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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的瘋狂舉止，不管你給它貼上彼得潘綜合徵、裝嫩綜合徵還是永遠的青春期等標籤，都顯示這些人拒絕長大或者沒有能力長大，不願意按年齡的要求約束自己的行為。最近經常有人描述這種現象，但是沒有一本比黛安娜·韋斯特（Diana West）的新書《成年的死亡》（TheDeath of the Grown-up：HowAmerica' sArrested Development Is Bringing Down Western Civilization）的描述更徹底。該標題可能有點誇張的味道，但是韋斯特令人信服地指出大孩子是不能成為合格公民的。韋斯特剛開始談論了青少年的出生,大約發生在世紀中葉某個時候的歷史事件。在二戰前，成人和兒童之間有一個清晰的分界線。進入青春期後，多數孩子因為生活所迫走出校門，挑起生活重擔，作為交換，他們得到食宿，家人可以在冬季到來時免於餓死。很自然，青少年很少有可觀的可支配收入，因而也不存在類似於少年市場的東西。所有這些在1950年代發生了改變。因為更多的青少年留在學校繼續讀書，有些還要上大學，期待他們找活乾，幫助補貼家庭收入的情況越來越少了。戰後的財富不僅逐漸增加，也讓孩子們的可支配收入大量增加,因而購買雜誌和噴髮膠的青少年引起好萊塢和麥迪遜大街的注意。年輕人的文化被商業化、資本化、機構化，一夜之間整個低俗文化圍繞少年頹廢者成長起來。但是普通大眾仍然遠遠沒有認識到長大意味著太多的限制性，實際上最了解這個變化的不是父親。即使在1950年代中期，像《無因的反叛》之類的電影仍然描寫青少年尋找父親的影子，而且沒有諷刺的意味。但是到了60年代後期，十年之久的無故反叛仍然在運行。左派知識分子指控他們的父母有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指控種族隔離、貧窮、戰爭、殖民主義、越南戰爭以及整個“空調噩夢”。這個成熟的過程不僅過於限制性，而且似乎讓人類變得更加黑暗和醜惡。只有年輕人仍然沒有被西方文明的原罪所污染。
雖然年輕人文化取得勝利，傳統的成年人美德如“克制和榮譽，耐心和責任，洞察力和智慧，冷靜，端莊穩重，彬彬有禮”以及了解什麼時候說什麼話的智慧等被看做過時、落伍的老腦筋。即使那些影響自由民主的美德——比如粗獷倔強的個人主義也被激進化或者幼稚化。隨著野蠻的花朵成長為“我世代”，青春期的最糟糕的過分行徑成為社會主流，反叛成為時髦。自我迷戀成為新的宗教。在一代人過後，曾經被看做反社會的行為（如即刻的滿足、任性、憤怒、自戀、依賴他人、操縱他人、破壞規範）反而成為社會可以接受的行為。
為了說明問題，韋斯特提供了一些讓人擔心的，或者應該讓人感到擔心的統計數據。怎么解釋 18歲到49歲的成年人觀看卡通頻道的時間比看CNN的時間多這個事實，或者在孩子般的成年人中流行玩具和影碟遊戲這樣讓人討厭的東西？但是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和20多歲30多歲的年輕人不願意承擔成人責任，不願意履行自己的承諾（為遊手好閒的父親和過分寬容的母親樹立榜樣）等嚴肅的社會問題相比更不值一提了。或者想想當我們的文化開始變得和漫長的高中生聚會類似，不斷被“孩子氣的瘋狂”打斷。
永遠的青春期的一個主要後果是美國人變得越來越自我迷戀，越來越被寵壞了，無法理解我們面臨的眾多挑戰。韋斯特沒有鼓吹返回到戰前的黃金時代，但是她確實為我們開了藥方，要加大老式的成年人價值觀的注射劑量，以增強免疫力。就像父母或者祖父母在眼前，韋斯特用讓人聽起來充滿新鮮感的語言警告說我們需要長大，需要嚴肅對待生活，最好在退休年齡到來前做到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