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領域的建構主義興起於20世紀80-90年代，當時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之間的論戰構成了這一時期國際關係理論爭論的重心，他們各自的代表人肯尼斯·沃爾茲和羅伯特·基歐漢都致力於將國際政治的理論建成高度科學化的理論，兩者在方法論個體主義、物質主義世界觀和理性主義認識論等方面朝著趨同的方向發展，產生所謂“新—新合成”（neo-neo synthesis）.隨著論戰的深入開展，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爭論的範圍越來越集中於相當狹窄的範圍內，甚至局限於對個別問題的經驗檢驗。面對這種“新—新合成”，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非主流學派向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主流地位繼續發起挑戰。在挑戰的過程中，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迅速崛起。
在20世紀80年代國際關係研究中已經湧現了三種建構主義學派：以約翰·魯傑和弗雷德里克·克拉托奇維爾為代表的現代主義學派，以理察·阿什利和羅布·沃克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學派，以斯派克·彼德森和安·蒂克納為代表的女性主義學派。這三個學派之間和內部都存在巨大的分歧，但他們都認為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大派理論沒有足夠重視世界政治中的行為體是社會建構而成的。（參見【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4頁，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0）1989年，尼古拉斯·奧努弗在《我們造就的世界》一書中，把“建構主義”這一術語引用到國際關係研究中。但此時建構主義仍處於非主流的邊緣地位。
冷戰的結束加速了建構主義的興起。雖然冷戰的結束是國際關係各派學者始料未及的，尤其使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處於尷尬的地位，許多學者認為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問題來自於其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傾向，重視理念和整體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可能更具解釋力。1992年，亞歷山大·溫特在《國際組織》上發表了《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權利政治的社會建構》一文，質疑的目標直指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共同前提——國際無政府狀態，建構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開始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建構主義的核心命題包括：
1、國際體系的結構包括物質結構和社會結構。物質結構是行為體的實力分配及其相對位置；社會結構則是指行為體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規範、觀念和知識等文化因素。國際體系的物質結構只有在觀念結構的框架內才能具有意義。
2、認同是利益的基礎，認同構成利益和行為。決定和改變國家行為、認同和利益的不是體系的物質結構，而是在國際政治互動中不斷產生的社會結構。
3、國際政治行為體和結構之間存在著互為構成關係。社會結構不僅確定單個行為體的含義及認同，而且確定這些單個行為體所從事的經濟、政治及文化活動的模式。同時社會結構又是行為體實踐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