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
李逸民(1904—1982),原名葉書,字有基,乳名怡菁,浙江省龍泉縣天平鄉(今 安仁鎮)李登村人。1921年考入杭州公立法政專門學校,1922年夏,考入上海大學文學系。
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畢業,留校任政治部宣傳幹事,編輯《黃埔日刊》。
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師教導大隊政治指導員。參加過南昌起義。
抗日戰爭時期,
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政治部主任,
中共中央情報部第一局局長,西北公學副校長。
解放戰爭時期,
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第二十六小組代表,
牡丹江省建設廳廳長,
東北人民政府財經計畫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秘書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任公安部隊政治部副主任,軍委直屬政治部主任,解放軍報社總編,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總參謀部政治部顧問。
1955年被授予軍銜。
是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晚年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革命史組副組長,對革命鬥爭史的撰寫、收集、審閱,做了大量工作。
著有《獄中十年》、《李逸民畫選》。
個人軼事
堅定的信念
“勸君莫為青春惜,將見世界滿地紅。”這是李逸民同志在國民黨獄中寫的兩句詩,也是他的人生觀的寫照。
南昌起義失敗後,李逸民同志到上海不久就遭到逮捕。敵人始終弄不清他的身份,最後以軍事犯判處他“無期徒刑”。他帶著一副十五斤重的大腳鐐,先後被關押在上海漕河涇監獄、蘇州軍人監獄和南京中央軍人監獄。
關押期間,李逸民同志都是獄中黨支部委員。當時,獄中的囚犯成份非常複雜,政治犯除多數是共產黨人外,還有國家主義派、托洛茨基派和無政府主義者,也有少數叛徒。對於非黨員的政治犯,李逸民同志除了團吉他們同監獄當局鬥爭外,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性。一次,國家主義派買通監獄當局,把一批政治犯送到病監加以“優待”,李逸民也在其中。這樣,雖然生活上可以得到較好的待遇,但是脫離民眾。逸民和其他同志拒絕了這種“優待”,又回到陰暗的普通牢房,
在獄中,他非常關心我們黨和紅軍的發展。當時,要得到這方面的訊息很難,他得知唯一能送到獄中的英文報紙《密叻氏評論》刊登有這方面的報導,於是他從ABC開始,刻苦地自學英語,不久就能藉助詞典來閱讀了。每當看到一點紅軍的訊息,他都興奮得睡不著覺,並把紅軍所到之處在地圖上做下記號,然後用筆把各點連上,成了獄中自繪的紅軍長征路線圖。為此,他曾受到監獄當局的一頓毒打。
宣傳共產黨
國民黨的監獄是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非人的生活待遇,奪去了一些難友的生命。
為了改善這種非人的待遇,保存革命力量,李逸民和獄中黨支部成員一起,曾經多次組織了罷飯鬥爭。1930年春節前,李逸民等同志在漕河涇監獄組織了一次規模巨大的罷飯鬥爭,監獄當局調來憲兵隊殘酷鎮壓。李逸民同志被吊在柱子上慘遭毒打。
李逸民同志認為,共產黨員只要有機會,就不能放棄宣傳自己的主張,要讓人們知道,我們是無罪的。由於他始終堅持這么做,在獄中爭取到不少看守的同情,並為我們送信、買東西。
1932年,李逸民、張維楨同志等100多個政治犯被解往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關押,按常規,“犯人”只能坐運牲口的鐵皮車。李逸民等同志堅決反對這種人格上的侮辱,並向監獄當局提出坐客車的要求,經過鬥爭,監獄當局不得不答應,但派了大批士兵押送。在上車前,李逸民同志向押送的國民黨士兵曉以大義,宣傳我們是為抗日而坐牢的,希望他們不要虐待“政治犯”。許多士兵聽過他的宣傳後,在車上沒有對“政治犯”橫加迫害。”嚴以律己
十年浩劫中,李逸民同志一共接待了200多起外調人員,但從來不給寫一個假材料。張維楨同志專案的調查人員找李逸民同志,要他證明張是叛徒,李逸民同志發火了:“我說他不是就不是,要我寫假證明辦不到!”
李逸民同志關心他人,而對個人的利益卻置之度外。延安整風中,康生搞所謂“搶救運動”。李逸民因在敵人監獄中生活了十年,康生對他懷疑,專門到陝北公學作了一次報告,不指名點了他,並派了一個人名為幫助工作實為監視他,他的愛人周磊同志也受到審查。李逸民雖然早被選為七大候補代表,卻不能參加七大預備會檔案的學習,當時他苦惱極了,但並未因此患得患失,逸民同志認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隨時接受黨的考驗,如果因為審查自己就消極起來,那就會對黨離心離德,就不能算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最後,黨終於對他在獄中的表現作了正確的結論,他光榮地出席了七大。
解放軍評軍銜時,李逸民任公安部隊政治部副主任,被評為少將。(人民日報 1982.07.29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