正領袖。
從此積極投身於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華聯同樂會”等進步團體的抗日救亡運動；1939年，楊延修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上海變成“孤島”後，環境愈益險惡。領導指示楊延修迅速離滬去昆明，擔任廣大華行（中共第三條秘密戰線的絕密機構）昆明分行經理；抗日戰爭結束後回到上海，繼續周鏇於國民黨上層人士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長，1957年因仗義執言，被劃為“右派”分子，經歷了20多年的坎坷與屈辱——在肅反、反右運動中，眼看一些民主人士和工商界同仁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殘酷打擊，楊延修憤而直言、挺身保護，結果，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忍受了20多年的坎坷與屈辱。但無論遭受多少委屈，楊老一直記著周恩來親口對他說的話，“你們的工作既特殊又重要，在白區，你們一個人的作用就能頂上一個師。要當好這個‘資本家’，不要怕人家說東說西，黨需要你們堅守崗位，完成任務。要能為黨忍受一切委屈。”
1979年1月，楊延修恢復了黨籍和政治名譽，被任命為上海市工商聯副主任兼黨組書記，市統戰部黨組成員，市政協副秘書長。
1988年楊延修離休後，繼續在愛建公司任職；1996年，以85歲的高齡又出任董事長，1999年改任董事會顧問，2002年以92歲高齡離職。
人物軼事
皮匠到紅色商人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淞滬抗戰，使青年楊延修異常悲憤，懷著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決心，第一批報名參加了戰地救護隊，奔赴中日激戰的前線。
經過血與火的洗禮，他看清了國民黨扼殺抗日力量的黑暗現實，認準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戰的真正領袖。從此，積極投身於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華聯同樂會”等進步團體的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4月，楊延修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共黨員。
上海變成“孤島”後，環境愈益險惡。領導指示楊延修迅速離滬去昆明，擔任廣大華行(中共第三條秘密戰線的絕密機構)昆明分行經理。
當時昆明是西南重鎮，交通樞紐，連線滇越、滇緬兩條國際貿易通道和戰時補給線。也是東南各省、市去陪都重慶的必經之路，戰略地位突出。因此大批工廠、企業、機關、學校和文化團體都內遷這裡，國民黨的交通運輸管理局也落戶當地。來自四面八方的職業青年匯聚春城，大街小巷到處涌動著抗日的熱情和蓬勃的朝氣。雲南省主席龍云為了攏絡人心，保住地盤，鞏固自己的統治，對民眾的抗日民主活動比較寬容。
楊延修利用這一機會，籌建了“昆明業餘聯誼社”。把愛國抗日、文體活動、福利服務結合起來，吸引了社會各階層的人士。
這一炮打響，不但團結了許多職業青年，又結交了當地黨、政、軍頭面人物和經貿界領袖。像昆明市市長裴存藩、市府秘書長劉志寰、省商會會長嚴燮成、中國銀行昆明分行行長王振芳、航空檢查所所長嚴實、中國航空公司經理劉安平等都熱心參與。幾次大的活動，還請出龍雲親筆題詞，搞得轟轟烈烈，名聲遠揚，為公司在雲南站穩腳跟，發展經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越是順利的時候，楊延修越謹慎。他完全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則，時刻警惕敵人的破壞與搗亂。
1940年7月的一個夜晚，月色慘澹，四處漆黑，警察和特務突然闖進“昆聯社”大肆搜查，揚言有共黨分子的非法活動。由於早有準備，敵人一無所獲，悻悻而歸。訊息傳出，廣大社員群情激憤。
楊延修通過熟人探聽到這是奉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密令所為。他迅速權衡利害，馬上去找本社監事長張軍光，鼓動這個很有背景和活動能力的高級政客，一同去省黨部討個公道。張軍光吃著昆明分行的乾股，又合夥做各種賺錢的生意，一向對楊延修的精明才幹佩服得五體投地。而且也認為市黨部是出於嫉妒在使壞，便拍著胸脯保證：“楊兄，這事有我，一定叫他們好看!”
省黨部書記長隴體要殷勤地接見了楊延修和張軍光，卻避開實質性問題。張軍光毫不客氣地發難，要求澄清事實，追查責任。隴體要還是一再搪塞、敷衍。楊延修察言觀色，看出隴體要很是心虛，便適時點道：“隴公，昆聯社向來遵紀守法，於地方經濟頗有建樹，社員又大多小有名氣，若處置不當，弄出麻煩，您臉上也不好看啊!”話說得不軟不硬，卻切中要害。隴體要早就聽說事態不妙，覺得再僵持下去，更難收場。於是扭頭疾言厲色地聲斥市黨部書記長：“冒失!”“胡鬧!”又滿臉堆笑地說：“請兩位和社裡各董事、監事今天一定光臨冠生園，兄弟設宴為諸位壓驚、賠情!”當晚在席間隴體要聲稱“誤會”，連連道歉。一場由頑固派挑起的政治迫害事件，經楊延修巧妙的鬥爭策略，就此收場。後來隴體要也為昆明分行的業務鞍前馬後，十分賣力，還對楊延修說：“咱們這叫不打不相識嘛!”
憑著多年的經驗和對商機的敏銳感覺，楊延修一到昆明就抓住交通中轉站這個優越條件，大力開展貨物運輸業務，立刻獲得了豐厚的利潤。為了就近辦公，還把公司搬到離火車站不遠的中和街，就在龍雲公館的對面。同時，看準大批內遷的醫學院、醫院、診所對西藥、醫療器械需求旺盛，在雲南各地迅速占領了市場。為了繼續擴大業務、周轉資金，他還想方設法廣泛吸收社會遊資，建立了“中和大藥房”，取得良好的業績。
後來因為戰火蔓延、交通阻隔，運輸業衰落。楊延修就每天關注市場行情，調查研究，及時組織當地短缺的貨源，如玻璃製品、化工原料、五金、紙張等，就像運籌帷幄、指揮若定的大將軍，在瞬息萬變的商場中屢屢取勝，得到了高額回報。張軍光、劉志寰等沾了光的國民黨高官，樂得嘴都合不攏了，對楊延修更加信任和依賴。於是昆明上層社會紛紛流傳：只要跟著楊連生乾，保你財神爺請進門!
為黨能忍受委屈
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楊延修遠離了過去的左派朋友，除了為黨提供經費外，完全以一個殷實商人的面目出現。
恰巧他過去的熟人，救國會領袖之一李公朴也來到昆明，自己開了一家“北門書店”，離楊延修的辦公處不遠。他經常過來找楊延修聊天敘舊，還熱情地邀請昔日好友去家裡吃飯。
楊延修生怕引起特務的注意，壞了黨的大事，可又不好斷然拒絕。苦惱之餘，他令門房見李先生到來便託辭不在；實在躲不過去，也要延擱再三才出來見客，往往是顧左右而言它，非常冷淡。李公朴屢屢碰壁，不知何故，從驚詫、疑惑、轉為憤怒，最後拂袖而去，見到故友便痛斥楊延修：“人一闊臉就變，真是滿身銅臭的商人!”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也對楊延修的行為鄙夷不屑，紛紛憤然離去。
自己的同志不能親近，卻要對敵人笑臉相迎，長期在昆明獨立作戰，與國民黨黨、政、軍、警、特的周鏇中遊刃有餘的楊延修，內心深感苦悶，卻不能向任何人傾述。
1943年秋，他因商務去重慶。突然接到黨的通知，讓他立刻去匯報工作。這個天大的喜訊使楊延修激動萬分。他仔細化妝，換好衣服，對鏡自檢，儼然是一位學富五車的老教授。一切準備停當，他在天黑後去指定的地點等車。半夜時分，終於回到了嚮往已久的“家”——紅岩村。
周恩來還在開會，董必武、鄧穎超接見了楊延修，給了他充分的肯定與鼓勵。不久，周恩來開完會從臥室走出，按了按因睡眠不足而感酸澀的太陽穴，親切地招呼楊延修進辦公室單獨談話。
儘管時間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楊延修對周副主席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藹可親的態度，溫暖有力的握手，特別是富於感染力的講話，仍然記憶猶新。
周恩來說：“你們的工作既特殊又重要，在白區，你們一個人的作用就能頂上一個師。要當好這個‘資本家’，不要怕人家說東說西，黨需要你們堅守崗位，完成任務。為黨要能忍受委屈。”
楊延修聽了心中豁然開朗，更堅定了鬥爭下去的信心和勇氣。後來他再次去紅岩村時，周恩來還特別指示他要做好龍雲的工作。
縱橫捭闔上海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舉國歡慶。長年龜縮在大西南的國民政府準備遷回南京。上海又將成為全國財政金融的中心。
9月初，大後方各公、私單位紛紛復員東下，摩拳擦掌，準備在未來的市場中分一杯羹。因此去上海的機票、船票早被搶購一空。這時，誰早一步踏進上海，誰就能為日後的發展搶占先機。
楊延修肩負著為總公司打前站的重任，也在想方設法擠進第一批回滬的隊伍。已有國民黨軍委會化學防毒處上校參謀頭銜的他，又找到新任上海市衛生局局長俞松筠，搖身一變，成了衛生局的接收專員，名正言順地登上了首航上海的接管包艙。
當時，國內外公司爭奪上海十分激烈，想找一處合適的辦公場所非常困難。楊延修為此焦急萬分，因為這是公司的門面和招牌，既要有氣派，又要地點適中，交通便利，才有助於提高聲譽，擴大經營，謀求發展。
他通過熟人得到一個好訊息：英國老牌的亞細亞石油公司總經理，剛從日本人的集中營放出來，手頭急需現金，準備出租公司的大樓。
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亞細亞大樓地處上海商貿中心的黃金地段“外灘一號”，門面開闊，氣勢雄偉，是財富與權力的象徵，也是多少金融貿易企業夢寐以求的理想辦公地點。楊延修怕夜長夢多，搶先預付定金2000美元，租下大樓一層所有的辦公室，為總公司回遷上海，施展宏圖鋪平了道路。
在外國資本、官商資本浩浩蕩蕩捲土重來，各公司之間明爭暗鬥、花樣百出，商戰已達白熱化程度時，為了紮根上海，開拓進取，總公司迅速調整經營戰略，以國際貿易為中心向周邊輻射，買賣做得風生水起，十分興隆。
1946年春節，楊延修隨身攜帶兩箱金磚，約900餘兩乘飛機抵滬。一轉手在金市賣了個好價錢，剩餘的90兩黃金便全部存入了總經理辦公室。
沒想到當晚小偷用迷香麻倒了值班人員，從沿街的視窗爬入室內，撬開保險柜，竊走了金磚外加兩萬多美元現鈔。
事發後，公司內外十分震驚。楊延修等公司領導一邊採取“內緊外松”的政策，以免引起市面恐慌，造成擠兌風潮，一邊向各分公司緊急調頭寸，補窟窿。正好美國發來一船貨物非常及時，使公司平穩渡過了難關。同時，立即通過當權人物要求警察局迅速破案。後經調查確定，這是上海黑社會所為。雖然追回了部分資金，卻也鬧得滿城風雨。不過新聞報導反而起了宣傳廣大華行的作用，因為那會兒到處銀根緊縮，能儲存這么多黃金、美鈔，又經營大宗黃金生意，經濟實力的雄厚自然可想而知。
接受了這次教訓，楊延修等人開始注意結交上海幫會人物。後來在他任經理的“上海廣大藥房”開張典禮時，青幫頭子黃金榮喜孜孜地早早前來道賀。當時店內貴賓如雲，熱鬧非凡。門前好幾條繁華的街道，都掛滿了“維他命保命丸”、“盤尼西林真靈”等宣傳條幅，甚是轟動。一些想乘機來敲詐勒索的地痞、流氓，見祖師爺坐鎮客廳，談笑風生，都嚇得悄悄溜走。一般黑社會人物也不敢再打他們的主意。
為了進一步發展能有穩固的政治靠山，總公司擬定了與陳果夫合作辦藥廠的計畫，得到周恩來的批准。陳果夫一直對開發中醫中藥很感興趣，還建立了專門的特效藥研究所。而且在四大家族中就數陳氏財力較弱，也希望藉此廣開財源。所以，當廣大華行與之接洽在上海合辦中心製藥廠，並擔任董事長時，他欣然應允。
這位中統頭目在國民黨內是個特立獨行的人物，他一向以公正廉潔自詡，標榜無惡行、不自私，以嚴治黨，所以對付他要使用不同於其他官員的辦法。
為了拉緊關係，楊延修受命到南京去見陳果夫。聽說是廣大華行的副總經理來了，陳果夫破例首先接見了他。這可是前所未有的殊榮，陳果夫的官邸每天門庭若市，求見的人川流不息，等到天黑也見不成亦是常事。
楊延修發現傳言不虛，面前這個特務頭子是個病癆，面色蒼白，形容清癯，手捧一隻小金痰盂，與人說話時還咳嗽不止。於是在談完公事，見對方表示滿意時，就從皮包里拿出早已準備好的藥品，一邊懇切地說：“果公，這是專門從美國寄來的治肺病新藥鏈黴素，請您試用。”還說了些養生保健的話題。
陳果夫年輕時就染上結核，一直未好，十分痛苦。見楊延修不但辦事幹練，而且對自己很是關心，不禁對他產生了好感。在關係更為密切之後，楊延修又陸續送去了進口冰櫃、西洋參等高級補品，頗得陳果夫的歡心。
1947年8月10日，陳果夫帶著醫護人員和隨從，親自到上海為中心藥廠奠基剪彩，成為鬨動一時的新聞。從此，中共三線絕密機關就有了陳果夫這把政治保護傘。
臨險境從容應對
上海資本家接受公私合營然而隨著國民黨戰場的失利，對國統區的政治控制也越來越嚴。樹大招風的廣大華行還是引起了各方敵特的注意。
一天深夜，楊延修得到訊息說警察局要監視、偵察廣大華行。他立即向組織匯報，廣大支部連夜召開了緊急會議，分析情況，商量對策。大家心裡都很緊張，因為如果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後果將不堪構想。最後，他們認為敵人尚未摸清我方底細，沒有掌握有力的證據。因此要馬上了解對方的真實意圖，主動出擊，一定要保住黨的三線機構。
他們迅速通過國民政府和特務系統的上層關係，弄清了密令確係南京內政部發出，懷疑廣大華行私通“共匪”，要各地嚴查。於是，楊延修等人決定分頭行動，各個擊破。首先宴請陳果夫的親信，也是他們早就注意拉攏的“朋友”。讓這些人到處為自己“正名”，把與共黨有染等等統統斥之為“造謠”、“誤會”。再利用敵人貪財如命的心理，請客送禮，終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後來內線同志查到，陳果夫在密令上批示“撤銷此案”，可見他們的工作相當有效。
中統剛剛穩住，軍統又來挑釁。一個大頭目把楊延修“請”去，皮笑肉不笑地出示了國防部要查廣大華行的機密檔案，上面紅彤彤地蓋著官防印章，顯然貨真價實。
楊延修兩手一攤，拿出商人的派頭用無可奈何的語氣說：“老兄，我們生意人是只管賺錢，不問政治的。去東北只是為了大豆出口美國，那可是對本利呀!時局如此艱難，哪樣好做？你叫我們怎么辦!”倒把對方問得一愣一愣的。繼而又大侃“生意經”，弄得特務也不禁怦然心動，竟躍躍欲試地也想入伙大撈一把。
1948年春天，經濟部又要查廣大華行私套外匯，倒賣黃金、美鈔的“不法行為”。其實那會兒幾乎所有的公司都在倒騰美元、金條，這不過是要找岔子的藉口罷了。
為了保護組織和同志，楊延修隻身冒險去與敵人談判。由於他的機警靈活、沉著應戰，最終將兇狠、狡猾的敵人制服。
在長期尖銳複雜的地下鬥爭環境中，楊延修始終堅貞不渝、遇險不驚、從容應變，很好地完成了黨的各項任務，受到黨中央的嘉勉。由於地下黨內部出了叛徒，周恩來指示在第三條秘密戰線工作的同志立即撤退到香港。楊延修接到命令後迅速安排好善後事宜，也轉移到香港。
1949年初，隨著形勢急轉直下，人民解放軍即將推翻蔣家王朝，中央指示楊延修等同志北上學習。楊延修把在公司的紅利、股份，包括他做民孚、民安等公司董事的投資、存款約10萬美金全部交給了黨。懷著終於回家了的歡快心情來到解放區。不久，即受命隨解放大軍一起接管上海。
“你也是中共黨員”
1949年5月26日清晨，楊延修冒著濛濛細雨從丹陽坐火車到上海附近的南翔，然後換乘吉普車開進市內。傍晚，他們住進了黨的聯絡點金門飯店。
第二天一早，雨還在淅瀝淅瀝地下個不停，楊延修走出飯店，只見馬路兩邊都是解放軍指戰員。為了不擾民，他們頂著油布在街上露宿，有的已經渾身濕透。不時有軍車開來，大隊威武的我軍將士，押解一群群灰頭土臉的國民黨俘虜從門前走過。
那時一切都比較混亂，許多外地來的同志從昨夜就沒有吃飯。楊延修趕快讓附近廣大藥房的職工去買早點。這些夥計在兵荒馬亂中見到自己的老闆非常高興，因為楊延修平時經常關心他們，與員工關係很好。一個職員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告訴他：“聽說共產黨要整治有錢人，儂可要小心喔!”
楊延修笑笑，拿起熱氣騰騰的大餅油條招待同志們。又取出一些錢分給藥店的職工，這些飽受通貨膨脹之苦的店員含著熱淚感恩戴德地走了。後來，當他們發現楊經理竟是“共產黨的大官”時，不禁一個個目瞪口呆，半晌才恍然大悟地感嘆：“怪不得他人那么好呢!”
解放初期的上海已經是一座危城，國民黨逃走時劫掠了大批金、銀、物資，使經濟瀕臨崩潰，人民生活非常困難。為了打碎反動派妄想從經濟上摧垮新生人民政權的美夢，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領導下，迅速成立了市工商局，許滌新任局長，楊延修、蔡北華任副局長。重點放在整頓市場、平抑物價、打擊投機資本，清理敵產，重組工商企業，恢復正常生產和經營等方面。
楊延修忙得每天只能在地板上睡幾個小時，有時乾脆通宵不眠。時間太晚大灶的飯沒有了，就只好湊合到第二天。他們在一個月內，組織起50多個國營糧店進駐居民集中的地區。從全國各地調來了大量糧食，充分供應。而且不摻假，不漲價。使上海市民終於放下心來，恢復了正常生活。繼而又陸續成立了交電、百貨、土產、煤業、油脂、醫藥等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國營公司，徹底控制了市場。
為了順利完成任務，上海市委派楊延修召集工商界名人胡厥文、劉鴻生、榮毅仁、劉靖基等開會，商討整頓私營工商業的辦法。本來這些著名的商界大佬對共產黨的經濟政策都抱有疑慮，在市政府會議室里互相探聽訊息。
當身穿軍裝的楊延修出現在門口，並同這些老朋友一一親切地打招呼，並幽默地自我介紹說：“阿拉就是今天會議的主持人，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長”時，好些在抗戰前星期二聚餐會上就同他稱兄道弟的精明商人，見他從西服革履的大老闆，突然變成穿軍裝的共產黨幹部，紛紛又驚又喜地圍攏來說：“老楊，想不到你也是共產黨!”楊延修笑答：“你們要是知道了，還敢跟我做生意嗎？”大家哄堂大笑。於是許多疑慮與不解，便在楊延修的統戰工作中化解掉了。
1949年8月20日，順利地成立了上海工商聯合會籌委會，採取民主協商、同業座談等方式改組了同業公會，推動工商界接受國營經濟領導。後來在推銷公債、勞資協商、民主評稅、團結工商界恢復生產中起了良好的作用。
楊延修由於在穩定市場、保障供給、發展國營企業、改造私人工商業和統戰工作等方面表現突出，被選為上海市第一、二屆政協常委，擔任市第二商業局局長兼黨組書記。
然而楊延修雖然有高超的對敵鬥爭藝術，卻絲毫沒有黨內鬥爭的經驗。他對黨猶如赤子對母親。
1957年，在反右運動和“文革”中，眼看許多民主人士和工商界同仁，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遭到了殘酷打擊。他實在不能理解，憤而直言，立即被打成“右派”，經歷了20多年的坎坷與屈辱。
但是，楊延修從來沒有失去對黨的信心和共產主義理想，始終熱愛黨和人民，表現出堅強的黨性，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
新時期的新使命
1979年1月，楊延修恢復了黨籍和政治名譽，被任命為上海市工商聯副主任兼黨組書記，市統戰部黨組成員，市政協副秘書長，又滿腔熱忱地投入到黨的事業中去。
改革開放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使我國經濟迅速與世界接軌，以便在不太長的時期內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新課題。黨又起用了楊延修這位富有經驗的老兵。
他擔負著做好統戰工作，團結海內外工商巨子，探索建立現代企業新路的重任，與老友劉靖基等老一輩工商界知名人士發起組建了“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擔任副董事長。
這是由海內外1000多人集資創辦的外向型、綜合性的民營企業，完全採取股份制運作。公司成立後抓住市場機遇，不斷引進人才，在房產建築、實業投資、對外經貿、金融信託等方面，一出手就獲得了不俗的業績。
他提出了許多極具創見的發展戰略。很快公司的業務範圍就擴展到服裝、印刷、食品、機械、化工、紡織、五金、儀表、化妝品、汽車配件等數十類。並與德國西門子公司等國外著名企業合作，投資開發新技術產品，不斷加大進出口力度。在數年間就擁有了126家獨資、聯營企業，與87家境外銀行259家分支行建立了代理行關係。1992年總資產即達14.6億元，成為立足上海，面向世界，享譽國內外的新型經濟實體。還被評為全國500家最大的服務性企業之一。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1988年楊延修離休後，繼續在愛建公司任職。1996年，以85歲的高齡又出任董事長，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1999年，楊延修改任董事會顧問，2002年以92歲高齡離職。
人物感言
回顧人生中起起落落，楊延修老人感慨萬千：“我的文化水平低，唯讀到國小四年級，我做過皮匠，當過茶房，也做過其他底層工作。後來地位高了，也不斷地進行補習，到今天文化水平仍然不是太高。我雖已百歲高齡，但還要繼續不斷地學習，努力跟上社會的進步，儘可能在有生之年為黨和國家多做些事。”
淡泊明志是楊老的座右銘：“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為了黨的事業，犧牲的人很多，一時的委屈也總是難免的。在我被錯劃為右派時，報紙上把我正面的東西都變成了反面的。這都是誤會。我心裡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所以我一點都不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