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者的講述
日本侵華罪行館紀念館的設計其實早在十年前就完成了，約五六年前也已經竣工。記者在他位於上海的磯崎新+胡倩工作室試圖找一找這座館的模型，辦公室的一位員工說，沒有擺放出來，應該已經收起來了。
十年間，隨著整個安仁古鎮的博物館聚落建設和自己設計的這座博物館的建造維護需要，磯崎新回過建川六次，每次都有來自日本和中國的許多人問他為什麼，為什麼要接下這個項目？為什麼同意冠名“日本侵華罪行館”？今年9月3日，侵華日軍館即將在 “抗戰勝利紀念日”當天開館，這些問題又再次被提起，人們在意的似乎只是一個日本人建造了一座“日本侵華罪行館”，卻少有人像時下流行的那樣關注一個明星建築師的又一次挑戰。
在接受新聞記者專訪時，已經85歲磯崎新顯得相當不以為然，“對建築目的的關注超過了建築本身，這也很正常”。
人和人的相遇才是最重要的
磯崎新在日本原就以左翼人士自居，提及接手日本侵華罪行館項目的原因，老先生絮絮叨叨地開始聊起和很多中國建築師、藝術家的交往過程。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我就開始從外圍關注中國的建築界，一次在上海雙年展上，劉家琨、張永和等人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開始和他們有所交往。”受劉家琨之邀，2003年磯崎新前往成都參觀鹿野苑石刻博物館，這座劉家琨早年的作品既融入了中國本土元素，又有現代主義風格，磯崎新覺得看到了當時中國建築的“時代感”。
參觀後，劉家琨建議，既然來了成都，不如順便去看一看建川博物館。位於成都大邑縣的安仁古鎮，是遠近聞名的劉氏莊園所在地，莊園始建於明末清初，由劉文彩、劉文輝等五兄弟的公館和劉氏老宅組成。不過磯崎新在那裡找到的最初的熟悉感來自1960年代末的大型泥塑群“收租院”。 曾經與磯崎新在日本有過合作的中國藝術家蔡國強，因為1996年威尼斯雙年展上的作品《威尼斯收租院》奠定了他在國際的地位，磯崎新沒想到老友作品的原型就在中國內陸的這個小鎮上。
在那裡磯崎新見到了“野心勃勃”的、想在這裡建一個博物館群落的樊建川，當時已經有了一張規劃的總體平面圖，好友劉家琨和張永和也已經參與其中，分別“認領”了紅色年代章鍾印陳列館以及紅色年代宣傳畫陳列館，之後兩人也熱情邀請磯崎新加入博物館群落的建設。
“老先生說了那么多的意思是，他選擇這個地方做這個項目的很大原因，是緣於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和親近感。這不是一個專門的任務，（接下項目的想法）是在交往、觀察、聊天中形成的。”合伙人也是翻譯胡倩向記者解釋。日本侵華罪行館內部展品
讓磯崎新感興趣的不只是人情。館長樊建川向磯崎新介紹了自己豐富的藏品，從小鎮上劉氏家族的歷史遺物、中日戰爭時包括援軍和盟軍在內的物件，到“文革”期間的相關收藏，當然還有他想利用安仁鎮的資源與自己的藏品來建造一個文化主題公園的想法。磯崎新認為，傳統的博物館大都以國家歷史的宏大敘事線索來進行陳列，而這個籍籍無名卻有著獨特城市風貌和歷史淵源的小鎮，加上樊建川所收藏的中國近代歷史發展中零碎的物件，呈現的是同主線不一樣的歷史脈絡。“撇開政治感情，戰爭的殘酷將人民捲入了無辜的死亡中，加害者與受害者永遠是一對矛盾，在這裡，所有的過程將得到客觀的真實的展現。”他說。
這種將歷史脈絡和城市發展相聯繫的個人雄心在磯崎新看來非常獨特，所以當被邀請設計日本侵華罪行館時，他欣然答應。
建築要存在百年以上，和它波長相同的就是文化
最近一次回建川的時候，磯崎新對採訪他的記者說，“南京大屠殺要講夠，重慶大轟炸也要講夠。”言談間，這位近十幾年才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中國的日本建築師總讓人覺得，他對中國近代史的了解和認知要遠高於一般的日本民眾，被問及此，他回答說，這和自己的家庭背景是分不開的。
在磯崎新的記憶力里，祖父母都可以寫漢字、作漢詩，家中一直浸潤著濃厚的中國文化氛圍。他的父親曾留學上海，是東亞同文書院（1901年日本在上海創立的以進行“中國學”研究為專務的高等學府，現為愛知大學）的學生，接受的是亞洲主義的思想，堅信應以中日為基礎，聯合亞洲其他國家，平等互利，實現共榮。中日戰爭爆發後，他的父親回國。
磯崎新出生在九一八事件發生的1931年，小的時候，家中有著濃郁的中國文化的氛圍，對政治漠不關心，而這種醉心於中國的氛圍也讓他的家庭一度很受孤立。“比我年長10歲、20歲的人都被國家徵召入伍了，很幸運我當時還是個孩子。雖然當時整個國家籠罩在帝國主義的陰霾下，但我一直受的是家裡的薰陶，所以從小就對中國有一種親近感。”戰爭結束以後，磯崎新學習建築，接受的多是西方的一套理論，也就與中國“小別”了一陣，不過1970年代後期當日本首次派中日文化交流的學者赴中國時，他積極回響，開始重新認識中國。
以磯崎新的角度來看，1978年他來中國的時候，戰爭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中日的關係十分融洽，日本不僅看到中國市場的巨大可能性，整個日本國民也相對友好，許多中國人選擇去日本留學。“我記得當時有個調查數據顯示，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友好度超過90%。”磯崎新回憶。國家大劇院效果圖
然而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日本經濟泡沫的破裂、蘇聯的解體、中國的政治運動，整個政治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家與國家間需要建立新的秩序。“中日媒體的報導可能有所差異，但從日本的報導來看，1998年江澤民訪日是一個轉變的契機，從那次以後，中國就開始對日本挑明歷史問題，關係持續僵化，民眾也互不信任。”
身為建築師的磯崎新在這一點上有切身的感受，他告訴記者，1998年中國國家大劇院的競投項目一共有兩輪，直到現在還會有當時的評審和他聊起說在第一輪競投中，磯崎新的方案很受好評，“也許就是第一名呢。”據說當時還有專家聯名寫信爭取方案，“總之在文化層面他們非常認可，我後來了解到有一些反對意見：在天安門廣場上不可以有一個日本人的建築。”
他有一些無奈，因為自己並不是以一個日本人而是建築師的身份去設計國家大劇院，在磯崎新的心中，政治環境5到10年有一次更迭，文化100到500年有一次飛躍，而民族問題也許千年都很難變化，這些都不是相同波長的問題。“建築是要存在百年以上的產物，和它波長相同的就是文化，所以我一直著眼於文化層面的考量。”
“我是國際人磯崎新”
磯崎新有一次參加中國的一個建築師論壇，在介紹他的時候全場突然笑了起來，翻譯說主持人介紹他為“日本建築界的切·格瓦拉”，他表示不反對這樣的說法。“在我的職業生涯中，一直是站在政府的另一邊，有一定的對抗性。就像藝術家一樣，應該超越現實的體制，追求新的發展。”
然而建築要與城市發生關係，勢必要與政治發生關係，磯崎新覺得建築師是最能感受到政治變化的職業之一。“我不太希望別人介紹我的時候說我是一個日本建築師，我是國際人磯崎新。但是不管怎樣，這個身份印記會一直背負著。我也希望能夠通過建川的這件作品來闡釋我對政府提出的異議。”
日本侵華罪行館外牆
日本侵華罪行館的建築面積約3500平方米，頂部設計宛如波浪，灰色外牆，入口曲折逼仄，展廳略顯狹長，整個建築採用當地的磚料與混凝土混合，呈現出歷史滄桑的氣息。
磯崎新可以理解樊建川的是，作為私人投資者在這么大的博物館聚落建設中必然有資金分配先後的考量，比如2008年大地震後，汶川地震博物館先行建造，其他的項目就整體延後。另一方面，從選材上也儘量節省成本。早年磯崎新曾放話說，這座紀念館“我不要錢也會建”，被問及此，他笑說當然沒有完全不收設計費，但是也差不多。
2015年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建成的日本侵華罪行館選擇在這天開幕也是借著這個由頭，不過這樣一來，又不可避免地將人們的關注點引向了戰爭和歷史。磯崎新覺得沒什麼人關心建築本身，有客觀原因，也挺正常。
“建築的生命力有百年，我從設計之初就會考慮它的未來。在我們做這個項目的十年間，這個紀念館的名字就從‘日軍館’變成了‘日本侵華罪行館’，日本媒體非常介意‘侵華’兩個字，這之中是不是有政治的原因，我也覺得沒關係，因為侵華也是事實嘛。”磯崎新坦言絕不會將它做一個“傷痕累累”的建築，他想要做的是一個與文化相關、有城市氛圍的博物館， “中日之間的淵源並不只有近代的百年，也許五十年以後中日非常友好，侵華日軍館又變回了日軍館，甚至變成了中日友好館，都是有可能的。”
採訪快結束時磯崎新自己也感到抱歉，說建築還是談得少了。這一定不是磯崎新最好的設計，但一定是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建築之一。前幾年有人去參觀，曾說這個建築有自己的“精神氣”在裡面，可是磯崎新自己並沒有給出這么高的評價，在民營博物館預算控制下進行設計建造，他本身的考慮重點就不在創新、精美、細緻、技術這樣的層面上，“就是在預算下做一個大的持續百年的展覽廳吧，從這個角度上說，應該還是完成了使命的。”磯崎新說得很委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