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朱壽桐2001-2002年間作為訪問教授在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從事研究，曾任韓國崇實大學、日本九州大學、台灣佛光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客座教授，在內地10多所高校任兼職教授或研究員。因參與學術交流活動到訪過奧地利、俄羅斯、斯洛伐克、義大利、法國、丹麥、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以及香港地區的一些著名大學。現為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
社會與學術兼職
兼任海峽兩岸梁實秋研究學會副會長，中國郭沫若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中國聞一多研究會理事；廣東省魯迅研究會副會長等學術職務。
民進江蘇省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進江蘇省教育委員會主任；江蘇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江蘇省魯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丁芒文學藝術網總編 。2012年5月被聘用為江蘇省中華詩學研究會顧問。
主講課程
·本科課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魯迅研究》。
·碩士研究生課程：《中國新文學的現代化》。
·博士生課程：《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研究》全校文化素質課：《文學與人生》。
主要貢獻
已經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學術月刊》、《學術研究》、《社會科學戰線》、《中國電視》、《電影藝術》等重要學術刊物發表論文170餘篇（其中《中國社會科學》3篇、《文學評論》9篇，為《新華文摘》轉載7篇），出版《情緒：創造社的詩學宇宙》、《新月派的紳士風情》、《中國現代文學範疇論》、《中國現代社團文學史論》、《朱壽桐論戲劇》、《民生新聞概論》等專著16部。主持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跨世紀人才”基金和“優秀青年教師獎勵基金”項目各1項，目前還主持廣東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項。
學術成果
對外及對台港澳地區學術交流方面，曾任韓國崇實大學校專任教授；日本九州大學訪問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馬來西亞韓江學院客座教授；台灣佛光大學客座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兼職教授；另因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訪問過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義大利比薩大學、香港大學等。朱壽桐教授已出版的學術專著
★《創造社作家研究》
與武繼平共同主編，日本中國書店1999年出版。本書系創造社作家研究的專題論文集，收入朱壽桐的論文《創造社研究與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研究》、《博多灣風物與郭沫若文學及文學活動：論辯與考訂》。另收入朱壽桐在日講學期間參與指導的博士課程和碩士課程論文5篇，譯文2篇，資料一篇。
★《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史》
朱壽桐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朱壽桐撰寫導論部分以及第一編全部，第二編的大部分。這是國內第一部以現代主義為專題的文學史專著。
★《新月派的紳士風情》
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是作者系統地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的成果之一。
★《殉情的羅曼司－－創造社的文學傾向》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是《情緒：創造社的詩學宇宙》的姊妹篇。
★《寬容的魔床－－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導引》
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
與鄒恬教授合著，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中國新文學的現代化》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情緒：創造社的詩學宇宙》
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
★《酒神的靈光－－文學情緒論》
延邊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丁芒文集》
朱壽桐主編，江蘇文藝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朱壽桐教授已出版的學術隨筆和文學傳記
☆《幽默與政治家》，（署名：鄭舍農）延邊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郭沫若 安娜》，（署名：鄭舍農）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文學研究
《批評與學術的乖謬》 朱壽桐
新時期以來，中國的文學研究，逐步脫離了意識形態的規約與限制，形成了規模巨大的學術隊伍，積累了豐碩輝煌的學術成果。在巨大成就的背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乃至於文學理論研究領域，還是存在相當多的理論問題需要反思，其中包括如何界定和區分文學批評與文學的學術研究這樣的問題。文學批評也是一種文學研究，但與文學史的研究、文學規律的探詢和文學理論的探討等等並不是一回事，後者一般屬於學術研究的範疇，而前者則屬於文學評論。也許有人會說，有必要做這樣的區分嗎？能分得那么清楚嗎？後一個疑問恰恰切中問題的要害：文學的學術研究與文學批評（文學評論）的區別，確實很難截然區分清楚，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區分的必要。對於現當代文學研究者來說，在理論上明確文學的學術研究與文學批評之間的分別，哪怕有這樣的意識，無論對於建構學術研究的某種規範，還是對於增強文學批評的活力，都具有積極意義。
一
到目前為止，就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而言，學術的規範性建設似乎還欠火候，這不僅影響了相關研究成果水平的提高，而且也部分地造成了這類研究門檻較低、學風粗糙的狀況。造成這樣的狀況固然有許多原因，但未能從理論上和學術上區分文學批評和文學的學術研究，應該是其中一個較為深層的原因。從學術評價、學術推介到學術管理、學術生產等各個環節普遍忽略這樣的區分，導致文學的學術研究失去了相對於文學批評的規範性，文學的學術研究成果呈現出批評化、評論化的趨向，同時也導致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在學術化、經院化的做作處理中失去自身的活力和靈性。這是文學研究體例上型類的混雜，有必要加以克服，以促進文學研究有序、健康地發展。
誠然，在實際的學術操作中明確區分文學批評與文學的學術研究並不容易，但中國文學研究界面臨的情境恰恰是，人們從來沒有試圖做這樣的區分，反而通過學術權力主導著這兩種型類的混雜。中國文學研究的最高學術刊物叫做《文學評論》，其命名儘管體現著某種歷史的、政治的無奈，但卻在權威性的暗示中模糊甚至抹煞了文學的學術研究與一般文學批評的界限，同時也有力地阻止了區分兩者的努力。這樣的定位使得該刊發表的文章——尤其在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也常常是型類混雜：文本論析的評論文章可以與文學史論述的學術論文同時出現，並且在各類學術評價中取得同樣的份額，全然不顧兩種類型的文章從學術定位到投入的工作量的巨大差異。國內各個大學或者研究機構的學術成果統計，理所當然地對這兩種類別的文章不加區分、一視同仁，長此以往，必然導致文學研究類學術評價的嚴重失衡，既不利於文學的學術研究的規範化發展，也不利於文學批評的健康發展。
文學的學術研究成果需要具有一定內涵的學術傳統，具有相當實力的學術習慣，同時還應具有一定的文本體式。這些方面都會與文學批評的自由和個性化的鼓勵拉開相當的距離。文學的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區分當然不僅僅體現在微觀的基點上，其實從研究者的學術構思，治學理路，包括材料的準備，資料的厚實度、可信度，理論的厚重度，論證方式的嚴密度等等各方面來看，文學的學術研究都遠遠高過文學批評。由於文學的學術研究需要儘可能多的迫近對象的本真與本質，其學術結論的嚴肅性甚至學術表述過程與方法的嚴整、嚴密，都成為必須加以考量的重要因素，一般文學批評可以含糊其辭的史料史實，在學術表述中則必須言之鑿鑿，一般文學批評可以概略表述的內容，在學術表述中必須精確無誤。當然，一般文學批評中充滿感性甚至情緒色彩的詞語，在學術表述中則應三緘其口。
這就是說，文學批評可以任憑批評家的聰明才智盡情地發揮，而文學的學術研究則須在一定的學術規範制約下謹慎從事；前者像文學創作一樣需要足夠的天才與悟性，而且也往往只需要這樣的天才與悟性，後者作為學術操作的內容，則需要充分的學術訓練和理論功底，還需要對於文學史料和文學規律的熟悉以及遊刃有餘的駕馭能力。於是，文學批評家可以憑藉天分和漂亮的表述能力進入角色，而可能不必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但文學的學術研究者則必須經過足夠的學術訓練和充分的學術規範培養，對於他們來說，在學術認知和學術傳統上的訓練有素遠遠比個人的聰明才智以及靈性感悟重要得多。
對於文學批評、文學評論和文學的學術研究文本的型類混雜現象不試圖加以克服，放任自流，乃是文學研究界對於上述辨別的必要性認識不清的緣故。人們習慣於模糊兩者之間的差異，這樣的模糊非常吻合於社會的世故，同時也非常投合於學術投機者的心理。文學研究界的事實情形是，常常有一些毫無學術訓練的人憑藉著文學評論的“寫文章功夫”， 登堂入室，儼然躋身於文學的學術研究者之列，然後以那種連三腳貓都不如的“學術”， 培養文學碩士和文學博士，指導學術論文，甚至還參與掌管國家級文學博士評估之類的權力。這樣的情形怎可能指望嚴格尊崇學術規範？從個人來說，這固然屬於缺少自知之明，而就文學研究界而言，則是放棄了區分文學的學術研究與文學批評的理論環境造成的怪胎。這樣的怪胎繼續存在甚至大行其道，則文學的學術研究勢必沿著低水平低層次的評論化甚至是讀後感式的文章路數走下去，至少在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其惡劣的風氣難受遏制。
當然，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本身從來就不應是低水平低檔次的，出色的文學批評充滿著批評家的聰明和感悟，充滿著富於激情的筆墨並給人以靈性的享樂或精神的愉悅。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批評所需要的天才和悟性超過文學的學術研究，對於普通讀者的重要性也大大超過後者。文學批評更富有創造力，更需要才力和悟性，它應能引領讀者的靈魂，向一個更加美好、完善的方位進行文學伸展運動。甚至，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大可以成為讀者欣賞的對象，讓人從中感到一種美、一種抒情。
丹麥批評家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就是這樣一種廣受歡迎的文學批評專著，文筆非常優美，加上中文翻譯的精彩表達，使它成為一種完美的批評文本。洋洋六巨冊，它幾乎就不是在批評，而是作者自我靈魂的一種自語和對話，使批評家藉助於10世紀文學現象在做審美的深呼吸運動，充滿了文學的情感。如在談到英國感傷主義作家繆塞的時候，他幾乎是流著眼淚在訴說：“那時候的天才，他被由來自他自己內心的苦悶壓扁了，我們就再也找不到苦悶的靈魂，因為他們臉上都擦了玫瑰制的胭脂。”評論家這時已經進入了角色，他是在和作家對話，他自己也在對話中坦露自己的心靈，在塑造自己的形象與靈魂，評論者實際上已經成了名符其實的創作者。
魯迅先生很推崇勃蘭兌斯，他在寫《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時就常常採用這種筆法。他對於沉鍾社用詩歌表達他們內心難以名狀的隱曲之歌的描述，都充滿著感性和靈異的悟解，讀來如同朗誦一段優美精緻的散文。李健吾先生的批評經常令作家不服，卞之琳等都對這位批評家提出過質疑乃至抗議，但他們哪裡知道，李健吾在進入某些作品的批評之際，完全進入了自我表現的精神境界，與其說是批評作品，還不如說是在披露自己的心靈隱曲。在這種情形下，人們只應該為批評家的自我表述所迷惑，而不應去指責他是否“忠實地”解釋或理解了作品。批評家富有創造性地發揮自己的靈性和感悟，在文學批評的文本中是不應受到指責的。這些文學批評都是理想的境界，成功的範例，這樣的成功往往是一般的學術研究所難以企及的境界。
只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層次與這樣的理想狀態相差甚遠。這種不理想的情形一方面由批評家自身的素質所決定；另一方面，也與文學研究界對文學批評本質屬性的認知不夠清晰有關。當人們沒有打起足夠的精神從文體特徵和學術品質上釐清學術研究與文學批評之間的關係，人們就不可能對文學的學術研究及其規範性有足夠的重視，同樣，也不可能對文學批評的應有素質和特徵作出清晰的認知與準確的把握。批評家的才力、悟性跟不上，是影響精彩的文學批評產生和盛行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則是，批評家根本不清楚什麼是理想的文學批評，根本不知道文學批評是可以而且應該和文學的學術研究完全分開的。其實，只有當文學評論和學術研究分開後，才可以獲得獨立的地位，而只有獲得獨立的地位後，才可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而文學研究現實中，大部分批評家、研究家沒有進行這種區分的意識，當然更沒有區分的努力，長期造成型類的混雜。長此以往，自會導致文學評論沒有批評的靈性和創造力、衝擊力，倒是染上了學術研究常有的經院式習氣，這樣的習氣如果不充實以可靠的學術內涵，則會迅速酸腐化，本應精彩的評論讓人讀來味同嚼蠟；文學的學術研究也向批評和評論方面趨近，從學術缺少規範到嚴重失范，學術最終成為不學無術者上下其手的工具與器械，既掉了學術的分量也失去了批評的靈性與衝擊力。型類的混雜最後導致型類的破產，學術研究既受到嚴重干擾，合格的精彩的文學批評也同樣難以產生。
二
雖然從實際操作層面硬性將文學的學術研究與文學批評區分開來往往吃力不討好，但從學術建設的必要性以及為文學批評發展的前景計，至少必須在理論上體現出這樣一種區分的學術努力，甚至哪怕僅僅體現這樣的一種區分的意識，也對現當代文學學術研究規範的建立以及文學批評本質特性的把握較為有利。其實，從理論上作這樣的區分並非沒有可能，關鍵是要解決人們的學術認知和學術自覺問題。
從文學事業的整體上考慮，文學批評和文學的學術研究顯然都屬於合理的價值構成，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因而彼此之間的區分不僅必要，而且可行。如果循著德希達的思路把文學的社會運作稱為“文學行動”，則這個“文學行動”中所包含的文學寫作，至少包括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文學的學術研究，分別構成文學行動的創作本體、批評本體和學術本體。文學批評與文學的學術研究雖然都可以籠統地稱為文學研究，但其實分屬於兩個不同的文學本體，因而可以加以區分。
文學的學術研究與文學批評之所以可以區分，是因為兩者的研究旨歸有著明顯的差異。文學的學術研究同其他各個領域的學術研究一樣，以揭示對象的本真，解釋對象所顯示的內在運行規律和現象本質為價值旨歸，這與文學批評不一樣；文學批評是批評家就文學文本或一定的文學現象提出自己的判斷、評論意見，其以表述批評家自己的聰明才智和靈性感悟為價值旨歸。簡明一點說，文學的學術研究是以客觀的學術闡述，儘可能接近對象的本真與本質，其可能的學術結論往往通向事實的唯一性（儘管我們也許永遠抵達不了這種唯一性），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則是以批評家的自我感悟及其表述，通向新異和別出心裁的理念豐富性。
文學的學術研究的目標是從一個學問的繼承出發，按照一定的學理，順從一定的規範，謹慎客觀地抵達某一種學術結論。它也跟文學批評一樣要得出一個學術結論，但是這個學術結論並不是隨便得出的，它必須從學問出發，按照一定的學理，在一定的規範的方法的導引下去抵達這個學術結論。如果這個學術結論是目標的話，要求這個結論儘量是客觀的，是符合文學史最基本史實的，是符合文學規律最一般的實質的，是符合文學理論最普遍的真理的。雖然實際情況下，大部分的學術研究往往最後都達不到這個目標，但依然是所有的文學的學術研究者都矢志追求的理想。
為什麼文學的學術研究往往很難企及學術結論唯一性的目標？第一，由於文學史實自身的複雜性以及經年日久的遮蔽，使得文學史研究很難抵達歷史的本真。很多文學史的史實被歷史的煙塵所覆蓋，學術研究如何去拂拭乾淨這樣的歷史煙塵，回歸史實的本真，這就是一個特別的難題，而且很多情形將會是，即使回歸到了歷史的本真也很難做出肯定的判斷和恰如其分的評價。但這樣的難題哪怕注定千古難克，也不應成為阻止文學的學術研究努力迫近唯一性結論和目標的理由。事實上，這樣的努力與追求應該被理解為文學的學術研究的內在動力。第二，文學理論的普遍真理也很難抵達。理論的特性就是要在不斷的言說中產生和發展，而這樣的特性也就決定了很難產生出足以被奉為“真理”的理論。苛刻一點或者絕對一點說，任何關於文學的理論都難以抵達真理的境界，因為所有的理論都餘留下巨大的空隙供人們去反覆盤詰，供文學實踐去不斷開拓；哪怕是可被視為公理的關於文學的定義，幾乎每一個關鍵字都似乎有商榷的餘地。所有的這些反詰和質疑之論都可能有些偏激，但又都可以消解文學定義的權威性和真理性。不過文學理論真理性的消解並不能成為文學的學術研究放棄追求真理性結論的口實，學術研究所運用的理論，以及學術研究所論證的理論，都應該儘可能穩妥、精當，並努力接近真理性。
與文學的學術研究相異其趣，文學批評所通向的結論，包括所運用的理論，都無需而且也不應迫近學術研究所要求的唯一性或真理性，相反，它鼓勵多樣化和新異感。在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的意義上，分明驗證著俗語所說的“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現象——文學批評家理應以一個單個的當然有些獨特的讀者的身份發表自己富有創見的意見。一篇好的評論應該是通過評論者跟評論對象之間的對話和相互間的否定，然後擦出思想和情感上的火花，照亮蒙昧中的讀者，讓他們的靈魂不僅在作品當中找到對應，而且在批評當中得到伸展。作為文學的學術研究者，則就不應屬於這樣一種讀者，他應該以歷史真相的揭示者，文學規律的客觀總結者出現，他的學術結論理論上不屬於他自己，而應該屬於公理甚至真理。
這就是說，由於學術旨歸的差異性，文學批評和文學的學術研究即使在行文風格上也應有不同的規範。文學批評可以以第一人稱的句式出現，而文學的學術研究則不應該經常以第一人稱表述論證語言。第一人稱的理論表述本質上不應屬於學術研究。文學的學術研究的態度應該儘可能是客觀的，而文學評論的態度則可以是主觀的，而且鼓勵主觀：既然文學批評的目標是多樣化的，當然鼓勵主觀性強的觀點。文學的學術研究的目標是通向唯一的真實，所以研究者的態度就必然要克服自己的主觀，要使自己的主觀服從於學理，服從於資料，服從於大家普遍認同的史實和理論，因此，文學的學術研究的論文必須要以事實形態，以共有的立場，以通行語氣說話。既然學術研究的論文是以客觀的態度，公理的形態，公共的形態，以普遍的原理的姿態出現的，所以它必須儘量迴避第一人稱，如“我以為”、“我認為”、“筆者以為”等等。學術研究論文的觀點應是以綜合的研究推導出來的，要求以儘可能客觀的態度，代表著史實、公理和普遍的姿態說話，而不應該以主觀的態度出現，因為它已經不再屬於個人，只有屬於史實，屬於普遍的原理，這樣才更有說服力，更有分量。學術研究的“我”應該湮滅在普遍真理的探尋中，消溶在普遍的歷史史實的尋覓之中，融入於文學發展規律的總結之中。同樣的道理，文學批評在行文之中可以不帶任何的引文和參考資料，而文學的學術研究則不可以如此。文學的學術研究對注釋有嚴格的要求，因為作為一種綜合的研究，需要調動各種相關的材料，調動各方面的觀點，所以引用是必不可少的。
撇開研究的指向和歸宿，單從研究者的構思特徵、學術準備而言，文學批評和文學的學術研究也應具有明顯的區別性。文學批評倚重於批評者自身的穎悟與聰明才智，倚重於對文學作品的獨特而新異的了解與闡發，而文學的學術研究倚重於對文學史實和文學規律的熟練而準確的把握，倚重於對文學理論以及其他各科理論嫻熟而精切的運用。不同的研究思維路數和不同的學術準備所產生的成果樣態自然會有所不同。固然，這兩者所需要的學術資源絕不可能彼此絕緣，但由於研究指歸和研究對象的不同，側重點顯然並不一樣。文學批評重要的是包括審美判斷在內的各種判斷，依據的甚至可能是批評家自己的好惡，當然也需要學理，但在有的文學批評中，學理不是必須的；然而在多數文學的學術研究之中，學理的缺席則不被允許。總之，文學評論的理論目標應是在於鼓勵人們的思想、判斷的多樣化。文學批評更多地倚重於批評家才氣、靈性、感悟力以及相應的表達能力。文學的學術研究倚重的是學問、學理和學術訓練。文學批評與文學的學術研究之間最大的區別是，文學批評不一定要求受過什麼學術訓練，可以依靠天才；而文學的學術研究則一定要求進行系統的學術訓練。
從文學的研究方式來說，文學的學術研究最常用的是綜合式的方式，綜合各種學術、學問，然後進行富有邏輯性的推導。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一般來說不需要綜合，而且越是綜合的批評或者評論往往越會顯得平庸。人們閱讀文學批評就是為了欣賞文章中的閃光點，而綜合性的學術研究，卻往往是要去磨平這樣的閃光點。文學批評的論點常常越新異越好，觀點常常是越鮮明越好——當然要言之成理；但學術論文則不一樣，一篇學術論文的觀點如果過於新異，跟公認的論點和常識距離拉得過大，則會顯得稚嫩、搖晃，缺少綜合力度。
文學的學術研究和文學評論從學術目標到研究方式，再到文體形態等等，都存在著不可抹殺的差異。當然，對於這兩者之間的區別不宜看得過於簡單，這只是理論上的一種可能性，在實際的學術操作中要想截然分開這兩種文體相當麻煩和複雜。套用魯迅當年在文學的階級性與人性論論辯中的言語，人們所看到的批評文章可能“都帶”評論的性質但不是“只有”評論的品性，或者，人們所看到的學術研究論文也常常是“都帶”學術研究的性質，但又不是“只有”學術研究成分。絕大多數的文章都是如此。這是型類混雜時代的特產，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時常出現的怪胎。
由於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的研究者都同時傾向於模糊兩種研究的不同界限，所以人們在寫文章時就沒有明確的意識給自己的文章進行定位，從不試圖明確自己寫的是學術論文，跟寫作批評文章應有不同的心態和姿態，甚至擁有不同的格式與語彙。這樣的後果不僅是學術研究的有失規範，趨向平庸，同時也使得文學批評同樣趨於平庸並且安於平庸。這種平庸是因為研究者的學問、悟性、天才、功夫不夠的緣故，但是更重要的是沒有建立學術研究和文學評論的區分意識。
獲獎記錄
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9年入選教育部“跨世紀人才”，2002年獲得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獎”。1995年、2003年兩次獲得“全國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