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戴維·玻姆戴維·約瑟夫·玻姆教授（David Joseph Bohm, 1917年12月20日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巴尓小鎮；1992年10月12日卒於倫敦一家醫院，享年74歲），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人類探索實在本性的科學事業。作為一位卓越的量子物理學家，他不僅在主流研究（諸如電漿物理學理論、金屬理論、高能粒子理論以及AB效應等等）中做出其獨特的貢獻，而且更重要得是，在量子力學的基礎研究中，他以反潮流的大無畏精神和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對於玻尓創立的量子力學正統觀點提出了挑戰。
四十多年來，他於1952年發表的關於量子因果解釋的兩篇著名論文，一直是實在論物理學家從事量子力學基礎研究的鼓舞力量和思想源泉 。作為一位偉大的科學思想家，他和愛因斯坦一樣，堅持科學的任務不僅在於描述自然，而且在於理解自然。他強調科學觀念中概念的明晰性，高度重視第一原理的基礎研究。他的自然哲學思想是反還原論的與開放的。他寓西方科學精神與東方哲學於一體，堅持受到現代科學支持的整體性實在觀。他關於物質與精神本性的隱纏序觀念，超越了傳統科學與傳統哲學的疆域，對於科學和人類文明的未來具有潛在的深遠影響力。
生平概要
戴維·玻姆並未出生於科學世家，他的父親原籍奧匈帝國，猶太血統，是一位成功的家具企業家。後遷居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北部的一個礦山小城衛尓斯·巴尓鎮。戴維就出生在那個小鎮。少年時代戴維就對科學感興趣，八歲時就開始閱讀科學小說。一本天文學的書對其智力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
事隔數十年，玻姆教授仍清楚記得他當時被浩瀚秩而序井然的宇宙深深迷住的情景。自那以後，戴維便與科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大量時光都花費在閱讀與思考上面。他常常迷戀於探詢事務的活動機理，有時甚至設計出一些機械裝置。例如，一隻“不滴水的壺”就是他的得意之作。戴維的父親開始為自己的兒子如此的迷戀科學而擔憂，總覺得一個人怎能以“科學”謀生。戴維卻不願秉承父旨，操持家業。為了迎接未來生活的挑戰，他構想以發明為生，為把“不滴水的壺”推向市場而奔走調查過。
在接受物理學啟蒙教育的高中階段，他的抽象思維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甚至思考過這樣的問題：物理學理論是怎樣使人們構造起對實在的一種理解的？他在故鄉的賓州大學第一次有一定深度地系統學習量子力學和相對論時，立即就著了迷。對於戴維來說，走科學的道路已經成為了他不可逆轉的選擇，他決心把自己塑造成一名理論物理學家，以物理學的認識形式去探索實在的奧秘。
1939年，玻姆在賓州大學獲得科學學士學位，隨即來到加利福尼亞州大學的伯克利分校，成了羅伯特·奧本海默的博士生。當時，奧本海默領導著美國研製核子彈曼哈頓工程。玻姆參加了加利福尼亞大學輻射實驗室有關曼哈頓工程的研究工作。他最早從事的課題是弗化鈉在電弧中的電離化研究，這是曼哈頓工程中分離U238課題的子課題。
1943年玻姆完成了關於中子－原子散射的理論研究，獲得博士學位。這之後，他繼續留在輻射實驗室從事電漿、回旋加速器與同步回旋加速器的理論研究工作。他在該實驗室的大量日常工作是解決各種技術性問題。但他特別注重分析電漿現象的物理機制。他發現，電漿單個粒子是高度相關的。他率先認識到，電漿理論為改進對金屬電子理論的理解提供了許多實際可能性。因為他深信，用均勻分布的正電荷取代正離子就可以把金屬描繪成一個高密度的電漿。玻姆認為：在電漿中庫倫相互作用極大程度地組織化了（表現為電禁止效應與電磁振盪效應），因此，努力設計一種金屬的電漿理論，作為對於單電子金屬理論的重大補充，是有價值的。
1947年，奧本海默舉薦玻姆到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任助理教授，擔任量子力學課程的教學，同時還給研究生開設電漿物理學與高等量子力學講座，並指導他們撰寫學位論文。他與研究生潘尼斯合作，對於電子相互作用的電漿描述所做的系統研究[1]，就是在玻姆前期研究思想指導下進行的。他們首次用集體坐標描述電子相互作用的長程行為，用粒子坐標描述電子短程行為。在無規相位近似中，集體模式完全消除了對於個別電子的耦合，剩下短程相互作用的電子系統，則可以用微繞理論處理。他們引入的無規相位近似可視為一種時間相關的平均場理論，後來被廣泛套用於從原子的殼層電子到夸克物質的各種多體問題之中。
在普林斯頓大學，玻姆還指導了格羅斯、外斯坦和福德等其他學生在量子電漿物理領域作其他開拓性研究[2]。格羅斯寫道：“……戴維其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全神貫注於對於事物本性的平靜和深情地探索之中。他與世無爭，毫無狡詐。玻姆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來普林斯頓不久所做的一次電漿物理學的學術報告。當時我正在尋找論文導師。戴維·玻姆以其獨特的氣派為學生選題提供了廣袤的範圍。顯然，必須探索的問題域是巨大的。概念問題與實際問題的交織非常誘人和令人興奮。
一般的論文是按進行中的綱要作簡單的下一步。有機會做一篇內容比這多得多的論文是多么幸運啊！我努力作筆記，非常細心的寫成講稿。我把它交給了戴維。於是，他選定了我作為他的學生。我們在一起度過大量的時光。我們有時在黑板上演算，但主要是交談，戴維無需紙筆也可以探討理論物理。數學得心應手，有意義的結果水到渠成。”
玻姆早期對量子力學的理解受到玻爾互補思想的深刻影響。早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就經常跟另一位悉心研究量子力學的博士生約瑟夫·溫伯格討論量子理論的哲學蘊涵。當時，玻姆自信是玻爾觀點的支持者。他聽從一位朋友的勸告，尚未去普林斯頓大學就著手撰寫他的《量子理論》一書，試圖從玻爾的觀點來闡明量子力學抽象數學的內在物理意義，以達到通曉量子力學的目的。這著作於1950年完成。次年由紐約Prentice-Hall公司第一次出版，至今仍在繼續重印發行。一般認為這是當時最好的量子力學教程之一。
它的主要優點是：對於量子力學數學程式背後的主要物理思想給出了清晰的闡述，並且相當詳細地討論了通常被別的教程所忽視的困難問題（例如量子理論的經典極限問題、測量問題以及EPR悖論等等）。這些問題至今仍是許多基礎性研究論文的主題。特別是，玻姆當時就看到了量子力學的非局域性。他用自鏇系統重新表述的EPR實驗，不僅有利於澄清EPR悖論的實質性爭端，而且啟示人們用電子偶素衰變或光子聯級輻射來設計實際實驗。這些現已實施的實驗，使這場物理的形上學辯論轉化為技術性很強的硬物理學。
正值玻姆撰寫《量子理論》期間，發生了玻姆生平中最不愉快的一系列事件。眾所周知，戰後冷戰初期，美國有一段麥卡錫主義時期。這就是，美國國會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領導的非美活動委員會跟美聯邦調查局於40年代末與50年代初開展了一場清洗運動。這運動危及到了玻姆。1949年5月25日，玻姆被召到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聽證室，要他就二戰期間與他一道在伯克利輻射實驗室從事曼哈頓工程研究的部分朋友和同事對於美國的忠誠問題做出證明，因為他們被無端地指控為共產黨間諜或其同情者。
玻姆出於對自由的熱情信奉，他拒絕作證。經過法律諮詢，他決定乞求於美國憲法中關於公民權利的第五修正案，該修正案（1791年批准生效）明確規定：“不能要求案情人物對自己的犯罪作證”。一年以後，他的申辯被駁回，美國聯邦調查局以蔑視國會罪對玻姆提出公訴。慶幸的是，在等待法院判決期間，最高法院規定“如果本人沒有犯罪，且證詞是自陷法網，則不應強迫其作證”。據此撤消了對玻姆的起訴。此間，普林斯頓大學勸玻姆不要在校園內露面，這促使他以比預料早得多地完成了《量子理論》的撰寫。
可是，玻姆剛完成此書，便覺得自己並沒有真正理解量子力學。他尤其不滿意的是，書中並沒有為獨立的實在（例如，原子躍遷的實際過程）這樣一個合適的觀念留下地盤。於是他著手考察量子現象的另一種觀點，那就是：如果一個波從某個源擴展開來，那么，另一個波必定匯聚於它被觀察到的那個地方；這樣，一個波以某種方式產生著另一個波…，新的波會擴展到電子將被觀察到的那個地方。
當時，玻姆將他的書分寄給了愛因斯坦、玻爾和泡利。玻爾沒有答覆。泡利熱情地稱他寫得好。愛因斯坦邀請玻姆到他寓所作深入的討論。他們的討論集中於批評量子力學不允許對於世界結構作任何理解。通過多次深入討論，極大地強化玻姆這樣一種信念：就物理學應該對實在做出客觀而完備的描述而言，在量子理論中缺少了某種基本的東西。在愛因斯坦的直接激勵下，玻姆對於是否可以找到量子理論的決定論擴展，變得極感興趣了。這時，玻姆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契約期滿，奧本海默勸他不要在美國找工作，以免麥卡錫主義充分得勢後再遇不測。
1951年秋，經巴西朋友介紹，玻姆在巴西的聖·保羅大學獲得教授席位。在那裡從事量子理論基礎與物理學中的哲學問題研究。果然不出奧本海默所料，玻姆在巴西期間，美國官方取消了他的護照，致使玻姆開始了流亡國外的學術生涯。
玻姆對於現行量力理論的反思，使他確信：我們實際上還沒有達到量子理論的底層。他一方面接受了愛因斯坦關於量子力學對物理實在的描述不完備的觀點，把探索對物理實在更精細的描述定為研究目標；另一方面採取了玻爾關於量子現象的整體性觀點，強調微觀粒子對於巨觀環境的全域相關性，以協調量子力學正統理論的矛盾。這種兼收並蓄的作法使他得以避開馮·諾依曼關於隱變數不可能性的論證的制約，只按哈密頓—雅可比理論的要求，將薛丁格方程變形並賦以新義，便順利發現了他關於量子力學的本體論因果解釋。值得提及的是，這一發現是玻姆利用前往聖保羅大學任教前的一段間歇時間進行他所謂的“物理概念實驗”的產物。
玻姆關於量子力學隱變數因果解釋倡議的兩篇論文發表在1952年《物理評論》上1。第一篇是針對單粒子系統的；第二篇則把因果解釋推廣到多粒子系統以及電磁場系統中。後者是為了回答泡利等人的非議而寫的。當玻姆將他的第一篇論文預印稿向德·布羅意通告時才得知：他的倡議實質上是1927年索爾維物理學研討會上德·布羅意曾提出過的導波理論。由於未能答覆泡利的非議，又得不到對量子理論持反主流觀點的愛因斯坦的支持，德·布羅意當時不得不放棄了它。現在玻姆受到了泡利的指責，說是“新瓶裝老酒”，是早已被駁倒了的餓東西。玻姆的第二篇論文不僅正面抵擋住了正統觀點的種種非難，而且，還把德·布羅意帶回到了他原來的立場上。
1953年至1956年，玻姆發表了一系列論文2，使得他的因果解釋變的技術細節上無懈可擊了。它不僅能導出正統觀點所能說明的一切統計實驗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免除了正統解釋中跟量子力學迭加原理以及測量問題相關聯的一切概念困擾。玻姆的量子力學因果解釋的核心思想涉及兩類變數：一類是粒子變數，它是有連續徑跡的；二是波函式，它遵從決定論的演化方程（即薛丁格方程），不僅具有常規的幾率幅含義而且決定著作用於粒子上的量子勢。量子勢是一切量子效應的唯一源由。當量子勢遠小於經典勢時，量子粒子便退化為經典粒子。這樣，玻姆首次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自治的跟經典本體論相連貫的量子力學本體論思想。當時玻姆把量子力學描述完備的粒子變數視為量子力學的隱變數，而波函式視為量子力學的顯參量。其實，粒子變數是直接顯示於測量之中的，而波函式則隱含於量子測量之中。所以，這種因歷史原因的用詞不當被貝爾指出後，玻姆便放棄了“隱變數”一詞，而把他的解釋稱為本體論解釋或量子勢因果解釋。
在他發表量子力學隱變數因果解釋論文前後，玻姆一直力圖說服愛因斯坦相信他的解釋。1953年2月4日玻姆在給愛因斯坦的信中寫道：“感謝您給我寄來將在玻恩紀念文集中發表的論文（這就是著名論文<上帝是不擲子的>”，文中提到玻姆更加機智地發展了德·布羅意的原始思想；然而，他們的解決方案是‘廉價的’）。您也許猜到了，我並不完全同意您關於德·布羅意和我所倡議的因果解釋以及關於玻恩的通常解釋所說的話。因為，如我在信中將要說明的，我並不認為玻恩理論實現了這樣的條件，即作為一種極限情形，它包含了巨觀系統的行為。”1953年2月17日愛因斯坦致玻姆覆信寫道：“十分感謝您對我的小文章的迅速反應。當然，我本不期望您同意我的觀點，因為幾乎沒有人會願意放棄一項他已經付諸巨大勞動的事業” 。
對此，玻姆於1953年2月覆信寫道：“無須說，我仍然不同意您的意見，我認為這並非出於不願意放棄一項投入巨大勞動的事業。事實上，您也許記得，在寫完一本論量子理論的尋常解釋的書之後，當提供了使我信服的論據之時，我就放棄了這種解釋。可是，我現在認為，您的這些論點並不像以前的、有助於我考察量子理論因果解釋可能性的那些論據令人信服。”經過一番辯論，愛因斯坦與玻姆的交鋒大為緩和。1954年10月28日愛因斯坦答覆同月18日玻姆的另一封信中寫道：“……從來信中得知您身體很好，並且得知我們的努力（指讓玻姆的評論文章與愛因斯坦的前述論文在玻恩紀念文集一道發表）似乎是成功的，感到非常高興。跟您一樣，最近幾年我的大部分努力花在完備的量子理論上。但是，在我看來，我們離問題的完滿解決還相當遙遠。”
1955年秋，玻姆離開巴西，前往以色列任哈法大學技術學院教授。這是玻姆生涯中最艱難的歲月，雖然，在他流亡期間，能得到摯友與學生們給予的精神支持與安慰。但是在量子理論領域中，邏輯經驗主義的哲學思潮已經先入為主地占據了統治地位，一般物理學家已經對於物理學理論基礎的研究不再感興趣了。因此，他的關於量子理論的新見解受到大多數理論物理學家的冷遇。當時他深感缺乏與同行們磋商的機會。就在玻姆處於最艱辛的時刻，幸運地遇到了莎娜·沃爾夫遜小姐，她寫道：“我第一次遇見戴維時，他義無反顧地去真誠地看待每一件事情的巨大勇氣，深深打動了我。他隨時準備正視現實，不論結局如何”。玻姆與莎娜與1957年在以色列結婚。
在其學術研究處於近乎孤立的境況中，玻姆從未停止他對於科學真理的追求。他的著作《現代物理學中因果性與機遇》1，就是他在巴西與以色列期間撰寫的。這本書已有法、俄、德、日、中等多種文字的譯本，其原版在繼續印刷了25年之後，1984年又以新版發行。玻姆在這本書中倡導並雄辯地闡述了一條嶄新的自然哲學觀點，即決定論與統計的機遇律是自然定律的單一結構的兩個側面，這個定律結構要比這兩者更深入，更具綜合性。為了支持這一觀點，他建議把量子因果解釋中得到的徑跡視為亞量子力學層級上一種更深過程的某種平均效果。在這亞量子力學層級上存在一種遵從新型因果律和新型統計漲落的結構實體。玻姆反對一切形式的機械論，提出了自然的無窮性觀念。他在強調宇宙中事物的無限多樣性和無限多質性的同時，又強調宇宙事物的整體性。他認為：“基本實在就是存在於變化過程中的事物的總體。……這個總體是囊括一切的。因此，它的存在、它的意義以及它的任何特徵都不依賴於它自身之外的任何別的東西。就這種意義而言，變化過程中的事物的無窮整體是絕對的。……變化過程中事物的總體只能藉助於抽象序列來表征，而每一個抽象只能在有限範圍內、有限條件下及適當的時間間隔內才可能近似有效。這些抽象之間有著許多可以合理地被理解的關係。因此，它們代表著處於相互倒易關係之中的種種事物；每一個用某一具體抽象所表述的理論，有助於界定用別的抽象表述的不同理論的有效域。”
1957年，玻姆離開以色列來到英國，從1957年到1961年任布里斯托大學威爾遜物理實驗室的研究員。在那裡，他接納了一位有才華的研究生阿哈羅諾夫，他們卓有成效地工作，研究過許多重要問題。其中對物理學主流研究影響最深遠的是關於對電磁勢在量子電動力學中的地位的系統研究2，他們首次證明了即使在沒有電場與磁場的區域內，電磁勢對於電荷仍有效應。物理學共同體稱之為AB效應。
1961年秋，玻姆獲得了跟他的聲望相稱的學術職位，成了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理論物理教授。雖然，在這之前，美國政府已經撤消了對他的一切指控，並最終允許他返回美國本土。但是玻姆教授選擇了伯克貝克學院作為他繼續從事量子理論、相對論與當代哲學問題研究的歸宿地。
60年代初，傑克遜和潘尼斯組織編輯了一套《物理教學筆記與增補叢書》。這套叢書具有處理問題清晰、堅實、新穎等特點，是大學物理專業高年級學生喜愛的讀物。玻姆為這套叢書撰寫的《狹義相對論》於1965年出版1。跟他的《量子理論》一樣，玻姆的著作以注重物理概念的清晰和強調物理觀念和物理理論的整體性，而有別於同類主題的許多其他專著。
1983年秋，玻姆教授從伯克貝克學院物理系退休，成為倫敦大學退休名譽教授。退休後，他仍然關心並指導伯克貝克學院物理系由他開創的關於量子理論與相對論的基礎研究。此間，玻姆的學術觀點和科學思想在各學術界獲得愈來愈多的認可、理解與支持。在玻姆70歲壽辰時，由海利與皮特主編的紀念文集《量子蘊涵》1問世。撰稿人跨越物理學、哲學、生物學、藝術、心理學等眾多領域，包括一些當代最卓越的科學家。它是一部研究玻姆思想及其影響的重要文集。
從60年代後期開始，玻姆從量子勢及量子整體性的本性出發，認為有必要從根本上重建我們的實在觀。他領悟到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對於物理學慣用的、以事物可分性假設為基礎的思維模式和語言表述給予根本的改造。他想要拋棄傳統的連續時空中的粒子與場的觀念，而以結構過程觀念取代之。他稱基礎層次上的結構過程為完整運動（holomovement），而物理學所討論的東西（包括時間、空間、粒子與場等等）則是這種完整運動的亞穩與半自洽的種種表現。
從完整運動概念到玻姆的隱纏序觀念，只需跨越很小的一步。這裡值得提到三個動因。首先，追溯到玻姆與印度哲學家克里什納默蒂在60年代的交往。這位東方哲學家的著作《第一與最後的自由》提到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不可分的觀點，正好是量子理論的論題，引起玻姆的強烈共鳴。不過，克里什納默蒂指的是精神的整體。玻姆由此領悟到量子理論中的情況與精神中的有著很大的相似性。他從東方哲學家那裡獲得了逾越物理學去探索人類意識的真諦的巨大力量。於是，一位西方物理學家和一位東方哲學家很快成為了探索實在（包括物質與精神）的整體序的學術摯友。
其次，要提到的是喚起玻姆靈感的一個實驗。這是BBC電視台播放的由英國皇家研究所安排的墨水—甘油實驗：在一個特製的廣口瓶內裝有一個由其頂部的手柄操縱的可鏇轉的圓柱體。在玻璃瓶與圓柱體之間的狹窄空間內盛滿甘油，再從瓶的上方滴入一滴墨水。當玻姆注視著手柄鏇轉操作時，他猛然發現黑色墨水已“捲入”到淺色的粘滯甘油之中，散開得幾乎化為烏有了。接著手柄反轉，好像變戲法一樣，原先的墨水滴又重新出現了，它是從甘油中“拓展”出來的。玻姆看到時，竟驚呼起來“好啦，這就是我所需要的！”此後，墨水滴—甘油實驗就成了他解釋他的隱纏（捲入）與顯析（拓展）序理論的一種形象化比喻。
再次，對於捲入—拓展觀念最有意義的促進因素，也許來自量子力學的格林函式方法。因為這方法以準確的數學形式表達了前後時刻的波函式信息的捲入—拓展關係。由於格林函式方法可以代數化，所以，玻姆認為，描述隱纏序所需要的基本數學將涉及矩陣代數。
玻姆的上述思想先以兩篇論文形式發表，後收集在玻姆的第4部著作《整體性與隱纏序》之中2。這部力作是他在60年代和70年代裡，探索整體的（普遍）實在與特殊的意識的本性的產物，代表他的自然哲學思想的新發展。玻姆雄辯的證明：科學本身要求一種新的、不分割的世界觀。因為，“把世界分割為獨立存在著的部分的現行研究方法在現代物理學中是很不奏效的。……業已證明：在相對論和量子理論中隱含的宇宙整體性觀念，對於理解實在的普遍本性會提供一種序化程度極高的思維方法。
在伯克貝克學院物理系，玻姆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他的同事海利博士的充分理解與支持。自70年代開始，海利成了玻姆的親密朋友與合作夥伴。他們在量子理論與相對論基礎研究中有效地合作，發表了一系列論文3。此間，玻姆在海利的協助下，指導他們的研究生作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將早期的量子勢模型套用與雙高斯縫、一維勢壘（勢井）散射以及自鏇測量等具體情形中，通過計算機仿真數值計算，給出了這些情形中量子勢與粒子徑跡的空間分布。這工作是由皮里普的斯與丟德倪具體實現的1。他們工作的重要意義在於：撥開籠罩物理學大半個世紀的“波粒二象性”迷霧，使人們能直觀地把握量子實在的本質特徵。第二個方面的重要工作是他們對於量子力學本體解釋的重新表述。在新的表述中，量子勢的形式特徵得到了強調，致使量子勢因果解釋能較好地推廣到相對論領域和量子場論的情形之中2。後一工作是卡羅葉若的博士論文主題。
玻姆—海利關於量子力學的本體解釋，是跟玻姆的隱纏序觀念相適應的。在他們看來，在非相對論量子力學因果解釋中，作為顯析序的粒子變數受到作為一級隱纏序的信息場（即量子勢）的調控；而在相對論量子場論的因果解釋中作為一級隱纏序的場變數則受到作為二級隱纏序的泛涵信息場（即超量子勢）的調控。在玻姆看來，隱纏序是不可窮盡的。
這裡，我談談玻姆教授對我的影響與教誨。我在青年時代就酷愛理論物理學，對於現代物理學中的哲學問題頗感興趣。玻姆的The Causality and Chance in Modern Physics一書深深地迷住了我。我很快把它譯成中文，譯文經秦克誠修改後，於196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有幸於1980年初到倫敦大學從師玻姆教授。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謙和慈祥、思維敏捷。我在自我介紹中，對未事先得到同意就翻譯他的著作一事深表歉意。他寬宏大度，而且，高興地告訴我，他的書已有德、俄、法、日四種譯本。我當即把中譯本贈給他。他非常高興，隨手就從書架上取出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題名贈我。根據我的情況，他建議我去帝國學院物理所聽Isham的《代數拓撲》，去國王學院聽Taylor的《量子引力》，這使我能更深入地理解玻姆的物理學思想。我發現：玻姆教授重視學術對話與交流，但不求聞達於社會；他作風嚴謹，生活簡樸，愛好古典音樂。幾片麵包和一杯牛奶就是他的工作午餐。他基本上是步行上、下班，夫人在離校幾里以外的停車場接送他。
第二年二月的一天，我在圖書館偶然讀到A. Hooker的一篇論文《形上學與現代物理學》，很受鼓舞，於是產生了就物理學與物理實在的主題寫一本書的念頭。回到系裡，頓時察覺到，一個完全的物理學理論應是一個四維體系，即理論基本概念的操作定義、理論的數學結構、理論的本體解釋和理論的歷史延拓。當時我很興奮。未經預約就跑到隔壁玻姆教授的辦公室同他談了自己的打算。他對於我關於物理學作形上學的探究很感興趣並表示支持，轉身在黑板上寫上metaphysics一個大字。他說：“形上學是處理事物第一原理的哲學分支。人們並不知道實在的終極本性，所以許多現代哲學家和科學家都反對搞形上學。
殊不知，形上學是任何人都迴避不了的。問題是對形上學應採取一種正確的、開放的態度，應該不時地對舊有的形上學觀念進行反思與修正，讓更好的形上學觀念取而代之”。他又在黑板上並排寫上ontology, epistemology和 methodology三個大字，分別用線跟metaphysics相連，向我詳細闡明了它們之間的關係。玻姆的這番教誨對我爾後的工作有著潛在的影響。四個月後，我的手稿The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ies and their Unfoldment寫成了。玻姆逐章逐節審閱，連文稿中丟掉的冠詞他都一一填上了。我為他的這種極端認真負責的精神深受感動。就是在審稿期間，他的心臟病發作了。7月間就住院作了心臟血管搭橋手術。術後一周，我前往醫院探望他時，玻姆夫人告訴我，玻姆教授已堅持自理與獨立行走了。當他得知我要在12月份回國時，出院後立即繼續審閱我的手稿。最後，在11月底，玻姆與海利一起，花了整整一個下午的時間為我的書寫前言。回國後，玻姆和海利一直跟我保持聯繫，不時地寄來他們的新作以及重要論文的預印稿。恩師對我的教誨我永不忘懷。
普里高津（比利時理論物理學家、諾貝爾獲獎者）寫道：“……無需枚舉他對於現代理論物理的基本貢獻；這些是科學共同體所熟知的。然而，戴維·玻姆獨到之處在於他深深地捲入到認識論問題之中”。德·斯派格納（法國理論物理和物理哲學家）寫道：“愛因斯坦斷言：物理學中最基本的東西不是數學，而是基礎概念集。……在我們這一代物理學家中，戴維·玻姆顯然是第一個用自己的例子來闡明愛因斯坦這一格言的深刻真理的人。許多人（包括我本人）是通過閱讀他的1952年論文從一種‘教條的昏迷*康德語）’中覺醒過來的。但玻姆比任何人都更強烈地告誡我們：不要從一種教條跳進另一種教條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