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軼事
仁宗潛邸,文學侍臣
李孟自幼力學,博聞強記,通貫經史,善文章,常縱論古今治亂興衰之故,有志用世。當時科舉尚未恢復,讀書人謀求官職的主要途徑是擔任吏員,李孟不願由吏途出仕,於是在家開館教授生徒,來學者甚多,聲名益著,前輩名士大夫如商挺、王博文、劉宣、魏初過漢中,皆與交往。至元十九年,隨父居四川(時李唐當就任四川行省幕職),行省擬闢為掾,闢為晉原縣主簿,皆辭不就。時值權臣阿合馬被殺,主張行漢法的皇太子真金得以真正參決朝政,支持新任中書右丞相和禮霍孫改革阿合馬專權時的弊政,起用儒臣;二十年,刑部尚書崔彧又奏陳時政十八事,中有廣開言路,多選正人,以及博訪耆儒碩望,以重翰林之選等條,被世祖採納,詔命中書省、御史台商議施行。朝政出現了革新氣象。李孟以為施展其學識才能的時機已到,乃赴京師,受到行中書右丞楊吉丁器重,推薦給真金,召見於東宮,未及擢用而真金死(至元二十二年),楊吉丁延請為家塾師①。翰林諸名公嘗識其才,呈請中書省授以館閣之職,但銓曹卻擬為梓潼縣主簿,不受。二十三年,李唐出任夔府路(治今四川奉節)總管府經歷,孟離京赴夔府省親。二十八年,隨父還居漢中。
三十一年,李孟在父親敦促下再次北上求仕,路過關中,時元成宗即位,詔命各省採訪世祖朝政事以備修史,陝西行省留孟參與討論編次,送京進呈。皇太后闊闊真(真金妃)為孫子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已故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之子)選聘名儒為師,李孟被推薦當選。大德三年(1299),海山出鎮漠北。愛育黎拔力八達留京中,孟“日侍講讀”,甚得親信和敬重,召畫工為之畫象,命集賢大學士王顒書其號“秋谷”二大字,親自刻匾並署名其上,旁註“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為山人李道複製”①。成宗聞孟名,詔授官職,執政者以孟未嘗登門拜謁,沮格不行。成宗晚年疾病纏身,朝政多決於皇后卜魯罕及執政大臣。大德九年六月,立卜魯罕所生皇子德壽為皇太子。十月,出於卜魯罕之謀,遣愛育黎拔力八達與其母答己出居懷州(今河南沁陽)。李孟仍隨侍愛育黎拔力八達,忠勤如故,為他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之理及治天下之法,並引薦人才為其用。於是,更加受到信任,成為心腹謀士。出謀畫策,兩定內難。
大德九年十二月,皇太子德壽死。十一年正月初八,成宗病故,一場爭奪皇位的鬥爭隨即爆發。自世祖依漢制冊立皇儲,就賦與了皇太子真金一系繼承皇位的正統地位。成宗別無其他嫡嗣,真金長子甘麻剌一支已出封漠北,“具有盟書,願守藩服”,“不謀異心,不圖位次”②,因而有資格繼承皇位的只有答剌麻八剌嫡子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成宗皇后卜魯罕操縱朝政多年,曾謀貶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為了免遭報復並繼續掌權,不願皇位落入海山兄弟手中,遂與其黨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馬辛、中政使怯列等策劃,先實行皇后臨朝稱制,以安西王阿難答(世祖第三子忙哥剌之子)為輔,掌握主動權,然後擁立阿難答為帝。阿難答與諸王明里鐵木兒已於成宗死前三日至大都,參與謀劃。朝中反對立安西王的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孫為首,他秘密遣使分赴漠北和懷州,向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報告,請他們速回京城。愛育黎拔力八達猶豫未決,李孟進言,先指出安西王圖謀皇位違背了“支子不嗣”的世祖典訓,繼而說以利害,謂形勢危急,而海山遠在萬里,一旦安西王得逞,下詔來召,勢將難以自保。經他啟發,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決計回京,二月十六日至大都。哈剌哈孫守宿東掖門,稱病臥床以抵制皇后內旨,愛育黎拔力八達遣李孟前往與他計議,適逢皇后接連派人來探病,孟假裝醫者,從容上前為哈剌哈孫診脈,瞞過了皇后使者耳目。據《元史·李孟傳》記載,孟從哈剌哈孫處得知安西王即位日期已定,即還報,主張先發制人,儘快採取行動。同列意見不一,有人認為,皇后掌有玉璽,可以調動四衛之士(怯薛),安西王侍衛亦多,而殿下(愛育黎拔力八達)侍衛才數十人,恐難成功,不如等兄海山到來再行動。李孟分析說,皇后之黨違棄祖訓,欲立庶子,人心必然疑惑不附,殿下進入內庭,曉以大義(指對宿衛之士),凡明白事理者都將舍彼而聽命於殿下,成功必有把握;如果失去了時機,讓安西王搶先即了位,即使海山來到,他豈肯拱手讓位,必將發生內戰。愛育黎拔力八達命以占卜決之,卜者按照李孟的事先囑咐只言大吉,於是決計舉事。據《武宗紀》、《仁宗紀》及《哈剌哈孫傳》,哈剌哈孫於三月一日夜遣人密報皇后已定於三日臨朝稱制的訊息,並提出不能等海山到來,“當先事而發”的主張。應該說,後一種記載更具權威性,哈剌哈孫以右丞相兼掌一部分宿衛並守宿宮內,他的主意無疑起著決定性作用。但根據同時代人對李孟“定難”功勳的讚頌,孟運籌定策,不避艱險與嫌疑,在這次政變中確是起了重大作用。傳記所載事實是可信的,很可能是在他與哈剌哈孫的秘密聯絡中商議了計策,故敢於力主先期舉事。三月二日,愛育黎拔力八達率李孟等侍從、衛士由延春門入宮,哈剌哈孫來迎,立即控制了宮廷,召捕阿忽台等誅之,囚阿難答、明里帖木兒(後送上都由武宗下令賜死),貶卜魯罕皇后出居東安州。
政變一舉成功,愛育黎拔力八達監國,李孟被任為中書參知政事。孟久在民間,備知民情,其處理政務興利除害,悉皆得當;因抑絕僥倖之風引起群小人不滿,仍毫不退縮。然而,隨著政變成功而來的海山兄弟之間的皇位風波,卻使他陷入因窘恐懼。海山居長,又因統軍漠北,手握重兵,論名分和實力,皇位自當優先屬他。但在他還沒有南還之前,愛育黎拔力八達便在朝中諸王、大臣和宿衛軍支持下撲滅政敵,先掌握了皇權,當下就有諸王闊闊出、牙忽都等請愛育黎拔力八達早登帝位,據《元史·仁宗紀》載,他當即推辭,表示無意“覬望神器”,皇位應屬其兄海山。但令人疑惑的是,其母答己卻請陰陽家推算兩子星命以“問所宜立”,“推算”結果兄凶弟吉,即遣內侍以此傳諭海山,意在要他主動退讓而擁立其弟①。可是海山野心勃勃,一聞成宗死訊,其部下大將就提出以武力為後盾來取皇位;三月至和林,迫不及待地召集諸王勛戚大會商議推戴,並向他們頒發賞賜。對母親的勸諭,他極為惱怒,竟指責為“近日任事之臣”的奸謀,並表示皇位志在必得,隨即親率大軍南下。在這種情況下,答己只得慌忙遣使迎請海山南來即位。李孟在這場皇位風波中的態度不明,只是他作為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心腹謀士參與策劃政變,事成後又立即被任命為執政大臣,不能不招致嫌疑。海山對“任事之臣”的指責充滿殺機,無疑使他深感震懼,於是就在海山南來之際提出辭職說:“執政大臣宜出於嗣天子親擢,今鑾輿在道,臣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愛育黎拔力八達不準,他竟不告而別,逃到許昌陘山中隱居。五月,海山(武宗)即位,果然就有人告發說:“內難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武宗察其誣,不予追究,愛育黎拔力八達也不敢再推薦李孟。避難隱居中,他作有《寄東宮二首》詩(東宮指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即位後立為皇太子,兄弟達成妥協)①,表達了對朝廷政爭險惡的認識:
艱危勤扈從,俯仰盡周鏇。小試屠龍技,翻成抱虎眠。
脫鉤魚縱壑,漏網鳥沖天。萬事眾今始,灰心未死前。
十年陪顧問,一旦決安危。自合成功去,應慚識事遲。
長城何自壞,孤注莫相疑,辟穀求仙者,高明百世師。
時隔兩年多,愛育黎拔力八達才在一次內宴上向武宗提起李孟定難之功,遂命尋訪之,遣使召至京,至大三年(1310)正月入見,特授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只是虛銜清職。
就在這一年,發生了企圖廢儲另立的風波。武宗濫行賞賜,奢侈無度,以致庫藏空竭,寵信脫虎脫、三寶奴、樂實等斂財之臣,立尚書省,任為宰執,授以重權,通過發行至大銀鈔、增加稅課等手段進行搜括。尚書左丞相三寶奴等恃寵專權,懼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通過宦官李邦寧勸武宗另立皇子為皇太子,並以“建儲議急”,亟召右丞相康里脫脫來議,因脫脫反對而作罷①。三寶奴所說:“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侄,能保之乎?”可能就是武宗本人的憂慮,此事背後必有武宗與其弟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之間複雜、微妙的權力鬥爭和政治路線鬥爭。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愛育黎拔力八達立刻罷尚書省,並以“變亂舊章,流毒百姓”的罪名將丞相脫虎脫、三寶奴、平章樂實等處死,隨即任命李孟和太子詹事完澤為中書平章政事以掌政務;三月,以儲君身份,無須通過忽里台推舉形式直接宣布即位(是為仁宗)。在這段雖隱秘卻十分激烈的鬥爭期間,李孟一直居於京中,與愛育黎拔力八達當有接觸,可是關於他的活動竟毫無記載。唯同時人姚燧(武宗時任太子賓客、翰林承旨)稱頌他說,當成宗死後和武宗末年,“洪濟於艱,嘉猷是賴,兩扶青天之紅日”②;張養浩(武宗時任太子文學、中台監察御史)也明白說他“兩定內難”③。看來,他在保儲和仁宗即位過程中,也曾出謀畫策,起了很大作用。
入主中書施行新政
李孟當政後,針對當時的弊政之尤甚者進行改革,主要有四項:一、節賞賜,辦法是“復其舊”④,即按原行定例頒給,削其額外增賜和停止濫賜。二、重名爵。大德以來,名爵大濫,封授三公者無數;又僧、道皆另署官府管理,擾亂政事。孟奏請削奪濫冒名爵,罷僧道官。三、核太官之濫費。宣徽院掌宮廷飲膳、宴饗及宿衛廩給等事,太府監領左、右藏等內庫,掌其錢物出納,這些內廷機構收支不受政府核查,欺冒、濫支情況十分嚴重。李孟提出應予核查。至大四年三月仁宗令太府監:“自今雖一繒之微,不言於朕,毋輒與人。”(《元史·仁宗紀一》)當是施行新政的一環。四、汰宿衛之冗員。元代四宿衛(怯薛)人數累朝增加,同時,由於充當宿衛士(怯薛歹)是做官的捷徑,諸色非蒙古人冒入者甚多,成為財政的沉重負擔。仁宗詔命分汰宿衛士,漢人、高麗、南人冒入者還其原籍,當出於李孟之議。這四項改革都觸犯到貴族、近臣的利益,雖蒙古大臣亦不敢議及,李孟乃能挺身任之,明知將有危險而不顧。他還奉命兼領國子監學,親詣國子學課督諸生,整飭學政。建議:“四方儒士成才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仁宗採納其議,詔“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之”(《元史·仁宗紀一》)。並命李孟博選南北才學之士任職翰林。仁宗即位一年就頗多善政,如選用儒臣,重視教育(增國子生額及其廩膳等),整頓機構(至元三十年後新設、升級諸衙門及冗員分別裁、並、降、罷),撙節經費等等。這和李孟多年教學的影響和當政後的輔佐有很大關係。他曾說:“道復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澤。”
當政才數月,李孟便請辭平章職,仁宗不允,謂“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至大四年閏七月,加封秦國公,命裝潢其畫像,填金刻匾,摹前賜號及親署,令文臣作序、贊於其下。對一個布衣出身的漢族儒臣來說,可謂備極榮寵。然而,半年後,皇慶元年(1312)正月,李孟即告假歸葬其父母於上黨,雖仁宗囑其事畢速還,卻延宕至十二月(三月葬事已畢)方回京,並堅請辭政務,終於獲準解除平章政事實職,保留原職銜、爵位,留任翰林學士承旨。皇慶二年夏,又繳還秦國公印綬。為什麼李孟正當君臣相得之際卻一再請求辭去相職?時人張養浩說是“公自以布衣致此,懼弗克任。”①實際上應有更深一層原因。對李孟的改革,“貴戚近臣惡其不利於已”,只是礙於有仁宗支持,不敢公然反對,但朝中還存在著以皇太后答己及其寵臣、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為首的另一強大守舊勢力。他們處處掣肘新政,反其道而行之。至大四年十一月,李孟奏報了嚴重的財政狀況:“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今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錠,若此安能周給!自今不急浮費,宜悉停罷。”指出營繕、賞賜仍為巨大支出。十二月,中書省臣奏:“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悉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可見財政和官制方面的改革受到干擾(尤以“內降旨”為甚),並不順利;反對新政的貴戚近臣有太后為之奧援,不能不使無“根腳”漢人李孟深感處境艱危。這從他的《偶成》詩(疑作于歸鄉葬親期間)中可以看出:
日午山中道,停驂進步難,鹼侵苔徑滑,風吹毳袍寒。
匡國終無補,全身尚未安。一尊茅店酒,強飲不成歡。
皇慶二年十月,仁宗命中書省集議實行科舉,李孟亦預議。十一月,頒《行科舉詔》,定於下一年八月鄉試,又下一年二月會試。當時科舉停辦已久,恢復科舉一事,從世祖初年以來屢次議而不行,直到仁宗時阻力仍然很大,“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恥不出此,亦復騰鼓謗議。贊其成者數人耳”①。在這些贊成者中,李孟起了主要作用。他長期執教於潛邸,使仁宗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形成“修身治國,儒道為切”(仁宗語)的思想和重用儒者的施政方針;在與仁宗論用人之道時,他提出了實行科舉的主張:“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其真才以為用。”促使仁宗果斷作出決策。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他被重新任命為中書平章政事;二年春,受命知貢舉,主持了元建國以來的第一次科舉考試,並擔任廷試監試官。在《初科知貢舉》詩中,他得意地寫道:百年場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窺天下士,鰲頭誰占日邊名。寬容極口論時事,衣被終身荷聖情。願得真儒佐明主,白頭應不負平生。七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正一品,原為從一品光祿大夫),勛上柱國,改封韓國公。
權奸的掣肘與迫害
然而,李孟第三次進入中書後,在政務上似未能有所作為。右丞相鐵木迭兒專權,奏以孟分領錢帛、錢法、刑名。鐵木迭兒怙勢貪虐,孟不附權奸,但亦無力匡正。其《在朝思鄉》詩有“ 中書三入成何事,畫裡相看亦厚顏”句,看來並非謙辭。延祐二年初,御史台因水旱上奏,議及“宰臣燮理有所未至”,孟即請辭職以“避賢路”①。其後又屢次以衰病不能任事乞解政務。四年七月,仁宗允其請,免去平章政事,復授翰林承旨。孟退居閒職後,日以文史自娛。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已被仁宗罷去相位的鐵木迭兒立即又被太后答己任命為右丞相,重掌大權,大肆迫害曾彈劾過他的大臣;以李孟前在中書共事時不肯附己,乃讒構誣謗,奪其所受封爵,仆其先世墓碑,並降職為集賢侍講學士,度其必不肯附就,即可藉以中傷之。孟竟欣然就職,使權奸無從藉口。從鐵木迭兒一上台就把李孟作為迫害的對象來看,他對鐵木迭兒專權也有過抗爭,並非緘默容忍。至治元年(1321)四月,孟病死於大都。時人蒲道原的輓詩中有“事有難為可若何”,“磊落勛庸無復紀,令人憤懣寄哀歌”句②。反映了他晚年的處境和對他遭受迫害的不平。
李孟才氣跌宕,落筆縱橫,所作詩傳播甚廣,所進論議、奏章,常自毀其稿。有《秋谷文集》,今佚,唯《元詩選》存其詩若干首,《山右金石錄》有其文一篇而已。
作品一覽
李孟善文,曾有《秋谷文集》傳世,但已經亡軼了,是很可惜的。
李孟才氣跌宕,落筆縱橫。能詩,在主持元代第一次科舉考試後,他得意的賦詩道:
“百年場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
豹管敢窺天下士,鰲頭誰占日邊明。
寬容極口論時事,衣被終身荷聖情。
願得真儒佐明主,白頭應不負平生。”
史籍記載
《 元史·李孟傳》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執,金末舉進士。祖昌祚,歸朝,授金符、潞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倜儻有大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一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郭彥通名能知人,嘗語唐曰:“此兒骨相異常,宰輔之器也。”至元十四年,隨父入蜀,行省闢為掾,不赴;調晉原縣主簿,又辭;行御史台交薦之,亦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楊吉丁一見奇之,薦於裕宗,得召見東宮。未幾,裕宗薨,不及擢用。成宗立,首命採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之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為太子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成宗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嘗一造其門,沮之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侍昭獻元聖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州四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上下益親。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悌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容愉色,天下稱孝焉。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孟特善論事,忠愛懇惻,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厥後仁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為極盛。嘗與群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為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如此者,實孟啟之也。
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繼大統,成後為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右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猶豫未決。孟復進曰:“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豈暇論宗族乎!”仁宗悅,曰:“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乃奉太后還都。時哈剌哈孫稱病堅臥,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後使人問疾,絡繹不絕。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診其脈,眾以為醫,乃不疑之。既得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之人皆不能決,惟曲出、伯鐵木兒勸其行。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不過數十人,兵仗不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俟阿合之至,然後圖之,未晚也。”阿合,中國稱兄,謂武宗也。孟曰:“群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入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為殿下用,何求而弗獲!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斗於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悌也;得時弗為,非智也;臨機不斷,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游於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牛掣,其人耏且劓,內兌廢也。厥宗筮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剌哈孫自東掖來就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宗,中外翕然,隨以定。
仁宗監國,使孟參知政事。孟久在民間,備知閭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特抑絕僥倖,群小多不樂,孟不為變。事定,乃言於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鸞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即位,有言於帝曰:“內難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如彼言,豈有今日!”武宗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敢復言孟。至大二年,仁宗為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仁宗深思,戚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邪?”仁宗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為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甚友愛,感其言,即命搜訪之,得之許昌陘山,遣使召之。
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於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仁宗嗣立,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遇,力以國事為己任,節賜與,重名爵,核太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己,而心服其公,無間言焉。
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擾。孟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為治!僧、道士既為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雪冤死者,復其官蔭;濫冒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
仁宗初出居懷,深見吏弊,欲痛剗除之。孟進言曰:“吏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相護祐如此,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僣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不為裁製,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賜,耗竭公儲,以為私惠。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皆從之。
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嘗因間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為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繼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敕詞臣為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璽而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帝嘗語近臣曰:“道復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澤。”賜之鈔十萬貫,令將作為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皇慶元年正月,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仍平章政事。未幾,請告歸葬其父母,帝勞餞之曰:“事訖,宜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承旨翰林。二年夏,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請。帝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十二月,復拜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貢舉,及廷策進士,為監試官。七月,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已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權歸田裡,帝不得已從所請,復為翰林學士承旨,入侍宴間,禮遇尤厚。
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鐵木迭兒復相,以孟前共政時不附己,讒構誣謗,盡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大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賡來慰問,即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舊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耶?”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侍帝側,帝顧謂曰:“爾輩謂彼不肯為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讒不得行。嘗語人曰:“老臣待罪中書,無補於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祿,今老矣,其何以報稱!”帝聞而善之,恩意稍加。至治元年卒。御史累章辨其誣,詔復元官。至治中,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忠。
孟宇量閎廓,材略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賢矣,不進拔不已。游其門者,後皆知名。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為文有奇氣,其論必主於理,其獻納謀議,常自毀其稿,家無幾存。皇慶、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繆,人必以為鐵木迭兒所為;一令之善,必歸之於孟焉。 子獻,御史中丞、同知經筵事。
名人評價
元代文學家張養浩曾作七律《寄李道復平章》高度評價李孟的文韜武略和不世奇勳,詩曰:
文武全才每許君,逢時談笑建奇勳。
世稱李道為賢相,帝重嚴陵是故人。
滄海兩扶新日月,青天一埽舊煙雲。
盛名自古多難處,好及明時乞此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