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學成

從《夏津縣誌前編》中所收入的方學成的詩文來看，可謂文白俱佳，頗見功力。 ”將民國所修縣誌稱為《夏津縣誌續編》，並全遵《方誌》體例修志。 除主修《夏津縣誌》外，方學成還修纂了《黃山志》。

雍正八年（1730）冬，方學成到夏津縣署縣事（代理縣令），乾隆元年（1736）實授，乾隆七年（1742）離任，在夏津共度過了12個年頭。他一到任就立即召集僚屬，“周諮利弊”之後，下決心清查革除“積弊宿累”，立志在夏津做出一番事業來。當時的運河因“受漳、濟、衛、汶之水”，經常泛濫成災。每至夏、秋汛期，他“必親躬河乾，督率鄉民，晝夜防護，風雨凌暴，淋漓被體弗惜”。他還帶頭捐資，陸續修築城池、學宮，並創建了收容鰥、寡、孤、貧的“普濟堂”、“育嬰堂”；在他的倡導下，城隍廟、社稷壇、山川壇、八蜡廟等古蹟得以保全。經過方學成的慘澹經營，加上勞動人民的努力，夏津這個既“疲”又“瘠”的“彈丸之地”，居然“歲時豐稔，日有起色”了。
方學成博學善文。“好古力學，公餘少暇，仍手不釋卷”，寫起文章來揮灑自如，博雅精闢，時人稱其“兼擅唐宋八大家之長”。著有《四書綱目》、《讀書發微》、《學古齋偶錄》、《松華館合集》等書。從《夏津縣誌前編》中所收入的方學成的詩文來看，可謂文白俱佳，頗見功力。方學成所具備的以上特質，為他主持編修《夏津縣誌》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為了使《夏津縣誌》早日問世，方學成首先組織了一個多達22人的班子，自任總裁，教諭梁大鯤任纂修，縣儒學訓導、管河主薄、巡檢、典史皆羅織其中任職，並由廩生、庠生14人充當采輯。並提出了“勿遺、勿濫、勿隱、勿飾”的修志八字訣要求。在編纂過程中，方學成“薄書之暇，往來其間”，做了大量的實際工作。對縣誌的綱目設定、內容的增刪、直到文字潤色，方學成總是親自動手。他還為各卷著論，列於卷首。這些“論”提綱挈領，論據詳實，言簡意賅。《夏津縣誌》同舊志相比，有不少獨到之處。縣誌修成後，刊刻費用頗巨。方學成便向邑內紳士募捐，但只籌到所需費用的一半，他就慷慨解囊墊支。歷時一年又四月的志書，於乾隆六年九月（1741）刻就，六冊約25萬字。民國二十三年（1934）由時任縣長謝錫文重為鉛印，改稱為《夏津縣誌前編》，並於序中讚譽：“為前令方君松台所手訂，蓋取班氏十志之義，皆黼黻休明，發為治術而考鏡其得失者也，以淵博之學問，為一邑之典章，洵為後人所宜法守矣。”將民國所修縣誌稱為《夏津縣誌續編》，並全遵《方誌》體例修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是志給予全盤肯定。著錄略云：“《夏津縣誌》十卷（清乾隆六年刻本）。知縣方學成修，由舉人於雍正八年任，因任事日久，對於邑中之政治風俗、社會民情，耳目所接，考之極深，以縣誌年久失修，適當年阜民裕之時，決意重修。以為後來從政者之鑑鏡，……是志搜羅甚富，編纂亦佳。於舊志多所改正增益，綱目既備，紀載亦詳。每篇之前，冠以小序，議論考據，皆精當簡明。是志修時，以明志太殘，清志太略，因取二志采其長，而補其遺，書中尤注意於身會狀況、民生疾苦，洵足為從政者之所本，豈只供徵文考獻已哉。”
方學成 在方誌理論方面有諸多闡述。提出了方誌“資治、存史”功能。認為方誌有兩種作用，一是記錄“古今言行得失”，為現實政治服務，以求“補偏救弊”；二是令後人以昔為鏡，為改革政治提供依據。如此說來，方學成以志輔政的目的是相當明確的。
除主修《夏津縣誌》外，方學成還修纂了《黃山志》。乾隆十八年（1753）的《寧國府志》和乾隆十九年的《旌德縣誌》。他的文學著作較多，除傳世的《勘荒》一書外，還有《松華堂集》，《松台詩話》，俱經梓行。他寫的《石壁賦》和《旱澇吟》長篇詩，文采、韻節均達到很高水平；他謳歌旌德山水風光，兼懷李白、胡瑗等文化名人來旌川遊覽的《游石壁次胡安定韻》古風詩，收錄在清嘉慶《旌德縣誌》中，成為後人研究李白、胡瑗來旌德的考據之一。安徽省地方志辦公室編著出版的《地方志續修指南》一書稱他為皖籍修志名家。
方學成著述，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除《夏津縣誌》10卷（清乾隆六年刻本）外、尚有《松華館合集》13卷（清乾隆元年刻本）、《讀黃合志》1卷（清乾隆間刊本）、《華南先德述》一卷（清乾隆間刊本）、《宛陵方氏著述八種》26卷（清乾隆間刊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