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圖爾特·霍爾[20世紀英國最重要的新左派知識分子]](/img/6/97b/nBnauM3X0ITMzUDN1QDO2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0gzL0c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斯圖爾特·霍爾[20世紀英國最重要的新左派知識分子]")
主要成就
1964年，理察·霍加特（Richard Hoggard）在英國伯明罕大學創辦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由此誕生。中心創辦時，霍爾便應邀加盟其中，並於1968年接替霍加特，成為該中心的第二任主任。在霍爾的率領下，文化研究的思路、方向等有了重大調整。《理解霍爾》一書的作者海龍·戴維斯（Helen Davis）曾說：“霍爾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同義詞。”
伯明罕學派指的是一系列迥異於傳統文學批評的研究，這種研究更關注大眾文化、青少年亞文化等，更多考慮性別、年齡、種族等文化政治因素，從而使文化研究與實際的社會政治運動結合起來。
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發展經歷了三個時代：霍加特時代、霍爾時代和後霍爾時代。霍加特時代的文化研究受制於舊有的文學—文化傳統，具有較強的文化主義思想傳統色彩；霍爾時代是不斷理論化的時代，其間霍爾等人通過發行《文化研究工作論文》（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建立出版企業等措施，實現了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的飛躍，完成了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的形塑；後霍爾時代是文化研究群雄逐鹿的時代，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的影響卻不斷擴散，引發了人文社會科學的文化轉向。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傳播與文化研究教授勞倫斯·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是當今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化研究學者之一，他曾作為霍爾的首批學生之一在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與霍爾共事，並成為美國文化研究的奠基者。“霍爾是我的老師、導師、知音、朋友。在過去的45年中，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知識分子、政治人物……我其實並不想將自己現在的所思所想鋪陳成一篇文章公之於眾，但美國主流媒體對霍爾離世的報導近乎空白，這又讓我不得不提起筆。霍爾事業的每分每秒事實上都在為構建知識與政治間的關係作貢獻，協作與對話、慷慨和謙卑是霍爾為後人留下的遺產。”
思想
美國學者丹尼斯·德沃金在《斯圖亞特·霍爾與英國馬克思主義》一文中將霍爾的思想發展分為三個階段：1956—1964年為第一階段，其間霍爾深受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 P. 湯普森的影響；1964—1978年為第二階段，其間霍爾吸收了阿爾都塞的結構馬克思主義、葛蘭西的霸權思想，以及符號學理論；1979年以後為第三階段，霍爾活躍於多個理論前沿。趙勇表示，霍爾“拿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使文化研究的範式有了兩次重要轉換。
霍爾曾在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金惠敏的訪談時特別提到：“你們要研究自己的問題，從中國現實中提取問題。至於理論嘛，其實並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們自己的問題。對於理論，你要讓它對你發生作用。我的朋友霍米·巴巴說他的工作就是生產理論，而我呢，則是運用理論。我不生產什麼理論，就是運用。我把自己稱作‘喜鵲’，東抓一把，西抓一把，把什麼東西都抓到自己的窩裡。比如，從德希達那兒我就抓到了一件東西，就是如何去思考‘差異’。”對此，趙勇表示，霍爾幾乎沒有多少原創性的理論（或許編碼/解碼理論是個例外），但他確實是個“運用”理論的大師，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拉克勞的“接合”（articulation）理論等，都是霍爾通過“運用”把它們鍍亮的。
兩學派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的眾多流派中，伯明罕學派和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路徑給後人留下的啟迪最為深刻。趙勇認為，二者雖然都研究大眾文化，卻得出了大相逕庭的結論。法蘭克福學派更注重理論層面的形而上思考，伯明罕學派則更看重理論與現實問題的融合，擅長以文化視角觀察、應對社會現實問題，似乎更“接地氣”。
寬泛而言，所謂的文化視角應該是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的總體特點，但霍爾對文化的理解與其前輩又很不相同。例如，在威廉斯那裡，他只是把文化理解為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理解與利維斯主義相比已然是一場革命；而霍爾則向前推進了一步，把文化看作一種“鬥爭方式”。他特別提出：“大眾文化既是其鬥爭場域之一，也是這場鬥爭輸贏的利害所在。……這就是為什麼‘大眾文化’很重要的原因。”
把大眾文化理解為鬥爭場域是個很重要的觀點，因為在此之前，大眾文化一直被當作一種實體性的東西加以對待。但霍爾卻把大眾文化看作文化霸權爭奪戰的競技場。如此定位大眾文化很可能意味著如下事實：大眾文化本身是不存在什麼立場的，誰能夠抓到它，它就會為誰服務。由此可以看出，霍爾的問題意識並不是從理論本身出發，而是從社會現實的具體問題中生髮而成。
文化權力
“文化問題是新左派知識分子不斷強調的問題。在新左派的政治理論中，文化分析與文化政治始終處於核心地位，霍爾也不例外。”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胡疆鋒說道，霍爾把文化看作是一種表意實踐，注重探究文化與權力的關係，藉此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徐德林認為，因為“始終保持理論思考與現實介入的良性互動”，霍爾在其思想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調整理論視野和關注對象。正因如此，霍爾的思想始終具有當下關切性，可以有效影響或指導文化研究的理論建設與批評實踐，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他的重要遺產之一——“作為實踐的理論與方法”的接合理論。
1980—1985年，霍爾形塑了接合理論，從根本上擺脫了經濟還原論與階級還原論。霍爾形塑接合理論的成功並非僅僅在於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的意識形態傳統、對還原論與本質論的持續批評，同時也聯繫著霍爾對“關鍵時刻”的把握，關乎柴契爾夫人當政以來已發生結構性變化的英國社會文化現實對理論闡釋的渴求。
柴契爾夫人的英國福利制度改革顯然損害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但卻為何“贏得”了後者的“認同與支持”？霍爾發現，柴契爾夫人行使了一種獨特形式的領導權——“威權平民主義”，它強調“對一種基於法律、秩序和家庭價值的新的平民道德的需求”，並且“通過將受歡迎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動力界定為包含所有人，它也變成了一種道德力量”。趙勇稱，霍爾在思考柴契爾主義的“威權平民主義”時意識到，柴契爾夫人很善於走親民路線，很善於通過爭取平民的贊同而重建威權，使平民威權化、威權平民化。新左派要在這場鬥爭中獲勝，就必須知彼知己，甚至學習柴契爾夫人的平民性，用常識、大眾文化抓住人心。這是霍爾的鬥爭策略，也是其思想有底氣的原因之一。
徐德林表示，接合理論代表了霍爾等文化研究學人在新的歷史語境下的一種理性思考與選擇，暗示了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對大眾文化的“別樣”態度：既不是阿多諾與利維斯主義者的“批判”，也不是本雅明和薩特的“利用”，而是一種與“俯視”無關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