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賣點
1.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學巨匠、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唯一自傳。
2.重溫失落已久的藝術品格，以及文人風骨；親歷最真實的愛與激情，以及最深切的知識分子情懷。
作者簡介
鮑利斯·列奧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20世紀俄羅斯文學大家，出身於藝術之家。1945年至1957年．他十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1958年，他以“在現代抒情詩和偉大的俄國小說的傳統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獲獎小說《日瓦戈醫生》雖成為國際暢銷書，在前蘇聯只能以譯本秘密流傳。1960年5月30日，由於巨大的政治、情感壓力，帕斯捷爾納克因病逝世。數千人自發參加了他的葬禮，這無疑是對他傑出文學成就的最高褒獎。
內容簡介
本書是俄羅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詩人、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自傳。作者從幼年寫起，寫自己充滿藝術氛圍的家庭在莫斯科文化圈子裡的交際，寫他與那些文藝名家的交往，更寫他對藝術、對文學的熱愛。俄羅斯敘事文學的偉大傳統，賦予了他瑰麗奇特的想像力，行文詩意、深邃、極富魅力。
媒體推薦
我們唯一能夠支配的事，就是使發自內心的生命之音不要走調。
——本書作者 帕斯捷爾納克
我可以斷言，在俄羅斯，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是最偉大的詩人和散文作家，他創造出的不是新形式，而是新實質；有了新實質，自然就有了新形式。
——俄羅斯著名詩人 茨維塔耶娃
帕斯捷爾納克擁有一種超過他所有同時代作家的天賦……他所說、所寫的每一件事都富有詩意；他的散文不是散文作家的散文，而是詩人的散文，帶有詩人所具有的一切優缺點。
他是俄羅斯文學史上所謂“白銀時代”的最後一位、也是其中最偉大的一位代表。
——英國著名思想家 以賽亞·伯林
編輯推薦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文學巨匠帕斯捷爾納克唯一自傳
重溫失落已久的文藝品格，以及文人風骨
親歷最真實的愛與激情，以及至深至切的知識分子情懷
目錄
幼 年
斯克里亞賓
一九〇〇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三個影子
結束語
帕斯捷爾納克書信節選
內文試讀
幼年
《安全保護證》是我在20年代試寫的自傳，我在裡面對構成我生活的種種情況進行了分析。只是很遺憾，那本書被毫無必要的造作（當時流行的一種通病）給糟蹋了。某些贅述要在此篇隨筆中迴避相當困難，不過我盡力不讓它們重複。
我於1890年俄歷1月29日出生於莫斯科市軍械胡同雷仁的樓房裡。一所神學院就位於樓的對面。不知為何，秋天跟奶娘在神學院花園裡散步的情景我竟然還記得。泥濘小路上堆積著落葉，一個個池塘，一座座土堆，刷了色的叉形路障，學生們在課間大休息時吵吵鬧鬧地遊戲和打鬥。
神學院的大門同一棟二層的石頭樓房和一個給馬車夫們準備的院落相對。我們家就住在大門洞的上面，也就是大門的拱頂上。
我幼年的感受充滿各種驚恐和讚嘆。這種感受集中在兩個中心形象上，就像童話般絢麗。一切都由這兩個形象主宰，並被連成一體。一個形象是標本熊，被擺在馬車街上的各家車行里；另一個是善良的巨人——出版商彼·康恰洛夫斯基[1]，他後背微駝，頭髮蓬鬆，說話聲音低沉，還有他的家和在他家中掛著的用鉛筆、鋼筆和水墨畫的畫，作者有謝羅夫[2]、弗魯別利[3]、家父以及瓦斯涅佐夫兄弟[4]。
特魯巴街、特維爾斯卡亞—雅莫斯卡亞街、茨維特諾依林蔭路旁的胡同都是最不讓人放心的地方。常常會有人拉住你的手。有些話我不應該聽見，有些事我不應該知道。但是保姆們和奶娘們都不甘寂寞，所以我們就常常會來到這形形色色的人群中間。一到中午，就能看到騎馬的憲兵們在軍旗兵營的露天操場上操練。
同社會渣滓和他們的遭遇為鄰，目睹附近的林蔭路上的歇斯底里的現象，和乞丐、女香客來往，這一切使我過早地產生了對婦女的心驚膽戰的、不可言說的、終生難忘的憐憫；更讓我不能忍受的是對雙親的憐憫，因為他們要比我先死，而且我必須完成某種極其光明的、空前的事業，才能讓他們擺脫地獄之苦。
3歲時，我們全家搬去了繪畫雕塑建築學校[5]位於米亞斯尼茨卡亞街的公家宿舍。宿舍對面就是郵政總局。我們住的是院裡的一棟廂房，在主樓的外邊。
主樓是一棟古老的建築物，非常漂亮，在很多方面都特別好，1812年的大火沒燒到它。這棟樓房在一個世紀以前的葉卡捷琳娜時代，曾經作過共濟會[6]分會的秘密避難所。米亞斯尼茨卡業街與尤什科夫胡同里的側角是圓形的，那兒有個陽台，是半圓形的，還帶柱子，連線繪畫學校的大禮堂。陽台面積很大，凹入牆裡，就像個壁龕。站在陽台上，可以看到米亞斯尼茨卡亞街的延續，它伸向遠方，直通幾個火車站。
1894年，在這棟樓房裡居住的人，站在這個陽台上觀看過沙皇亞歷山大三世運靈儀式。兩年之後，又觀看了尼古拉二世登基加冕典禮的一些場面。
老師和同學都站在這兒。母親抱著我，擠在人群中挨著欄桿看熱鬧。她腳下有個裂洞，裂洞底層鋪著細砂。空曠的街在等待中悄然無聲。軍人們忙得不可開交，為了讓在場的人都能聽見，他們高聲喊著命令，然而他們的喊聲站在樓上的觀眾是聽不見的。士兵們列隊將馬路上的市民推到人行道邊，市民們在屏息中形成的寂靜，似乎吞掉了所有的聲音，就像沙灘吞掉潮水一般。淒涼而又悠長的鐘聲響了，人們紛紛把手伸向頭，這個動作像海浪一般從遠處滾來，又滾向遠方。莫斯科在脫帽，在畫十字祈禱。四面八方響起安葬的鐘聲，一支隊伍的隊首出現了，那是軍隊，宗教界，披著黑紗和繫著飾纓的馬匹，華麗得難以想像的柩車，穿著另一個世紀的從沒見過的服裝的承宣官。一望無際的送靈隊伍浩浩蕩蕩。一幅幅綴著黑邊的長條布掛在樓房的正面，致哀的旗幟低垂著。
繪畫學校有擺排場的風氣，這種事歸御事部掌管。又瘦又高的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是繪畫學校的保護人，繪畫學校每次舉行慶典和舉辦展覽時，他都要親臨現場。他偶爾參加戈里岑和亞孔奇科夫家庭晚會，那時我父親和謝羅夫兩人用帽子遮住畫本，偷偷地給他畫漫畫像。
院裡有一棟廂房，在各種建築物、公務房和柴棚之間，顯得鶴立雞群。它對面的籬笆門通向小花園。花園裡有一些年齡很大的古樹。廂房的地下室里給同學們供應熱早點，油煎包和炸肉餅的煙霧總是在樓梯上瀰漫。另一個平台上有扇門，通往我們家。繪畫學校的文書住在再往上的一層。
五十年之後，也就是在不久前，在蘇維埃時代的近期，我在尼·謝·羅季昂諾夫著的《列·尼·托爾斯泰的生平與創作中的莫斯科》一書中的第125頁，在1894年的標題下，讀到這么一段話：
“11月23日，托爾斯泰帶女兒們去繪畫雕塑建築學校看望該校校長畫家列·奧·帕斯捷爾納克，並出席了演奏會。參加演奏會的有帕斯捷爾納克的夫人和音樂學院教授小提琴家伊·沃·格爾日馬里和大提琴家阿·安·勃朗杜科夫。”
這段文字描述得相當正確，只是有個地方說錯了：繪畫學校校長並非家父，而是里沃夫親王。
我還清楚地記得羅季昂諾夫記述的那個夜晚。那晚，一種甜蜜的、騷人的痛苦將我弄醒。我此前從沒嘗過這種滋味。我既苦惱又恐懼，叫了起來，還哭了。帷幔把房間隔成兩半，我躺在帷幔的後邊，音樂把我的哭聲淹沒了。當那段把我驚醒的三重奏演奏完後，人們才聽到我的哭聲。帷幔被拉開，媽媽來了，她俯身在我的頭上，很快哄好了我。大概是把我抱到外邊去見客人，可能是我隔著開著的門看見了客廳。客廳里煙霧繚繞，蠟燭閃動著睫毛，好像是煙霧把它們的眼睛刺痛了。小提琴和大提琴漆紅的木板在燭光下顯得通亮，大鋼琴顯得烏黑。男人們的常禮服也顯得烏黑。婦女們身穿連衣裙，露出肩膀，就像命名日時贈送的花籃里探出頭來的花朵。有兩三位老人，他們的白髮和團團的煙霧混攪在一起。我和其中一位後來很熟，而且經常見面，他是畫家尼·尼·格。另一位老人的形象，伴隨大多數人的一生，其中也包括我。而且因為我父親衷心景仰他，為他的作品畫過插圖，去他家做過客，以至於他的精神滲透時我們全家上下。他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維奇[7]。
我當時為什麼會痛哭，為什麼直到今天還記得那種痛苦？我媽媽彈得一手好鋼琴，那時我在家中已經習慣大鋼琴的聲音了。我覺得大鋼琴的聲音是音樂本身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弦樂的聲音，特別是室內演奏時的組合，弄得我心神不寧，我聽著十分刺耳，好像從通風視窗傳來的呼救聲和送來的噩耗一般。
大概有兩個人在那年冬天去世——安東·魯賓斯坦[8]和柴可夫斯基[9]。他們演奏的似乎就是柴可夫斯基著名的三重奏。
這個夜晚將我沒有記憶能力的幼年時期和我後來的少年時期分隔開。從那時起，我有了記憶能力，我的意識也像成年人的意識一樣開始發揮作用，再沒發生過長久的間隔或失誤。
每到春天，學校大廳就會舉辦巡迴展覽畫派展覽會。冬季時展品就被從彼得堡運來了，畫裝在木箱裡，木箱放在柴棚里。一排一排的柴棚就在我們的房後，對著我們的窗戶。復活節前，一個個木箱被搬到了院子裡。學校的工作人員打開箱子，從蓋子與底部上卸下嵌在沉重的畫框裡的畫，兩幅兩幅地抬著，經過院子，搬進展覽廳。我們扒在窗台上，眼巴巴地看著這些畫。從我們眼前搬過去的有列賓、米亞索耶多夫、馬科夫斯基、蘇里科夫、波列諾夫的一些最著名的油畫，在今天的畫廊里和國家收藏中，它們是占半數以上的珍品。
我父親，還有和他要好的幾位畫家，也參加過巡迴展覽畫派的展覽會，不過時間比較短，而且只是在開始那幾年。沒過多久，我父親、謝羅夫、列維坦、科羅文、弗魯別利、伊萬諾夫和其他一些人組成了更年輕的團體——“俄羅斯畫家聯盟”。
90年代末，雕刻家帕維爾·特魯別茨科伊[10]來到了莫斯科，他以前一直在義大利生活。專門為他修建了一間新的工作室，這間工作室有頂光，就挨著我們家的牆。這個工作室吞併了我們廚房的窗戶。這扇窗戶現在通向特魯別茨科伊雕塑工作室，以前它是面向院落的。我們從廚房裡看他雕塑，看他的造型工羅別基工作，還看他的模特兒，從小孩、女芭蕾舞演員到雙套馬車和騎馬的哥薩克。他的工作室很高，門又寬又大，車馬進進出出很方便。
在那間廚房裡我們做了各種準備，為的是把我父親為托爾斯泰《復活》畫的精美插圖寄到彼得堡。當時，彼得堡出版商馬爾克斯創辦的《田地》雜誌上正在連載《復活》這部長篇小說，小說改好一章，發表一章，工作非常緊張，我還記得父親匆忙的樣子。雜誌從不脫期，每期都按時出版。所以每次都一定要趕上發稿時間。
托爾斯泰看校樣總是拖延時間，對校樣改動很大。讓人擔心的事出現了：為初稿畫的插圖，可能和他後來的改動不符。不過我父親的草圖都是從作者本人進行觀察的地方——農村、鐵路、法院、監獄的轉移站——取材。大量活的細節和現實主義思維的共性，避免了畫不切題。
插圖總是著急寄出，便只能爭分奪秒。為此和尼古拉耶夫鐵路特別快車的列車組建立起了聯繫。看到身穿鐵路制服大衣的乘務員，兒童大為震驚。乘務員站在廚房門口等候，就跟站在站台上即將開走的列車門前等候似的。
爐子上煮著水膠，急急忙忙將畫擦乾淨，噴上定畫液，再把畫貼在硬紙板上，包起來，綑紮好。捆好的包裹用火漆封住，然後交給乘務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