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薪留職“找錯”為業
今年71歲的李延良，曾是常州飛天齒輪廠的工程師，做起事來特別嚴謹。上世紀70年代初，李延良在辦公室里看雜誌，發現一些文章有錯別字，覺得這樣對讀者特別不尊重，立即寫信給雜誌社，指出錯處並要求對方改正。雜誌社很快回了信並認錯，李延良感到特別滿足。從此，他看書時就格外留心，只要發現錯字或語句有問題，必定寫信給出版社或作者，雖然有人並不把他的信當回事，但他仍樂此不疲。
1989年，李延良瞞著家人停薪留職，辦起了一家“文字標準化諮詢部”。“社會上的各種通告、單位里的廠規守則，只要有文字的地方就可能有錯字病句出現，我把這些錯誤找出來後向對方收取勘誤費，不僅自己賺了錢，還能淨化文字，這個職業肯定有前途！”李延良對記者說，他當時對諮詢部的前景非常看好。
李延良開始騎著腳踏車滿常州市里鑽，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工廠、公司和機關，只要這些地方出現了錯別字或病句，他就去找單位的領導，除了逼著他們把錯誤改過來，還要向對方收取校對費。結果卻是，領導們頂多請他吃頓飯，要不就愛理不理，一分都不肯給。因此，李延良的諮詢部搞了3年，勘誤收入幾乎為零，他的日常生活基本靠借錢來維持。
單騎萬里“純潔文字”
李延良說，為了自己的“找茬”事業，這些年來他費盡了心思，不僅搞過四次“文字質量萬里行”，還打過三次官司。
1991年4月，李延良做了個4米長的橫幅，上面貼滿了一些書籍雜誌出現的錯別字和病句，他身掛寫有“純潔文字”的綬帶，獨自一人騎著腳踏車從常州向北京進發。他想告訴更多的人，錯別字危害很大，絕不能聽之任之。李延良說，他到北京後，受到了國家語委有關領導的接見，這也堅定了他繼續“找茬”的決心。
第二年，李延良騎腳踏車去了深圳，這次他給自己的俁??矯???ldquo;文字質量萬里行”。1993年，李延良帶著他的兒子，騎車北上，進行第三次“全國文字質量萬里行”。兩人的紅綬帶上寫著“愚公父子移錯字山”。
李延良說，1999年的第四次“萬里行”，印象最深，因為那次他結識了武俠小說家金庸，雙方通了電話，交談甚歡。
“文字質量萬里行”讓李延良的名氣大了起來，他獲得“中華第一字痴”的雅號。同時，他找起茬來也越來越較真，1996年與上海《咬文嚼字》雜誌打了一場官司後，他竟找上了著名學者季羨林。
1999年，他看了《季羨林自傳》和《牛棚雜記》後，發現兩本書竟有300多處錯誤，他立即寫信告知季羨林，沒想到對方不僅沒認錯，還在一篇文章中稱李延良“食今不化”。李延良二話不說，將季羨林告上法庭，最後的結果卻是以他敗訴告終。
李延良說，他先後給錢鍾書、余秋雨、張抗抗、梁曉聲等去信指出他們出版物中的錯別字和語法錯誤，余秋雨還專門回信，將他與古代“一字師”相提並論。
“勘誤”無費狀告金庸
李延良認為，他將金庸告上法庭，是因為愛之深、恨之切，越是大牌作家，其出版物里的錯別字就對社會的影響越壞。
1998年李延良開始對金庸的小說入迷。邊看書邊校對，很快就在《射鵰英雄傳》里找到了他覺得有問題的字、句200餘處，並一一記錄在冊。第四次“萬里行”時，李延良帶著“勘誤冊”專程到了杭州，想當面交給時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金庸。
李延良對記者說，當時他沒有見到金庸，但雙方在電話里進行了交流，金庸除了對他表示感謝外，還請他留下“勘誤冊”。“我當時沒有明確說要勘誤費，但是他拿去了我的勞動成果，付費是應該的！”李延良的口氣里有些不滿。
1999年底，李延良購買了一套新出版的《金庸作品全集》，發現在這套1000萬字的全集中，差錯有1200處，差錯率達到萬分之一點二，大大超過國家圖書出版有關“差錯率小於萬分之零點七五才能合格”的標準。李延良為此致信金庸，並寄去新版“勘誤冊”。李延良說，金庸後來給他回了信，但除了感謝之外，既沒提出付酬，也沒有聘他去做校對。
2004年，廣州出版社出版了第三版金庸作品集，李延良發現錯誤依然很多。看到自己6年的努力沒有成績，李延良一怒之下將金庸告到了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李延良表示，人民文學出版社請他校對26種中外文學名著給了2萬元審讀費，江蘇教育出版社請他校對國中課本後也付了2000元錢，他為了校對金庸全集，花了上千元錢買書，當然要向金庸索取報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