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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毫不誇張地說，聽學者們在文學館“縱論”，實在猶如一卷精華在手，省卻光陰無數。拿“三國”來說，大學者劉世德開篇就破題：這部書的正式的、準確的、科學的名稱，應當是“三國志演義”。為什麼呢？這牽涉到對“演義”二字的理解。用今天的話說，“演”就是闡述、表現、介紹、發揮等等的意思，“義”就是書的內容、蘊涵的思想、故事情節等等的意思。“三國志”當然指的就是二十四史當中的陳壽的《三國志》。所謂“三國志演義”，用通俗一點的話說，實際上就是“演《三國志》之義”的意思。所以“志”字是不能缺少的。接下來，羅貫中的小傳、籍貫、生卒年及在創作《三國志演義》之外是否還有其他作品傳世，娓娓道出。劉世德講“水滸”時就打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對我還仿佛在昨：素材好比是做衣服的布料，作品好比是一件漂亮的衣服。布料是一片一片的，零散的。把它們堆在一起，相加起來，並不能成為一件衣服。必須經過裁縫師傅的巧手，零散的布料才能變成漂亮的衣服。布料好比是素材，衣服好比是作品。而那位巧手裁縫就好比是作家。偉大的作品必然是偉大的作家寫成的。沒有偉大的作家，也就不可能產生偉大的作品。沒有一部偉大的作品是“累積”而成的。任何偉大的作品，都是通過天才的頭腦、天才的手，創作出來的。而且，這種創作又必然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沒有作家的創造性的勞動，就不可能創作出優秀的作品，偉大的作品。
劉世德講“三國”時又反覆如此強調，只為說明一點：像《水滸傳》一樣，《三國志演義》也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偉大的作品。羅貫中則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三國志演義》通過羅貫中的創造性勞動而呈現在讀者的面前。它絕對不是什麼“累積性”的作品。好作品，優秀作品，偉大作品，不是靠“累積”就能得出來的。好作品，優秀作品，偉大作品，是靠作家的頭腦，作家的手“寫”出來的。侯會在他的《從史實傳說，到經典演義——羅貫中是如何創作〈三國演義〉》的演講中，舉出大量生動有趣的例子，力挺此說。
“縱論三國”共分成十五講，各有精彩看點。無論是段啟明講“擇主而事的三國謀臣”的文臣謀略，還是張俊論“五虎將”與“曹八將”的武將忠勇，都凸顯出三國作為智慧書的靈性。劉世德談起“三國”複雜的版本問題，真是當行出色，把個枯燥的話題講得有了生氣，而且，以紮實的考據本領，顯示出非比尋常的上乘功力。寫過小說的周思源，巧妙地從創作的角度來分析，既然《三國演義》的宗旨是“擁劉反曹”，那為什麼劉備不是第一主角？周瑜的“冤屈”是羅貫中讓他為藝術獻身造成的。周先慎將《三國演義》戰爭描寫的特點和成就，精練地概括為六個字：豐富、深刻、生動。“三國”是一部什麼書，到底要表現什麼呢？段啟明總結為八個字：“歌頌仁政，崇尚人謀”，這就是《三國演義》的主題。在他看來，《三國演義》毫無疑問是儒家的。但這裡面無疑有道家色彩，比如諸葛亮的外在形象，披著道氅，拿著羽扇，講八卦，呼風喚雨，再加上隆中的神秘氛圍，人物好像就有了道家的味道。這些不過是《三國演義》的藝術手段，把諸葛亮寫得飄飄欲仙，只是為突出他的智謀與未卜先知的性格。
但這一切都離不開對人物成功的藝術塑造，以曹操為例，正如郭英德所說，羅貫中在描寫曹操奸詐、殘忍一面的同時，並沒有迴避，而是生動地展現了他作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另一面。換言之，在作者筆下，曹操雖是一個反面人物，卻不失英雄本色。作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現，作者很注意寫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遠見卓識。他在與劉備“煮酒論英雄”時，就曾說過：“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可見，是他的王者氣質、政治智慧和梟雄性格，造就他成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單就寫人物來說，我覺得曹操是《三國演義》中塑造得最複雜、最豐滿，也最真實、最可信的一個藝術形象。
聽或讀高品位的學術演講，毋寧是求學問道的一條捷徑，因為演講是學者們把書齋學問做到滿腹經綸以後的口語化表達，比起令人望而卻步、面孔嚴肅、嚴守規範的學術書籍，它更深入淺出，更言簡意賅，更易於大眾接受。當然，演講錄音整理出來也會變成印刷體的方塊漢字，但撲面而來的現場感，分明一下子使走出書齋的學問鮮活了起來，連文字都仿佛帶上了演講者的表情似的。尤其是當蒞臨現場的聽眾再來捧讀時，便宛若又置身其中，耳提面命之下回味起演講者在彼時彼刻是怎樣一個眼神，怎樣一個手勢，都會覺得十分愜意。我就是這樣。
正因為此，主持“在文學館聽講座”四年多來，我始終覺得，能以文學館的這塊平台，在學者與公眾之間搭起一座溝通、互動的橋樑，我也得以結識許多所敬仰的學術前輩，是我的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