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到底是我們在玩手機，還是手機在玩我們？權威調查顯示，14%的人夜間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手機，11%的人甚至在歡愛之後就去查看手機。幾乎所有的智慧型手機用戶，當手機不見時都會感到恐慌和絕望。也許，我們不應該責怪手機。當App引導我們走哪條路不塞車，去哪裡吃飯可以打折，當微信幫助我們與疏離的親友更多聯繫，科技的進步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然而，當我們開會時盯著胯下，吃飯時舉行奇怪的儀式，當我們因微博的評論傷心難過時（有人甚至因此自殺），我們是否喪失了與他人交流的興趣與能力？諷刺的是，我們的調查也顯示，有孩子的家長中，在自己充分享受手機的便利時，超過20%的人嚴禁孩子使用手機。手機改變了我們，但我們未必希望它們改變下一代。
多重任務瘋狂症
“我覺得我快要堅持不住了。”楊華寧說。北京秋日的陽光透過國貿寬大的玻璃窗，灑在這位前IT公司高管身上，但卻掩不住他蒼白的臉色。
楊身上的問題顯而易見。即便已經從公司辭職，他手裡仍然時時刻刻都在擺弄一部精緻的智慧型手機，在上面刷刷點點，偶爾抬一下頭，目光也看著別處。不得不說，坐在對面觀察他如何使用手機是一件非常賞心悅目的事，他的手在程式間的切換熟極而流，像是一位魔術師在表演最拿手的段落。而偶爾需要打字時，飛快跳動的手指又像是鋼琴師。
手機奴隸如果仔細觀察，你會發現他更像是一台精準運行的機器——機器不斷將最新的訊息推送到手機，他會每隔30秒打開鎖屏查看一次，再過30秒，則會查看一次郵件，而此後則要查看微信和微博等等，又兩分鐘過去，他又會重複上面的動作，周而復始。
“沒辦法，已經成了習慣。”過去5年中，楊華寧每天夜裡都會被手機吵醒，白天去任何地方，都要攜帶3個充電寶為手機充電，隨時拍拍口袋看看手機在不在，已經成為他的標誌動作。在任何一次或長或短的出遊計畫中，他扮演的角色都是同一個——一個永遠低頭看手機的旅行者。再到後來，即使再重要的場合，他也沒有辦法放下手機，直視著別人完成一次對話。
楊並非一個智慧型手機悲劇的個案。中國工信部最新發布的一項數據顯示，中國使用手機上網的用戶已經超過8億人，其中超過3億人，是和楊華寧一樣的3G智慧型手機用戶，後者還在以每個月將近1000萬人的速度迅速增長。
即便發展速度慢於中國，國外的情況也並未好到哪裡去。《英國每日電訊》援引babies網站的一項調查說，他們發現為數不少的英國的父母們，居然會讓這些不到1歲嬰兒每天玩4個小時iPad——他們每天醒著的時間只有大約10小時！
智慧型手機的普及顯然給所有人帶來了困擾。僅僅在這個月，就有湖北一名少女走路看手機而掉入深坑墜亡，而南京一名男子則因為專注於手機擋住了火車。重慶的一位學生家長，則為兒子所在的學校捐贈了40萬元的非智慧型手機，希望創造一個沒有智慧型手機騷擾孩子的“正常成長環境”。
楊去看過心理醫生。醫生的看法與拉里·羅森在他的《i成癮》一書中定義的情況基本沒有太大出入，即這是一種典型的“多重任務瘋狂症”，具體而言的症狀是，“即使是經驗豐富的網路使用者，在網上進行閱讀或者進行超文本文檔讀取時，也很容易分心。”最典型的案例是，“在收到信息的兩分鐘內，就強迫自己回復”。
這位加州大學心理學教授還在書中定義了手機成癮的其他一些症狀，例如“手機震動幻想症”，“訊息查看強迫症”以及“缺乏睡眠喜怒無常症等”， 認為手機成癮是一種“低自尊”導致的精神疾病，與財富濫用和病理性賭博類似，成癮的人們通常“利用強迫行為來擺脫強迫觀念”。 他甚至援引了一份研究數據，指出成癮者和非成癮者的大腦系統在灰質和白質上都存在明顯區別。
但楊華寧的問題在於，除非所有人都放棄智慧型手機，否則作為一個45歲的中年中國男人，無論是否在工作，他都無法承受沒有智慧型手機的生活。
另一種人格
這個問題似乎無解。美國的一篇論文曾經依據“五型人格”理論研究認為，外向型的人更傾向於擁有智慧型手機，並且對簡訊功能需求更高；而親和性的人更傾向於打電話而不是發簡訊。換句話說，是否更容易“上癮”，與個人天生的體質有關。
至少就吳若曦而言，這個理論並不足夠成立。工作日的溫哥華國際機場簡直一團糟。廣播在頭頂一遍又一遍地last call，眼前是成群不知所措的旅客，耳機里是流水一樣發來的指令，充斥著各種調度、術語、程式和令人抓狂的混亂。
但作為復旦大學國際政治專業的畢業生，剛剛工作6個月的機場地勤，吳若曦已經對此駕輕就熟。半年來她已經保障了104架航班的起飛。她在值機櫃檯閒庭信步，甚至還用空餘的時間跟朋友分享了航空公司的新機型，解答了一個陌生朋友的感情問題，就最近國內的一樁熱門媒體事件發表了感想。
值得一提的是，完成這一切不需要任何其他工具，除了一部智慧型機。
這對吳這樣重度的手機用戶來說，不算什麼。毫不誇張地說，吳的生活就在手機上。她已經習慣“一心二用”的生活——每天起床要先看10分鐘手機資訊，吹頭髮的時候也在看，路上在看，工作的時候在看，下班之後還在看，即便有朋友聚會，大家也都在看手機。今年6月的蘋果發布會，時間上正好跟某個航班撞車，吳若曦甚至還作為某國區域網路站的解說嘉賓，在百忙中用手機完成了全程直播。
這件事的結果好壞參半。一方面，這個在手機上叫做“Onlyswan”的女孩，擁有13000名Twitter冬粉和30000名新浪微博冬粉，擁有一個手機上認識的老公，甚至婚禮上的嘉賓，也是手機上邀請來的。但另一方面，因為有十幾部不同品牌的手機輪流使用，臨睡前找不到其中任何一個的充電器，帶來的焦慮感都會讓她失眠。
更多的困擾可能來自於現實與虛擬的割裂。當親戚、朋友、同學甚至頂頭上司，發現吳在手機網路上那些尺度很大的自拍照，尺度很大的兩性話題討論，以及尺度更大的涉及政治的言論時，無不驚訝於那個平時只顧低頭玩手機的怪女孩，居然在手機上變成了另一個人。吳只能對此攤攤手，“只能說他們根本不了解我，也許這是個最好的溝通方式吧。”
但這些對吳來說都並不是問題。她參加過許多線下聚會，認出她的網友並沒有更多進一步的冒犯舉動。他們對她的價值觀表示尊重，甚至激賞。儘管曾經被網警請去“喝茶”，但她並沒有因此感到困擾，最近甚至還有一位某地級市的網警在微博上對她說，等她回國要過來見面，像朋友一樣，就很多問題當面探討。
吳若曦覺得她從智慧型手機中獲益良多。在2008年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之前，她就已經混跡於各大論壇，是個小有名氣的宅女。現在的她依然怕打電話，但會更多走出去，更多與人打交道，她甚至已經辭職，決定在網際網路圈子裡做點事情，甚至揀起“國際政治”的老本行。這有什麼不好呢？
很明顯，我們多數人都並非生活在荒島上，也並非盧德派教徒，與手機打交道不可避免。最近出版的新書《與手機同床》講述了以苦幹著稱的波士頓諮詢集團如何與7/24小時線上工作鬥爭的故事，辦法是強制提高效率，早點下班。
《經濟學人》並不認為這是個行之有效的手段，“情況只會越來越糟”，文章說，“我們只能寄希望於那些智慧型手機廠商和套用廠商們，主動把手機‘非智慧型化’。”
誘惑競賽
智慧型手機業者並沒有多餘的精力思考這些問題。《i成癮》中總結了智慧型手機之所以能夠誘惑人使用的5大特徵：它簡便易用，是一種視聽享受，提供眾多選擇，讓溝通無壓力，更重要的是，匿名而且安全。實際上，行業內的大小公司們無一不正沿著這個方向一路狂奔。
中國手機用戶正在追求更大、更快、更智慧型的手機，他們甚至願意為此多付出一倍的價格。但沒人知道他們究竟想要什麼。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趨勢有增無減。中國去年銷售了2億部智慧型手機，但仍未普及，有訊息說，明年4G的用戶量將是個驚人的數字。 “智慧型手機的潛力幾乎是無限的。我們判斷短視頻將成為新的流行，但不確定究竟以怎樣的方式呈現，只能儘量去猜測它。”曾學忠說。
曾所在的中興通訊是中國最大的手機企業之一，以往的主流市場在“滿足基本智慧型需求”的千元機，但最近他們悄悄改變了自己的定位，把主要市場定位到了2000元左右。例如他們推出的新款5.7英寸大屏手機，可以將螢幕分成兩部分，一邊用來觀看視頻，另一邊用來與朋友討論。
轟轟烈烈的討好用戶行動，正在中國手機廠商中像病毒一樣傳染著。例如，中國的另一家智慧型手機廠商OPPO，最近也推出了新款手機，它擁有誇張的外貌——一個可以前後旋轉的攝像頭和背部的觸摸感應器，此外，相比於蘋果iOS系統動輒數百項改進而言，它的系統還“根據用戶反饋進行了4775項體驗改進”。
有道筆記的負責人蔣煒航最近陷入了無盡的焦慮。他認為目前的界面太過繁雜，給用戶帶來困擾，讓後者畏難而退。這樣的修改在類似的公司是家常便飯，往往是團隊中的某一個人，忽然懷疑用戶會不喜歡現在的界面，大家就會像見到鬼一樣跳起來，不吃不睡地掀起一輪翻天覆地的整改——儘管沒人能肯定用戶到底怎么想。
蔣的焦慮也是很多手機套用業者的焦慮——如何留住用戶的眼球？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也就不成問題。“任何一款套用，都有一個類似的共性，即用戶是有使用成本的，用得越久，要放棄它的代價就越高，這一點與手機用戶的年齡、性別、背景無關。”蔣說。
手機奴隸他列舉了一個例子，一位50歲的黑龍江公益組織負責人，把這家機構的所有辦公文檔全部分門別類存到了筆記里，以便自己可以隨時隨地使用手機查看。“他對我說，他一天都離不開手機了。”
很難想像，這樣的巨大變化，實際上只在短短的兩三年間發生。尚文，手機淘寶的負責人說，僅以淘寶的“雙11” 網購節為例，用戶手機購物的占比從前年的很小份額，飆升到去年的占據1/4，他預計今年手機用戶購物的比例將會超過傳統的PC。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雙11當晚，以往沒有參加資格的他，第一次被請進集團的“戰略指揮部”。
但讓尚焦慮的問題還有很多。集團的一位高管就抱怨說，用手機網購的流量讓人吃不消，她上個月就因為流量超標，不得不為高達數千元的話費買單。這可以通過與運營商的合作解決，但另一個問題卻讓人頭疼——不要和傳統商場裡的購買者相比，就算和PC上的用戶相比，手機用戶的注意力和耐心往往都少得可憐，他們往往在被紛至沓來的信息吸引後，忘了本來要做什麼。
尚文的同事，祝銘明和他的“火眼”團隊負責解決後面這個問題。考慮到用戶有限的耐心，他們開發出的語音識別功能，甚至可以讓“我想找一件某某電影裡某某穿的藍色飛行夾克”這樣的輸入，得到精確的結果。而另一個項目則是攝像頭識別功能，則可以讓用戶“掃到什麼，就搜到什麼”。
這只是開始。祝為iPhone 5s上的指紋感測器感到興奮，他在家裡做了一個長著八隻腳，依靠手機上的晶片和感測器自主走動的“機器人”，想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念書時研究人工智慧的他說，“長遠來看來看，機器必將產生真正的智慧型。想想看，那時會發生什麼？”
問題的背面
但還有一種可能，問題並非擁抱誘惑還是抗拒誘惑這樣簡單的二選一。
對於網民“菲寶”來說，智慧型手機很多時候更代表一種生活，一種今後的人生哲學。她已經3年沒有工作了。如果用一個詞來確切形容她的狀態，那可能非“職業的手機網購者”莫屬。之前從事船舶儀器儀表製造的她辭職後，開始了一次足跡踏遍全國的背包旅行。在旅行的閒暇時間，她選擇了用網購來打發時間——她用手機在淘寶達成的交易高達上千次，不僅讓自己成為一個“四黃鑽買家”，還和200多個商戶成了好友。
現在的“菲寶”以網購達人自居，並且還希望藉此謀生。她創辦了多個手機網路公共賬號，自費奔波於各大電商的總部，用於和有同好的網購用戶分享電子商務網站的動態，以及自己的購物心得。現在的她除了網購，還會每天花12小時甚至更多，用手機更新幾十條訊息分享，“淘寶（他們）不會為此付給我一分錢，”“菲寶”說，“但是我的冬粉們會願意購買我的經驗。”
另一個情況就像網民Dennis Chu。他並非一個重度的手機使用者，但在他的手機上，有150個套用。他甚至製作了一個專門討論“套用”的手機應用程式，用於隨時隨地和朋友們進行討論和交流。他甚至認為這樣的套用“集市”，可以取代谷歌或者蘋果官方的套用市場，因為它更“自由”。
“我信奉無政府主義和信息自由，我相信一個去中心化的、有簡單規則約束的虛擬世界，完全可以由用戶自己來管理，就像真實世界一樣，懲惡揚善，完成自我淨化，最終會打敗‘中心化’的官方市場。”Chu說，“我想自己來驗證一下這個想法。”
關於智慧型手機成癮的討論，看起來更像是幾年前“簡訊成癮”的一種延續。2009年，美國曾因為加州一位13歲少女每月發15000條簡訊的新聞，而引發激烈的辯論，但4年過去，那位少女並未成為問題少年。
《衛報》最新的一篇文章認為，智慧型手機的使用可能對青少年有益，文章引用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說，新技術總是會引起“代際恐慌”，電台曾被稱作“控制小孩的無形的手”，而索尼隨身聽曾被評價為“產生類似高潮的節奏”，但它們並未真的帶來那樣的現實。
手機也是這樣。這份研究發現，手機社交並未給青少年帶來超出常規的困擾，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即使是再沉迷手機的青少年，也仍然願意花時間面對面交流——他們只是在學習一種新的社交技能而已。
《紐約客》今年9月則在一篇《Facebook如何讓你不高興》的文章中發現，同樣的嚴肅醫學研究之所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不是因為具體做什麼事，而是因為用戶“主動”和“被動”去做一件事的時候，對心理的影響可能恰恰相反。
楊華寧的故事最後有了個光明的結局。在休息一個月後，他選擇了傳統行業的IT部門，改用非智慧型手機，雖然繼續從事老本行，但不需要7/24小時待命了。
至於成癮者和非成癮者的大腦系統存在區別這一點，也可以先不用討論了。4年前衛生部已經在《未成年人健康上網指導》里明確了，網癮嚴禁損毀性外科手術。在有嚴謹的醫學結論之前，不妨先把手機看作隨身聽，甚至收音機，看看究竟最後會怎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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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手機用戶正在追求更大、更快、更智慧型的手機，他們甚至願意為此多付出一倍的價格。但沒人知道他們究竟想要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