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後村的女人們:農村性別權力關係》：許多當代中國人已經感覺不到性別問題的存在，有的人甚至已經在抱怨我們這個社會變得“陰盛陽衰”了。事情果真是這樣嗎？
新聞告訴我們，溺女嬰、拐賣婦女、賣老婆及較高的女性自殺率仍在繼續，特別是在農村地區。當代中國發現的男女不平等有多嚴重？
於是，有了這個調查，有了這本書。
作者簡介
李銀河，1952年生於北京，山西大學歷史系學士，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 李銀河是當代中國最富社會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主要研究領域是婦女社會學、家庭社會學、性別研究、性社會學。她的許多理論對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和中國社會的進步起到了推動性作用。1999年，被《亞洲周刊》評為中國50位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之一。2008年，入選“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社會人物”。
圖書目錄
序言
第1章 村莊概況與調查方法
第2章 作為女兒
1.父母的喜愛
2.營養
3.教育
4.醫療
5.社會勞動
6.家務勞動
7.收入歸屬
8.繼承權
第3章 作為妻子和母親
1.相親和戀愛
2.結婚
3.婚後居處與招贅婚
4.親子關係與婆媳關係
5.與娘家的聯繫
6.性（上）
7.性（下）
8.生育
9.家庭地位
10.外遇與離婚
11.家庭暴力
12.喪偶與改嫁
第4章 作為勞動者
1.活計
2.收入
3.家務勞動分工
4.入黨當幹部
第5章 自我評價與觀念
1.自我排斥
2.自殺問題
3.男女平等的感覺
第6章 性別不平等的起源理論
1.米切爾的四因論
2.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階級論
3.弗雷澤的後現代性別理論
4.威蒂格的社會建構論
5.盧賓的性/性別制度分析
6.分析與結論
參考文獻
文摘
第2章作為女兒
農村女性在孩提時代的生活究竟與男孩有哪些不同？她們作為女兒是否得到與男孩一樣的疼愛？在父母心目中，女兒和兒子的意義和價值是否一樣？女兒能否得到和兒子一樣的營養？在受教育的機會上有什麼不同？在生病後得到充分治療的機會上有無差異？在參加社會生產勞動方面有何不同？在家務勞動方面有何不同？在結婚前收入歸屬方面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在繼承權問題上，兒子和女兒有什麼不同？這是本章將討論的主要內容。
1．父母的喜愛
在後村的婦女中，在從小是否得到父母喜愛這個問題上，答案可以被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明顯的重男輕女，另一類則是男女平等的。其中，除了男權社會男尊女卑這個意識形態的大背景之外，女孩受到輕視的原因還有細微差別；當然，女孩受到父母喜愛的原因也不盡相同。
調查發現，多數女性在童年是沒有得到父母喜愛的，重男輕女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在後村的女人當中，很多人從一出生就不被父母看重、喜歡。有些女孩僅僅因為身體不好就有可能被隨便地拋棄。在傳統中國農村社會中，殺害和遺棄女嬰曾經在不同的地方盛行。福建古田由於嫁女耗資巨大，“不得已，甫生女即溺之”；福清“溺女一事，最為此邑惡習”；進入晚清，“民間溺女之風日熾”；民國《花縣誌》記載，“溺女之風，前數十年顓有所聞”。雖然棄嬰的習俗在北方農村已經不再是普遍的，甚至已經比較罕見，但是在社會的習俗和觀念中，並不會對棄嬰這種事情懷抱太深的負疚感，只會覺得這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而已。村里31歲的農婦深就有險些被扔掉的經歷。她回憶道：
俺家封建，爺爺奶奶光想著要孫子。有了孫女，他們不幫著給看孩子。俺娘懷孕七個月時，坐生產隊上新買的拖拉機去公社拉東西，農村土路不好走，一路顛簸，到家就把俺生了下來。農村早產的孩子很難養活，又是個閨女，家裡人們說嘛（什麼）也不要了。當時是秋後，天涼了，俺娘也說不要了。準備把俺扔出去。俺姥姥捨不得，她用破棉絮把俺包起來，揣到褲兜子裡暖著。過了幾個小時，俺才哭出聲來。俺娘一心疼，就把俺抱過去了。俺姥姥活著的時候光說，俺的命是她撿回來的。
52歲的農婦華從小生活在一個典型的男尊女卑的家庭，也有險些被拋棄的經歷。問到父母是否喜歡她，她悲憤地說：不喜歡！我在家裡是老二，上面一個哥，下面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俺一落生，俺爹就要把俺扔出去．說有一個小子了再養個丫頭，吃十幾年乾飯，將來還是別人家的人。俺娘也不喜歡俺。小時候常挨打。一家人在一個炕上睡覺，家裡被子少，俺哥哥尿了床，每回都是俺挨打——大人埋怨俺沒有及時把他叫醒起來。你說說這叫嘛（什麼）事兒？有法給他們說理兒嗎？！
村里42歲的國小教師英的童年也很典型，那是一種完全被父母忽視的狀態，就連她的死活都不能引起父母的關注。這種童年記憶是很傷人的。她是這樣說的：父母不喜歡我，我小時候差一點掉到水坑淹死，大人也不管。
48歲的農婦守曾經是個精神分裂症患者，雖然已經痊癒，但是童年的記憶十分痛苦，不知她的疾患是否與痛苦的童年經歷有關。令人真正不安的是，這位農婦的童年處境並非特例，許多農民都會像她的父親那樣，把女兒當做“賠錢貨”。問起父母是否喜歡過她，她說：
不喜歡。一點兒也不喜歡。五六歲就得會洗碗、刷鍋、端尿盆。那時候俺爹抽菸卷，把菸葉子搓碎了，用草紙條捲起來，讓俺給卷，卷不好就挨巴掌，說俺是“賠錢的貨”。
獨身一人生活的51歲的寡婦義說：
喜歡？哪能啊，從小就是他們的小丫環、出氣筒叉趕上咱這脾氣不招人待見，還不光挨打啊
不少農村女孩都有過險些被父母送給別人家的經歷。村里42歲的農民企業家榮說起當初自己差點兒被父母送人的事，甚至難過得哭了起來：
父母不喜歡我。我們姐弟七人，我是老六。我兩歲時又有了老七。老大和老七是男孩子，當中五個女兒。我哥哥最受疼愛。父親把五個女兒都想過送人，連線收的人家都找好了。每次都是俺娘哭著攔下來。生病了也不給看，俺們命大，才都活下來了。
女兒有時會被一些赤貧的父母當做財產賣掉。村裡有一個媳婦就是被父親從四川賣到此地的。1993年，村裡的青年森年近30沒有娶上媳婦，花了3000元從四川聘了個媳婦，當時她17歲，被她父親賣到北方來。她父親在森家住了一天，看了看家裡情況，然後就拿著3000元錢走了。兩年後，這位19歲的媳婦生下一個兒子。在孩子3歲時，有一天，她說下地看看棉花去，就騎著腳踏車下地了。當天下午人們在地頭發現了丟掉的腳踏車，這時才發現她已經偷偷跑掉多時了。同時失蹤的還有鄰村的一個和她先後被賣到本地的四川媳婦。森的婆婆只好擔當起照顧孫子的責任。一位母親就這樣拋棄了親生的孩子和共同生活了5年的丈夫，不辭而別，她在被賣的這些年間忍受的痛苦必定遠遠超過別子之痛。她的婆婆在談到媳婦與娘家父母的關係時說：
她在家肯定不受父母待見，要是喜歡，她親爹親娘能把她賣到這裡來嗎？大老遠的，要是一輩子不回去，他們也不心疼！
村裡有史以來第一個幼稚園的創建者青出生於一個只有女兒沒有兒子的家庭，父母出於“絕戶”的痛苦，遷怒於女兒們：
（父母）不喜歡我。俺上面有個姐姐，後來又有一個妹妹，三個丫頭，也算是絕戶吧。父母盼小子盼紅眼，也沒生出來。
除了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會有一些具體的家庭情況使得女孩不受“待見”。家裡女孩多是一些調查對象得不到父母喜愛的原因之一。46歲的農婦菊家裡就是這樣的情況，她說：
父母不喜歡我！我上面有兩個姐姐，俺是老三。臘月初三生的，生下來沒幾天，俺爹就去山東換山藥乾（即紅薯乾），把俺娘兒倆扔在家裡不管。那時是1960年，家裡沒吃的，俺娘也沒奶，差一點兒把俺餓死。經常被打罵，從小到結婚前，沒斷了被打罵。
36歲的農婦亮是個非常老實、以至於被村民認為智商略低於普通人的女人。她把自己不招父母喜愛的原因歸咎於自己長相醜、腦子笨。她在被問到父母對她跟對兄弟一樣不一樣時說不一樣。俺長得醜，又腦子笨，光挨打挨罵的。
有些女性雖然並不覺得父母不喜歡自己，但是從生活細節上還是隱隱可以感覺到父母真正的喜愛還是在男孩子身上。鄉村醫生的女兒俊回憶道：
俺小時候記不清了，記事以來，覺得挺受喜歡。但是俺很小就不和娘一起睡了，俺哥哥比我大，卻一直和娘睡。
村幹部的女兒來也從父母對自己和哥哥態度的微妙差別感受到父母對兒女不同的疼愛程度，她回憶道：（父母）不喜歡我。打罵過。俺爹是黨員，在俺娘村里當幹部。文革的時候挨斗，每回開批鬥會時，家裡都把哥哥鎖到家裡，怕他看見。對我就沒這么上過心。
30歲的農婦燈是從父母日常的言行體會出他們對男孩的偏愛的。她說：
（父母）反正是喜歡男孩。大人喜歡哪個孩子，從大人的一個眼神兒就能看出來。俺哥哥比我大，家裡有吃的，就算平分開，哥哥吃完自己的，就搶我的，大人從來沒管過。要是我搶弟弟的，肯定挨（大人）打罵。
37歲的農婦愛對父母的喜愛感覺遲鈍，但是從他們對弟弟的喜愛，她還是對比出自己缺乏關愛的處境，她說：一般吧，談不上喜歡不喜歡。但是有了弟弟以後父母特別喜歡他。父母打罵我是常有的。
45歲的東是村裡的國小教師，她的父母都是文盲農民，本人是“文革”時期的高中畢業生，曾在娘家村代課教國小，後來訂婚，嫁到婆家村，在這裡還是教國小。她也說父母不喜歡自己：
不喜歡。一樣地說話做事，女孩挨打次數準比男孩多。
許多女孩都有遭受父母打罵的經歷。有的長大結婚後還會被父母打。30歲的農婦鳳說：
小時候常挨打。打得最厲害的一次是9歲時，俺家種了一片黃瓜。晌午熱，俺和哥哥在地里看黃瓜，來了個賣雪糕的。俺和哥哥拿黃瓜換雪糕。那一個中午，用一畦黃瓜（大約有20多斤）換了十多根雪糕，吃了個夠。等俺爸爸來時，把賣雪糕的罵了一頓，讓人家把黃瓜都從箱子倒出來。還把俺和哥哥打了一頓。那天吃雪糕多，肚子著涼了，又挨一頓打，哭得受風了，病了幾天，天天發高燒，輸了幾天液才治好。
序言
這是一個關於當代農村性別權力關係的研究。
許多當代中國人已經感覺不到性別問題的存在，有的人甚至已經在抱怨我們這個社會變得“陰盛陽衰”了。事情果真是這樣嗎？中國不存在性別不平等問題了嗎？婦女的生存狀況究竟如何？她們真的已經在一切方面與男人平等了嗎？如果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依然存在，它在農村是怎樣一種表現形式？這就是本項研究想了解的問題。
我發現，有許多搞婦女研究的人都是抱著這樣一種疑問投入研究的。一位外籍社會學者在她的研究報告中也是這樣提出問題的：“新聞告訴我們，溺女嬰、拐賣婦女、賣老婆及較高的女性自殺率仍在繼續，特別是在農村地區。當代中國發現的男女不平等有多嚴重？中國共產主義的計畫發展體制究竟能改善多少婦女的生活？在其他制度業已失敗的領域它取得成功了嗎？”她們的疑問引起我的共鳴，她們調查的艱苦引起我的同情：她們萬里迢迢跑到中國一個偏僻的小村子，兩眼一摸黑，有時不得不由縣鄉幹部帶領去做田野調查，而由於有幹部在場，村民不得不在一些敏感問題（如計畫生育）上說假話。這樣的困境和這樣的執著大大刺激了我的研究衝動：我們作為半個“圈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