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早期經歷
1914年12月，在河北藁城出生
1936年12月加入犧盟會辦的山西太原民訓團，為學員
抗日戰爭時期
1937年任山西平定教導5團指導員
1938年7月任冀西遊擊大隊2大隊政治處主任
1939年10月任太行軍區直屬游擊大隊政委
1940年6月任八路軍第129師新編11旅32團政委
1941年11月任太行軍區第4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
1943年1月任129師386旅13團政委
1944年1月任太行軍區第6軍分區政治部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8月任太行軍區第6軍分區臨時大隊政委。11月任晉冀魯豫軍區第6縱隊18旅政委
1947年12月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6縱隊政治部副主任
1948年5月任中原野戰軍第6縱隊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1949年2月任2野第12軍副政委
建國後
1949年任陸軍第12軍副政委兼重慶警備司令部第1副政委、重慶市總工會主席
1951年3月任志願軍第12軍副政委、政委
1954年5月任陸軍兵團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1956年8月任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第2主任
1958年4月兼軍區黨委常委
1964年3月兼軍區監委書記
1964年8月任瀋陽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黨委常委兼軍區監委書記
1965年5月－1966年12月任瀋陽軍區副政委、黨委常委兼軍區監委書記
1966年9月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
1970年6月－1973年10月任公安部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兼管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3辦公室。中共9、10屆中央委員
1973年10月在北京自殺身亡
人物事件
自殺之謎
李震1938年參加革命，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抗日戰爭初期參加工作而被授予少將軍銜的10人之一。1966年9月3日，李震由瀋陽軍區副政委的任上調公安部任常務副部長，實際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當時謝富治兼任部長。1970年謝富治得癌症治療，李震即任公安部核心小組組長、部革命委員會主任(對外稱部長)。
![李震[解放軍少將]](/img/a/02a/nBnauM3XxATOwkzNwYDM0UTM2UTM1QDN5MjM5ADMwAjMwUzL2AzLwg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李震[解放軍少將]
有關李震將軍的畢業學校1973年10月21日夜，李震吊死在公安部機關大院地下熱力管道溝內。在當時條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時難以查清，北京形勢緊張。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分析案情後，認為 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沒有自殺因素，因此判斷“他殺”的可能性大，委託華國鋒負責破案工作，紀登奎、吳德協助，同時在公安部內進行動員整頓工作。11月11日，正在中央舉辦的“讀書班”學習的祝家耀(十屆中央委員)、楊貴(十屆中央候補委員)被派到公安部工作，任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也參與破案工作。
1974年1月，經偵查人員大量調查研究，解剖屍體化驗，現場痕跡檢驗，以及各種方式的模擬試驗，完全證明李震是自殺而死。
李震為什麼自殺？眾說紛紜，至今各種說法都有。李震的女兒李豆豆，前幾年找了公安部的許多老人，想了解李震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因為什麼自殺的。她也找到了劉復之，劉復之讓她去找華國鋒和汪東興了解情況，他們當年負責這個案子，當時最知情，後來也不知道是什麼結果。
劉復之在接受我們採訪時，也談到李震自殺的原因。
他首先否定了一種當時非常流行的看法——李震自殺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公安部“算舊賬”與反“算舊賬”的矛盾始終無法解決。
公安部“算舊賬”與反“算舊賬”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這得從九一三事件後批林整風運動說起。九一三事件後，公安部在揭批林彪反黨集團的陰謀罪行的同時，多次召開核心小組會議和核心小組擴大會議，聽取幹部民眾對這幾年工作的意見。
在核心小組會上，公安部核心小組副組長、革委會副主任於桑首先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有意見，說：“我今天有意見，以後還是有意見的。”在公安部全體職工大會上，於桑又說：“鐘不敲不響，話不說不明。”動員大家把意見說出來。經過發揚民主，民眾提出的意見主要有：“砸爛公檢法”，下放五七戰校(當年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標新立異的做法，全國都叫五七幹校，唯獨公安部叫五七戰校)，黨的優良傳統被破壞，社會治安方面發案率高，破案率低等。另外，對於“偽黨”一案造成的惡劣影響，向李震、曾威(公安部核心小組副組長、革委會副主任)提了許多意見。
為此，李震對過去的工作做了檢討，並把檢討和部里“批林整風”情況寫成簡報，上報國務院。紀登奎看了簡報後，把李震找去。李震回來在核心小組中傳達了紀登奎的批評：“別的簡報我不看，你公安部長檢討的簡報我不能不看。你們公安部發生了‘算舊賬’的苗頭，帶了一個不好的頭……對各省、市公安廳、局會有影響的。”
實際上，在當時的情況下，任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提法都是不能允許的。這樣，公安部從核心小組到廣大幹部職工中產生了“算舊賬”和反“算舊賬”兩種意見，實際上是怎樣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分歧和爭論。一部分人認為“算舊賬”是於桑、劉復之帶頭引起的，批評他們有“傲氣”、“怨氣”、“不服氣”三氣，而另一部分幹部則不同意紀登奎的批評。
關於“算舊賬”問題的爭論，在很長一段時期成了公安部核心小組中矛盾的焦點，無論中央領導怎樣批評，也無法使問題得到真正解決。遵照周總理指示，應該統一思想，統一思想後寫報告報國務院。但報告拖了很長時間定不了稿，最終流產。
劉復之說，李震比我和於桑都大一歲，社會經驗很豐富。李震自殺，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誰也沒有想到。這也與“文化大革命”“算舊賬”聯繫不上。從中央來看，公安部的爭論是個問題，但不會促成李震自殺。“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家都“左”，這種爭論怎么會造成這樣嚴重的後果呢？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晚上午夜自殺的，我知道這事是22日。而“算舊賬”的爭論發生在1972年11月，中間隔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因此爭論不會促使李震自殺。
劉復之接著說，“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衝擊，直到1971年才從黑龍江“解放”回公安部工作，繼續擔任副部長，同李震接觸不少，總感覺到李震精神很緊張。這和他最終自殺可能有關係。
劉復之就此回憶了兩件事。一件事， 葉劍英有一次請一位高級民主人士吃飯，看電影。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負責人劉傳新派人盯梢，後來這件事不知怎么傳了出去。葉帥辦公室往公安部打電話來問，說葉帥請的客人有什麼問題嗎？把李震弄得很緊張，讓劉復之打電話查問一下，一問是北京市公安局搞錯了，是個誤會。李震帶上劉復之上葉帥家去道歉，去了葉帥家也就待了20多分鐘，葉帥哈哈一笑，說是個誤會，不必介意了。當時規定，坐吉姆車以上的人不能盯梢，“文化大革命”亂了，這規矩也被破壞了。事情過去也就算了，葉帥也沒在意，陰差陽錯下面乾的，但李震依然很緊張。回來的路上，李震對劉復之說，唉呀，要掉腦袋。劉復之說，不至於吧，沒有那么嚴重。另一件事，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每人桌上放了一張紙、一支筆。李震當時不知在想些什麼，信手在白紙上亂塗亂畫。服務人員看到後感到很奇怪，問是怎么回事，又是劉復之給打的圓場，說他神經緊張，沒什麼事。
受牽連遭審查
李震出事以後，公安部立即上報了中央。但在當時條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時又難以查清，北京氣氛緊張。經 毛澤東批准，中央決定採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範。
1973年10月22日當晚，於桑從國務院回來召集核心小組開會，傳達了中央的指示“李震絕大可能是被害”，於桑、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楊俊生(北京衛戍區政委)、楊德中(八三四一部隊政委、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劉傳新等組成破案組，從外地調來幾名法醫，著手破案。
23日晚7時左右，周總理把公安部核心小組全體成員找到國務院會議室，要他們談各自的看法。在這次會上，周總理指定破案組由 華國鋒領導，張其瑞(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參加破案組，同時增加了郭玉峰(中組部部長)、田維新(總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組要同心協力配合破案組工作，主要是部內發動民眾提供線索。
在破李震自殺案的過程中，公安系統有一場鬥爭，有些人認為以於桑、劉復之為首的人要搞復辟，算“文化大革命”的舊賬，把李震殺掉，是要奪權。因此，凡是肯定十七年公安工作成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反對“公安六條”的，都被列為審查對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審查。
於是，很快發生了於桑、劉復之被保護審查的事情。26日下午，郭玉峰、田維新通知，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組全體成員開會。郭玉峰、田維新同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一起前往人民大會堂。進了人民大會堂前廳大門，於桑走在前面。突然，守候在這裡的八三四一部隊的戰士上前一左一右把於桑架走了，隨後劉復之也被架走了。
劉復之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詳細回憶了上述這段親身經歷。
我經歷過很多事情，經歷過多次黨內鬥爭，但要抓自己還是沒有想到。
李震死後，中央指定施義之負責公安部工作。22日我在公安部禮堂東邊的小會議室去看了，李震遺體擺在那裡。有人當時就說是自殺，有人背後說自殺。搞公安的都有經驗，上吊自殺的症狀很明顯，舌頭伸出來了，繩子勒脖子的痕跡中間深，往兩邊逐漸淺下去。我當時的心情很驚訝，也很沉重，根本沒有高興得怎么樣。我與李震關係還是不錯的，1971年從五七戰校回部里與李震共事好幾年。李震對我還是很客氣、很尊重，讓我分管業務，於桑分管警衛和外事，工作上的矛盾不會促使他自殺。
當時中央通知10月26日開會，大家都等著。等到26日晚快12點時通知去開會，從人民大會堂的北大門進去的。進了之後被引導往西拐，而以往他們常往東拐在福建廳開會，我當時心裡感到很奇怪。於桑在前，曾威跟著他。施義之跟著我，後面還有沒有人我已經記不清了。走了沒多遠，大帷幕後走出兩個身材高大的八三四一部隊的戰士，一左一右把於桑架走了。於桑披了一件軍大衣，回頭看了我一眼，連軍大衣都掉下來了。因為離得很近，我還沒緩過神來，自己也被架走了。
我雖然沒想到自己會被抓，但還是有一點精神準備的。對我宣布：“中央決定對你保護審查。”我說“好”。隨後兩個高大的軍人架著我乘小電梯下樓，從西北門走了，到了交通幹校。
關我的房子我推斷關過王恩茂，因為牆上還寫著“打倒王恩茂”。屋裡被子上還插著一根長長的針。我的手錶也還沒有沒收，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很倉促，房子沒有清理好。當時的情況是林彪事件後，“解放”了大批老幹部，很多老幹部都放出來了，院子裡基本都沒人了。
第二天早晨也沒有人做飯，我吃的是紅薯，因為做飯的人也走了。我在那兒關了16個月。
我恢復工作後還念舊，又去關過的地方看了，第一次看還在，以後又去一次時，那地方已被拆掉了。
我出來後給周總理寫了兩封申訴信，施義之等人認為是刁難當時的公安部領導。我說，其實不是，我是按正常的渠道寫的信。可是不久又趕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事情又擱置了。
10月27日公安部召開動員大會，施義之作了動員講話，第一句話就是：“李部長被害了。”他傳達了中央指示，關起門來整頓，停止對外工作聯繫，大家以黨性原則揭發可疑點，追查到底。動員會後，公安部以自報公查的方式查了每個人21日晚的行動，牽扯了很多人。兩個多月的清查，使許多幹部被牽連，受到了傷害。
1974年1月中旬，破案組確定李震是自殺以後，華國鋒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到北京衛戍區開會。華國鋒說：經調查，李震的死與於桑無關，解除對於桑的審查，劉復之不能放，繼續審查。
到了1974年底，在一次破案組會上，吳忠提出應解除對劉復之的審查，隔離久了對他的身體不利。華國鋒表示同意，並具體指示：解除劉復之保護審查後安排回家，不恢復工作。
後來，於桑對華國鋒印象一直很好，他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說，華國鋒這個人很厚道，堅持實事求是，說“一個副部長怎么會把一個部長給殺了呢？不太可能的事”，讓我很快脫離了干係。
至此，這個案子破了，被牽連審查的人絕大部分也被放出來了。但因為種種原因，李震自殺的結論沒有立即公開宣布，甚至有人說什麼“即使不是他殺也是被逼死的”。
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1977年3月，經公安部黨組向中央報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組關於李震自殺的結論。報告稱：據調查，李震因追隨謝富治積極參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在林彪問題敗露後，畏罪自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