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濤[中共雲南省臨委委員]

人物簡介

杜濤(1901～1929)，蒙自倘甸(今屬箇舊市)人，原名友菊，字陶村，鄉人習稱杜陶，遂改名杜濤。

人物生平

12歲前在倘甸鄉立國小堂就讀。13歲，轉縣城高等國小堂讀書。夜間則到私塾崇正館補習經文，民國5年(1916)秋，杜濤15歲，考入蒙自十三屬聯合中學。

杜濤在中學時，讀古文至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喟然嘆道：“大丈夫生天地間當如是也。”

民國8年(1919)，爆發“五四”運動，杜濤受北京、昆明學生運動的影響，在校中組織蒙自愛國學生會，當選為會長。在進步教師指導下，他帶領二三百名同學上街遊行示威，在四川會館門口集會演講，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還我山東，廢除二十一條約”、“抵制日貨，拒絕在和約上籤字”等口號。組成“日貨調查隊”，宣傳民眾，勸諭商人抵制日貨。時蒙自商會會長楊春暉的義利祥，藏匿日造紅嗶嘰呢82疋，為調查隊查獲並當街燒毀。蒙自道尹何國鈞派軍警鎮壓，十三屬聯合中學師生舉行罷課抗議。直至北洋軍閥政府釋放北京被捕學生，撤銷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職務，拒絕在和約上籤字，十三屬中學師生始複課讀書。

民國9年(1920)冬，杜濤中學畢業，約同學陳紹稷、劉銳良、張仲康等，在蒙自縣城東門內組織“中國青年勞工團”，門頭高懸“勞工神聖”匾額，自籌資金，開設沐浴室、茶室、漿洗房，親自勞動。訂購《新青年》等進步報刊供民眾閱讀。宣傳“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實行耕者有其田”，抨擊貪官污吏，揭露土豪劣紳的罪行和專橫，這一行動引起蒙自當局的注意，視“勞工團”為“亂黨”。雲南省長公署密令蒙自道尹何國鈞查封“勞工團”。適值個碧石鐵路公司招考技術見習員，他應試錄取，擔任了近兩年的見習土木工程技術員。

兩年後，杜濤為尋求革命真理，決計離開公司去外地求學。離家前賦詩言志，詩云：一旦成功舉世驚，十月革命奮人心。馬列主義傳真理，以俄為師步後塵。國已不國家何家，萍蹤浪跡走天涯。一片丹心為革命，誓將頭顱報中華。

民國12年(1923)5月，在親友的資助下，他離開蒙自，先後到上海、南京、北京上補習學校，圖進一步深造，走讀書救國的道路。補習中，他有機會讀到《響導》等革命報刊。在北京補習期間，與雲南籍的共產黨員王德三、張經辰等相識，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雲南學生進步組織革新社(後改稱新滇社)，直接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民國15年(1926)，杜濤考取瀋陽奉天醫科大學，但他已看到在當時的社會中，讀書救國的道路走不通，深感“國勢阽危已堪憂，遍地血腥無自由。救亡圖存伸正義，人民力量何須愁”(杜濤詩)。遂毅然棄學南下，靠上海的親友幫助到廣州，在王德三創辦的政治訓練班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民國16年(1927)初，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擴大雲南黨組織，大力開展各項革命工作的指示，王德三率領杜濤等一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回到雲南，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雲南特委。不久，杜濤被派往蒙自開闢迤南工作。

杜濤根據省特委的指示，充分利用國共合作的有利時機，廣交朋友，協助蒙自縣長肖榮昌組建國民黨蒙自縣臨時執行委員會(左派)。杜濤先任指導員，後任農工部長，發展國民黨黨員，宣傳反帝反封建和國民革命思想，開展工農民眾運動。同時以中學教員的身份在縣城國小開辦公開的學術講習會，組織青年知識分子閱讀中共創辦的刊物《響導》、《先驅》、《新青年》等。宣傳中共主張，啟發他們的革命覺悟，並在先進知識分子中培養、吸收共產黨員。民國16年(1927)4月，他建立了秘密的中共蒙自黨支部，任書記。在他早期發展的黨、團員中，有李國棟、陳德性、尹秉彝、李紹夔、湯兆文等人。與此同時，杜濤利用國民黨縣黨部農工部長的合法身份，積極開展工農運動，深入基層，與工農打成一片，派人到蒙自壩的小東山、倘甸壩各村組建農協會。同月，在倘甸壩開展“借糧濟貧”鬥爭，向地主借糧萬餘斤，幫助六十多戶貧困農民度過夏荒。又在縣城組成雲南省婦女解放協會蒙自分會(會員200餘人)。成立當天，組織民眾在縣城遊行。其後又與其他黨員一道相繼組織蒙自海關工會和碧色寨的裝卸工會、中學學生會，一時間，蒙自城鄉出現了一派蓬蓬勃勃的革命形勢。

民國16年(1927)5月7日，龍雲查封了左派國民黨省黨部、省農民協會，逮捕共產黨人李鑫、王復生、黃麗生等人。6月14日胡若愚發動“六一四”政變，囚禁龍雲，釋放共產黨員李鑫等人，但各縣左派國、趙祚傳民黨縣黨部均被查封，杜濤在蒙自建立的左派國民黨縣黨部也不例外。從此，杜濤的活動由公開轉入地下。7月下旬，蒙自道尹陳鈞以“防匪防盜，保境安民”為旗號，組織迤南民眾保全會，杜濤根據省特支的指示，利用與陳鈞、周子蔭在個碧鐵路公司的舊關係，打入迤南民眾保全會，先後擔任保全司令部副官處副官及政治處宣傳股長等職，以此公開身份往來於城鄉各地，暗中聯絡同志，繼續發展革命勢力。因此，在全省反革命逆流中，蒙自的革命力量反而有所發展，除各地原有的農會得到健全和加強外，又在攀枝花、魏家寨、余家寨、土官村等建立起農協會組織，開展反封建剝削，抗租抗糧和反封建把頭的鬥爭。

民國17年(1928)1月，黑龍潭車站附近小紅寨農協會員高自明的房子毀於火災，在農協會幫助下，重建了新居，但車站鐵路警察指控高自明蓋房砍伐了鐵路上的行道樹，加以拘捕，聲稱要送往開遠警察總局治罪，民眾對此極為憤慨。杜濤得悉，認為這不是鐵路警察與高自明的個人糾紛，而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仗勢欺壓中國人民的典型事例，有血性的中國人絕不能坐視不理，隨即發動小東山等村農民民眾和縣城部分工人、城防團部分團兵及省黨訓班學員共200餘人，荷鋤執鎬，持槍五六十支包圍了黑龍潭車站警察分局，要求釋放高自明。車站警察分局局長見勢不妙，不得不當場釋放高自明。鬥爭的勝利，大長了蒙自各族人民的志氣，使農民民眾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他們敢於鬥爭的勇氣。同時，這場鬥爭也是中共雲南地下黨領導農民武裝鬥爭的初步嘗試，杜濤也從中看到革命鬥爭的方向，曾就此事賦詩道：列強魔爪遍中原，河山破碎徒瓦全。專制獨裁竊權柄，地主豪紳欺小民。工農大眾盡牛馬，深仇私怨氣不平。同心協力鬧革命，誓將推翻舊政權。

事後，蒙自軍政當局探聽到帶頭人是杜濤，於是下令通緝，杜濤從此轉入更隱蔽的地下鬥爭。

鬥爭的勝利，蒙自農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賴更為堅定，踴躍加入農會。蒙自工作發展迅速。2月底，發展黨員50餘人，建立了縣城電燈公司支部(3人)，海關支部(4人)，小東山周圍農村建立了十幾個支部，在蒙自城防司令向文甲軍中也發展了幾個黨員，在倘甸壩建立了3個支部。5月，經小東山村農民介紹，中共黨員黃明俊到查尼皮村以教書為掩護開展工作，不久成立了1個黨支部。以這個支部為支點，又成立了20餘個黨支部，有黨員80餘人，黨的組織東南伸入靖邊(今屏邊)、開化(今文山)、北面延至阿迷(今開遠)境內。

當年夏季，杜濤接替李鑫任迤南區委書記。時龍雲任雲南省政府主席，追隨蔣介石實行清黨反共，白色恐怖籠罩雲南全省。中共雲南臨時省委權衡了全省城鄉形勢，認為迤南地區經杜濤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農村的基礎工作較好；又有滇越鐵路，可隨時與外地取得聯繫，有利於開展革命活動，遂把大批幹部和黨、團員陸續轉移到以蒙自、箇舊為中心的迤南地區。大批幹部來到蒙自，一方面加強了蒙自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也加重了保障他們的安全和安置他們的責任，杜濤對到蒙自工作的幹部作了周密妥善的安排。

10月13日，中共雲南省臨委在蒙自查尼皮村召開中共雲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杜濤參加了會議，當選為省臨委候補委員。根據黨中央“八七”會議精神，省臨委作出了積極發展農村武裝，準備秋收起義的決定，杜濤被委任為阿加依暴動行動委員會書記，直接組織和指揮起義。起義的時間確定在10月31日，先在阿加依村開會動員，以小東山和查尼皮的武裝為骨幹，組織千餘人的革命武裝，第一個打擊目標是欺壓民眾最甚，曾擔任過老寨團首的甘應東，準備在暴動成功後，打出旗號，建立工農紅軍。已繡制好軍旗，並製作了圖印、擬好宣言、文告和口號，但由於事機不密和連日降雨，暴動未能舉行。

民國17年(1928)11月7日，他路經芷村車站，被跟蹤的團兵逮捕。杜濤被捕後，中共雲南地下組織曾想了許多辦法營救，但未能成功。

龍雲抓到杜濤，知道他是地下黨的領導人，想從他口中得到中共雲南地下組織的更多機密，在蒙自經過多次審訊，又從蒙自押送昆明，由龍雲親自審問。他們先以高官厚祿相誘，繼以酷刑相逼，均動搖不了杜濤對革命事業的赤膽忠心。從蒙自到昆明，在龍雲的法庭上，杜濤始終大義凜然，嘻笑怒罵，痛斥敵人。他堅信反動派的統治不會太長久。“殺了一個杜濤，會有千萬個杜濤站起來”。他在獄中寫給親人和同志的信，表達了他為革命心地坦然，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他說：“我已下定決心，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為革命而死，是份內之事”、“若怕死，革命又何能成功”，要同志們不必為他悲傷，要振作精神，革命到底。敵人以酷刑逼供，要他招出“黨羽”，他大義凜然地說：“活動則有，黨羽則無，要殺要砍，聽便!要問口供，一點沒有；為國家、為人民、為革命，黨羽就我一個人，再問幾十次，也只這一點!”龍雲毫無所獲，終於民國18年(1929)5月2日下令殺害杜濤。在赴刑場的路上，杜濤神色自若，向街道兩旁民眾宣傳革命，高呼口號：“打倒大軍閥、大土司龍雲”、“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慷慨就義。犧牲時，年僅2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