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高房梁,木匠門·西摩:小傳

抬高房梁,木匠門·西摩:小傳

《抬高房梁,木匠門·西摩:小傳》作者在塞林格的經典短篇小說集《九故事》開篇“逮香蕉魚的最佳日子”里,西摩開槍自殺,給無數讀者留下巨大的懸念:西摩為什麼自殺? 西摩是塞林格筆下傳奇的“格拉斯家族”七個孩子中的老大。這七個孩子個個是神童,尤以西摩為最。他十六歲即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二十歲出頭就成了大學教授。《抬高房梁,木匠們/西摩:小傳》就以他的二弟巴蒂為敘述者,回顧西摩生前的種種往事,譬如西摩在婚禮當天作為新郎居然沒有出現。 2009年1月1日是《麥田裡的守望者》作者、美國文學大師J.D.塞林格九十周歲生日。《抬高房梁,木匠們/西摩:小傳》中文版的出版,標誌著塞林格四部小說第一次在中國出齊。 強力推薦: 抬高房梁,木匠們;西摩:小傳(Raise High the Roof Beam, Carpenters and Seymour: An Introduction)英文原版火熱發售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抬高房梁,木匠門·西摩:小傳》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J.D.塞林格 譯者:丁駿

圖書目錄

抬高房梁,木匠們
西摩:小傳

文摘

抬高房梁,木匠們
大約二十年多前,我們一大家子飽受流行性腮腺炎的折磨,某天晚上,我最小的妹妹弗蘭妮被連人帶床搬進了我那間貌似無菌的房間,那是我跟我大哥西摩合住的房間。當時我十五歲,西摩十七歲。凌晨兩點左右,我被這位新室友的哭聲吵醒了。我一動不動地躺著,聽她嚎啕大哭,幾分鐘後,我聽到,或許是覺到,我旁邊床上的西摩有了動靜。那些日子裡,在我們兩個床之間的案几上一直放著一把手電筒,以備不時之需,不過我記得還從沒用過。西摩打開手電,下了床。“奶瓶在爐子上,媽囑咐過。”我對他說。“我剛剛餵過她,”西摩說,“她不是餓了。”他在黑暗中走到書櫥邊,將手電沿著書架慢慢地來回掃著。我從床上坐了起來。“你要幹嗎?”我說。“我在想或許我該給她念點什麼。”西摩說,一面取下一本書。“老天,她才十個月大。”我說。“我知道,”西摩說,“嬰兒有耳朵,他們聽得見。”
那晚西摩打著手電給弗蘭妮念了一個故事,那是他最喜歡的一個道家的故事。直到今天,弗蘭妮還發誓說她記得西摩曾經給她念過這個故事:
秦穆公對伯樂說:“你如今上了年紀。你家中是否有人能替你給寡人相馬呢?”伯樂答:“一匹好馬可憑其體態外形來挑選,但一匹絕塵彌轍的上乘駿馬卻稍縱即逝,縹緲如輕煙。我的兒子們才能平庸;他們見到一匹好馬固然能夠識別,卻識別不了上乘的駿馬。然則我尚有一友,名九方皋,是個賣劈柴和蔬菜的,但凡有關馬的事情,其眼力絕不在我之下。懇請陛下召見他。”
穆公遂召見九方皋,旋即派他前去尋找一匹坐騎。三個月之後,九方皋回來稟報已找到一匹。“如今馬在沙丘,”他又道。“此馬何等模樣?”穆公問道。答日:“呃,為一褐色母馬。”待得打發人去取馬,卻發現是匹烏黑的公馬!穆公大為不悅,召見伯樂。“你那位朋友,”穆公道,“領我之命去尋馬,弄得一團糟。你道怎的,他連馬的毛色性別都分焉不清!關於馬他到底懂些什麼呢?”伯樂滿意地嘆了口氣。“他當真已到此等地步了嗎?”他高聲嘆道,“哎,那他的價值不啻於一萬個我了。我實不能與他相提並論。皋放眼所見乃精神之機制。瞭然精華所在,故拋平常細節於腦後;既著眼於內在本質,外在特徵則可視而不見。其所見即為其所欲見,而非其所不欲見。他只看他應看之物,至於不必看者一概不屑之。善相馬如皋者,確乎有本領相尤比馬更貴重之物也。”
待馬來到,果然是匹上乘的駿馬。
我在這裡重述這個故事,不僅是因為我總是不厭其煩地給那些十個月大的孩子的父母或哥哥們推薦一篇好文章來充當奶嘴,而且另有一個原因。此後緊接的是關於一九四二年一次婚禮的記述。在我看來,這段記述獨立成章,有開始有結尾,以及一個必死的命運,獨具一格。不過由於我是一個當局者,我覺得有必要提一句,一九五五年的今天,那位新郎已不在人世。他於一九四八年自殺了,當時他正和妻子在佛羅里達度假……不過毫無疑問,我真正想說的是:自從新郎永遠地退居幕後,我終究沒能想出我可以派誰代替他去尋馬。
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潘塔奇斯馬戲團的退休雜耍演員萊斯·格拉斯和貝茜·蓋勒格的子女們——一共七個——誇張點說,遍布在美利堅合眾國的四面八方。我是這家的老二,當時正躺在喬治亞州本寧堡的部隊醫院裡,害的是肋膜炎——十三個星期步兵基本訓練留給我的小小紀念品。雙胞胎沃特和維克一年前就被拆散了。維克在馬里蘭州的一個拒服兵役者的拘留營里,而沃特隨著一支野戰炮兵部隊正待在太平洋上的某個地方——也許還在路上。(我們始終沒能完全搞清楚,在那段特殊時期,沃特究竟在哪裡。他從來不怎么愛寫信,等他死後我們也沒了解到多少關於他個人的情況——幾乎可以說是零。一九四五年深秋,他在日本死於一次荒唐得難以形容的美國大兵事故。)我的大妹妹,波波,按出生年月算排在我和雙胞胎之間,她是海軍女子預備隊的少尉,斷斷續續地駐在布魯克林的一個海軍基地。那年春夏,波波一直用著我大哥西摩和我在紐約的那套小公寓,我倆入伍後,那套公寓實際上就是空關著了。家裡最小的兩個孩子,祖伊(男)和弗蘭妮(女),跟我們父母一起住在洛杉磯,我父親正在那裡為一家電影公司當星探。那時祖伊十三歲,弗蘭妮八歲。他們倆每星期都參加一檔電台的兒童智力問答節目,名為“智慧之童”,這名字中的刻薄諷刺倒是很典型,隨著電波傳遍東西海岸。我還是索性在這兒提一筆吧,我家所有的孩子,都有一陣子——或者說,在某一年——是這檔每周一次的“智慧之童”節目聘用的“嘉賓”。西摩和我於一九二七年最早參加“智慧之 童”,當時我們一個十歲,一個八歲,節目是從那家老旅館默里山飯店裡的一間會議廳里“放送”出來的。我們七個,從西摩到弗蘭妮,都用化名參加過這個節目。這聽起來也許著實反常,我們都是雜耍演員的孩子,這個人群通常對公開揚名不抱反感,可是我母親有一回在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談到職業兒童都不得不背負精神上的小十字架——正常意義上的社交圈往往令人嚮往,而他們卻與之格格不入——因此母親在這一問題上採取了不屈的立場,從來沒有動搖過。(到底該不該把大多數,或者所有的“職業”兒童當作擾亂治安者,並相應地給予懲處、憐憫抑或毫不留情地訴諸法律,這會兒根本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眼下,我只想作以下這一宣布:我們從“智慧之童”這個節目所得的收入支持我們中的六個人念完了大學,如今正把第七個送進大學。)
我的長兄西摩——此時此地我幾乎就是一門心思地要寫他——一九四二年時是一名下士,所屬部隊當時仍叫空軍。他駐在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B-17轟炸機基地。我相信,他在那裡是做代理連隊秘書。我不妨加一句,這不是括弧性質的補充說明,西摩是我家寫信最少的一個。我這輩子收到他的信也不到五封。
不知是五月二十二日還是二十三日早晨(我家的人都從來不在信上寫日期),我那張本寧堡部隊醫院裡的病床腳邊擱著一封我妹妹波波的來信,當時他們正在我腰部橫膈膜處貼橡皮膏(這是對肋膜炎病人常規的醫療措施,據說能保證病人不會因為咳嗽而渾身散架)。一番磨難之後,膏藥貼完,我這才開始讀波波的信。信還在,逐字逐句抄錄如下:
親愛的巴蒂:
我正緊趕著打包,所以這封信會很短,但也會鞭辟入裡。“擰屁股”海軍上將做了個決定,他必須飛往一些不知道叫什麼的地區,說是出於戰爭的需要,他還決定帶他的秘書隨行,只要我這個秘書肯聽話。我就是感覺噁心。先不說西摩,我的隨行意味著我得在凍得死人的空軍基地蹲白鐵皮活動房,咱們的戰士會對我孩子氣地動手動腳,還有飛機上那些供你嘔吐用的可怕的紙制玩意兒。問題是,西摩要結婚了——對啊,結婚,所以請你好好聽著。我沒法到場了。這一趟我會去哪裡都沒個準,總得六個星期到兩個月的時間吧。我見過那姑娘。我覺得她是個繡花枕頭,但長相著實不賴。我也不是知道她就是個繡花枕頭。我是說我見到她的那晚,她說了沒兩個字。只是坐在那兒微笑,抽菸,所以說什麼也都不公平。我對他們的浪漫史壓根一無所知,只曉得他倆明擺著是去年冬天西摩駐在蒙默思堡時認識的。女孩她媽可真是太絕了——只要是藝術她都能插上一指頭,每星期兩次去見一位地道的榮格派心理學家(那晚我見她時,她問了我兩次,有沒有接受過精神分析)。她告訴我她真是希望西摩能和更多的人打打交道。話音未落又說她真是很愛他的,諸如此類的話,還說在他上電台廣播的那幾年裡,她一直近乎虔誠地收聽他的節目。我知道的就這么些,只是你必須去參加婚禮。如果你不去,我這輩子饒不了你。我可是當真的。母親跟老爸沒法從西海岸趕到這兒來。弗蘭妮在出痧子,算一個理由吧。順便說一句,你聽了她上星期做的節目嗎?
她津津有味地講了一大段,說她四歲時經常等家裡沒人的當兒,如何在房間裡飛來飛去。那個新的播音員比格蘭特差勁——甚至可能比早先的沙里文還差勁。他說她當然只是夢見自己會飛咯。小妞兒活脫脫一個小天使,堅持自己的說法,寸步不讓。她說她知道自己會飛,因為她回到地面時,手指上總有在電燈泡上抹到的灰塵。我真想見到她。還有你。不管怎么樣,你必須去參見婚禮。不得已的話,就開個小差去,反正求你去吧。六月四號,下午三點。壓根沒什麼宗教儀式,“解放式”,就在63號街女方祖母的房子裡舉行。某法官大人會來做主婚人。我不知道房子的門牌號,不過就在離開當初卡爾和愛米那個豪宅兩扇大門的地方吧。我打算拍電報給沃特,不過依我看他已經上船出發了。你就去一趟吧,巴蒂。西摩瘦得跟只貓兒一樣了,臉上一副心醉神迷的表情,就是讓你沒法和他說話的那個表情。也許一切都會好的,不過我恨一九四二年。我想我到死都會恨一九四二年的,只是總體而言。愛你,等我回來再見吧。
波波
收到這信後三天,我被準許出院,可以這么說,被移交給圍繞我肋骨的約莫三碼長的橡皮膏來監護了。之後為了獲準參加婚禮,我非常艱苦地奔走了一個星期。終於大功告成,全靠我煞費苦心地討好我那位連長,他自稱是個讀書人,而且算我運氣好,他最喜愛的作家正巧跟我的一樣——是L.曼寧·瓦因斯。或者海茲。儘管我們倆有此精神上的紐帶,我從他那裡充其量也就騙到了三天假期,這些時間頂多讓我來得及搭火車到紐約,參加婚禮,在某個地方匆匆搞定一頓晚飯,然後就灰頭土臉地趕回喬治亞州。
我記得一九四二年列車上所有的普通客車車廂都只是名義上有通風設備,車上多的是憲兵,而且滿是橘子水、牛奶和黑麥威士忌的味兒。那一夜,我不停地咳嗽,有個好心人借給我一期《王牌連環畫報》。火車開進紐約的時候——是婚禮當天下午兩點十分——我已咳得沒力氣了,精疲力盡,渾身冒汗,一副衣冠不整的樣子,身上的橡皮膏又讓我癢得要命。紐約市本身熱得難以形容。我來不及先去我自己的那個公寓,所以就把行李,也就是一隻看來叫人難受的小帆布拉鏈包,暫存在賓夕法尼亞車站的一隻鐵箱裡。更叫人惱火的是,我當時在服裝業集中區四處轉悠想找一輛空的計程車,一個通信兵部隊的少尉穿過第七大道迎面走來,我顯然一時疏忽,沒有對他敬禮,他便刷地抽出一支水筆,記下了我的名字、軍號和通訊地址,一夥老百姓在旁邊饒有趣味地看熱鬧。
等我終於鑽進一輛計程車時,已經渾身沒勁了。我跟司機比劃了一陣,他至少可以把我帶到“卡爾和艾米”的老房子那裡。等我們開到那個街區,倒是發現一切都很容易,只消跟著人群走就行了。竟然還有個帆布搭的天棚呢。沒一會兒,我走進一座龐大的褐石老房子,有個頗有幾分姿色、頭髮呈淡紫色的婦人迎了上來,她問我是新郎還是新娘的朋友。我說是新郎一方的。“喔,”她說,“哎呀,我們反正把男女雙方的客人都混在一塊兒啦。”她笑得花枝亂顫,然後把我領進一個擠滿人的特大號房間,那裡有最後一把空著的摺疊椅。關於那間房裡所有具體的細節,十三年來,我腦中始終是一片空白。室內擠得水泄不通,而且熱得叫人透不過氣來,除此之外,我只記得兩樁事:一架風琴幾乎貼著我的後背在演奏,還有,坐在我右邊椅子上的一位婦人朝我轉過身來,熱情地猶如演話劇般向我耳語道:“我是海倫·希爾斯本!”根據我們座位的地點來看,我估計她不是新娘的母親,但為了穩妥起見,我報以微笑,並親切地點點頭,正要開口說我是什麼人,她卻儀態萬方地把一個手指按到自己的嘴唇上,我們倆便都朝前望去。那時是三點左右。我閉上眼睛,多少有點提防地等著風琴手什麼時候從即興的伴奏突然跳到《羅恩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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