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懷念方令孺大姐
最近去杭州住了六天，幾乎天天下雨，我不常外出，也很少伏案寫作。我住在招待所的二樓，或者在陽台上散步；或者長久地坐在沙發上閉目養神；或者站在廊前，兩隻胳膊壓著欄桿，隔著里西湖眺望白堤。白堤是我熟悉的，但這樣看白堤在我還是第一次。那么多的人魚貫而行，腳步不停，我仿佛在看皮影戲。顏色鮮明的公共汽車，楊柳的新綠和桃花的淺紅，都在那幅幕布上現了出來。
我記起來了：十六年前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和蕭珊買了回上海的車票，動身去車站之前，匆匆趕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為了看一樹桃花和一株楊柳的美景，桃花和楊柳都比現在的高大得多。樹讓挖掉了，又給種起來，它們仍然長得好。可是蕭珊，她不會再走上白堤了。
我哪裡有心思遊山玩水？！遊山玩水，那是三十年代的事情，從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幾乎每年都去杭州，我們習慣在清明前後游西湖，有一兩年春秋兩季都去，每次不過三四天，大家喜歡登山走路，不論天晴下雨，早晨離開湖濱的旅館，總要不停步地走到黃昏，隨身只帶一點乾糧，一路上有說有笑。同游的人常有變更，但習慣和興致始終不改。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五雲山、龍井、虎跑、六橋、三竺仿佛是永遠走不完、也走不厭似的。那個時候我們好像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感情！我還記得就是在沿著九溪十八澗走回湖濱的蜿蜒的小路上，陸蠡、麗尼和我在談笑中決定了三個人分譯屠格涅夫六部長篇小說的計畫。我們都踐了諾言，陸蠡最先交出譯稿，我的譯文出版最遲。陸蠡死在日本侵略軍的憲兵隊里，麗尼則把生命交給自己的同胞。當時同游的法國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黎烈文後來貧困地病死在台北。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六十年代中從六○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經沒有登山的興趣了。我也無心尋找故人的腳跡。頭一年我常常一個人租船游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濱坐一兩個小時，在西湖我開始感到了寂寞。後來的幾年我就拉蕭珊同去，有時還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麗的風景吸引著我，我們只是為了報答一位朋友的友情。一連幾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車站迎接我們，過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台上揮手送我們回上海。每年清明前後不去杭州，我總感覺到好像缺少了什麼。同方令孺大姐在一起，我們也只是談一些彼此的近況，去幾處走不厭的地方（例如靈隱、虎跑或者九溪吧），喝兩杯用泉水沏的清茶。談談、走走、坐坐，過得十分平淡，現在回想起來，也沒有什麼值得提說的事情，但是我確實感到了友情的溫暖。
友情有多種多樣。“溫暖”兩個字用得太多了，說不清楚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我當時仿佛在冬天早晨曬太陽心裡暖和，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我感到輕鬆而舒適；我又像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長姐面前，可以隨心談話，用不著戒備。令孺同志大我八歲，比蕭珊大得更多，我們雖然尊她為大姐，她卻比我更多小孩脾氣。我對她的了解是逐漸加深的。但有一點我的看法始終未變：她是一個十分善良的人。
我現在說不清楚我在什麼時候認識她的。我先讀到她的文章，在我編輯的《文學叢刊》第七集中有一本她的散文集《信》，是靳以介紹給我的。文章並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隱約記得一位善良的女詩人在吐露她的胸懷，她苦悶，彷徨，追求。但我認識她的時候連這個印象也淡化到沒有了，教授代替了詩人。我看見她不用說是在靳以的家裡，他們同在復旦大學教書，都住在重慶北碚的夏壩。我同她交談不多，只是覺得她是一個容易接近的知識分子。她同靳以已經很熟了。她在方家排行第九，侄兒侄女不少，一般熟人都稱她“九姑”，靳以也這樣稱呼她。我跟她相熟，卻是解放以後的事。一九五一年第三季度我和靳以還有令孺大姐三個人參加了老根據地訪問團華東分團，一起去過沂蒙山區。後來我們又到蘇北的揚州和鹽城，這樣我和她就熟起來了。但是關於她的過去，我知道很少，我向來就不注意朋友們的身世，我想了解的常常是人們的精神世界和真實感情。無怪乎在“文革”期間我經常受到向我“外調”的人的訓斥：交朋友不調查別人的出身和成分。我不能滿足“外調者”的要求，因為我只能談個人的印象。關於方令孺大姐，似乎沒有人來找我調查過她的情況。倘使別人向我問起，我就會說：解放後她不再彷徨、苦悶；雖然吃力，她始終慢慢地在改造的道路上前進。我還記得我們在山東鄉下訪問時，她和一位女同志住在農民家裡，旁邊放著一副空棺材，她也能愉快地住幾天。我們一起活動了不到兩個月，她留給我的印象除了“善良”外，還加上一個“坦白”。這以後我也習慣像靳以那樣用“九姑”稱呼她了。
回到上海我們少有見面的機會，大家似乎都很忙，又很緊張，卻又沒有做出什麼成績。在北京開會，我倒遇見她幾次，忽然聽說她要給調到杭州擔任浙江省文聯主席，她自己下不了決心。我當面問她，她說在復旦大學她有不少熟人，在杭州除了女兒女婿外，單位里都是生人，前任文聯主席又是犯了錯誤給撤職的。換一個新環境她有些害怕。我相信她會去杭州，用不著我給她打氣，我也不曾到復旦宿舍去看她。一九五九年我和蕭珊去新安江參觀，這是解放後我們第一次去杭州，在那裡同她相聚，真像見到親人一樣。她老了些，身體不大好，常常想念上海的朋友，幾次講到她的寂寞。第二年五月我又去杭州，她卻到北京治病去了。我這次去杭州是為了寫一篇發言稿，大約在兩個月以後第三次全國文代會要在北京召開，文聯的同志們要我在會上講話。我不知道該從哪裡講起，拿起筆一個字也寫不出，只好躲到杭州，在西湖的確沒有干擾，可以說我不曾遇到一個熟人。雖然有那樣多的時間，可是我坐在書桌前，寫不上十個字就塗掉，然後好像自來水筆有千斤重，我動不了它。這樣的經驗那些年我太熟悉了。有時寫作甚至成了苦刑，我常常想：我“才盡”了。坐在房間裡我感到煩躁，就索性丟開筆出去看看走走，有時在湖濱走兩三個小時，有時在西山公園的竹亭里坐一個上午，只是望著熟悉的西湖的景色，我什麼也不想。我住過三個招待所，挨了若干日子，最後在花港寫完了我那篇發言稿，標題是《文學要跑在時代的前頭》。我在文代會上讀它的時候仿佛它是一氣呵成似的，其實為了那些“豪言壯語”，我花費了多少天的苦思苦想。
一九六一年訪問日本回來，六月初我又去西湖。我需要交出第一篇訪日文章，在上海連靜坐拿筆的工夫也沒有，我只好又逃到杭州，還是在花港招待所里完成了任務。我寫了幾篇散文，還寫了短篇小說，因為我有真實感情和創作欲望，我在寫我想寫的作品。我這次大約住了三個星期，招待所里還有一位朋友，他比我早來，也是來寫作的。每天吃過晚飯，我和他一起散步，常常走到蓋叫天老人的墓道才折回去。馬路上幾乎沒有行人，光線十分柔和，我們走在綠樹叢中，夜在我們四周撒下網來。我忘不了這樣愉快的散步。蓋老當時還活著，
他經營自己的生壙好多年了。有一次時間早一點，我走進墓道登上台階到了墓前，石凳上竟然坐著蓋老本人，那么康健，那么英武，那么滿意地看刻著他大名的紅字墓碑，看坡下的景色，仿佛這裡就是他的家，他同我談話好像在自己家裡接待客人。我們一路走下去，親切地握手告別。這就是我最後一次同他交談，五年後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到西湖參加亞非作家“湖上大聯歡”，聽人說蓋老已經靠邊受批鬥，我也不便多問。在我自己給當做罪人關進“牛棚”之後聽到小道訊息：蓋老給迫害致死。連八旬老人也遭受酷刑，我當時還不肯相信，若干年後才知道真實情況比人們傳聞的可怕得多。不用說他無法睡在自己苦心經營的墳墓裡面，連墓道，連牌坊，連生壙，連石桌、石凳全化做塵土了。然而刻在石牌坊上的那副對聯還經常出現在我的眼前：“英名蓋世三岔口，傑作驚天十字坡”。優美的藝術決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抹煞的！
我記不清楚是不是九姑和我同去看蓋老的生壙，當時她已回到杭州，因為天熱，她很少出來。我和那個朋友到過白樂橋她那非常幽靜的住處，門前淙淙的溪水，院子裡一株高大的銀杏，我們在窗下階前融洽地談了兩三個小時。另一天下午我們三個人又在靈隱寺前飛來峰下涼亭里坐了一個下午。我們談得少，我拿著茶杯，感到時間慢慢地在身邊過去，我有一種無憂無慮的幸福感覺。但是同她分別的時候我忽然覺得她還是想回上海，在這裡她感到寂寞。我和朋友從靈隱送她走回白樂橋，她對我們頻頻揮手，那么善良的笑臉，多么真誠，又多么孤寂啊！
第二年年初我們五六個人從廣州到海南島參觀，坐一部旅行車在全島繞了一周，九姑也在裡面。接著她又和我全家在廣州過春節，看花市，她很興奮地寫詩詞歌頌當時的見聞。我還記得，我們在海口市招待所里等待回湛江的飛機，已經等了兩天，大家感到不耐煩，晚飯後閒談中她談起了自己的身世，談了一個多鐘頭。想不到她的生活道路上有那樣多的荊棘，她既困難又堅決地衝出了舊家庭的樊籠，拋棄了富家少奶奶的豪華生活，追求知識，自食其力，要做到她自己所說的那樣“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做“一個真實的人”。那些堅持鬥爭的日子！倘使得不到自由，她就會病死在家中。她沒有屈服，終於離開了那個富裕的家。她談得很樸素，就像在談很遠、很遠的事情，的確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她還不能沒有激動，她說不久前在一次學習會上她談了自己的過去，會後一位同事告訴她，以前總以為她是一帆風順、養尊處優的舊知識分子，現在才知道她也經歷過艱巨的鬥爭，對她有了更多的理解了。我說的確是這樣，我從前也聽見人說，她孤獨、清高，愛穿一身黑衣服，一個人關在屋子裡，不然就孤單地在院子裡走來走去。她笑了。她那樣的人在舊社會怎么不被人誤解呢？她哪裡是喜歡孤獨？她那顆熱烈的心多么需要人間的溫暖。
這以後她和我一家的往來更加密切了。我們的兩個孩子都喜歡她。我們和她在黃山度過一段時間，又同在從化洗過溫泉。一年中間我們和她總要見面兩三次，書信的來往更是頻繁，她喜歡讀蕭珊的信，也寫了不少的信給她。一九六六年年初她來上海，同上海的親友們一起歡度了她的七十大慶。這一次我們和她無憂無慮地相聚了幾天。我還興奮地說十年後要到西湖慶祝她的八十生日。其實說無憂無慮，也得打個折扣，因為上海的作家已經開始學習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我每個星期六下午要去文藝會堂參加學習會，有一回姚文元眉飛色舞地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看見他口沫四濺，手舞足蹈，我覺得我的上空烏雲正在聚攏，一陣暴雨就要傾注下來。九姑雖然在上海待得不久，可是她主動地要求參加我們的學習會。我笑著誇她“學習積極”。她說她來“取經”，回去也可能要搞同樣的學習，我才看出來她也有點緊張。這年清明前後我和蕭珊並沒有去西湖看望九姑，她已經和幾個同事匆匆趕去北京開會。形勢越來越緊，連蕭珊也參加了“四清”工作隊到銅廠去了。
九姑從北京回來，仍然經過上海，我記得她在招待所住了三幾天，我還聽見她誇獎蕭珊參加工作隊有了很大的進步。她不曾談起在北京開會的情況。但是連郭老也公開表示他的著作應當全部燒毀，他本人願意到生活里去滾一身泥巴。因此一位寫詩的朋友也誠懇地勸我表態，我接著就在學習會上承認我寫的全是毒草。這樣完全否定了自己，我並不感到痛苦，反而感到輕鬆，心想總可以混過一些時候了。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仿佛把人的腦子磨鍊得非常敏感，其實它反倒給磨得十分遲鈍。那幾個月我的精神狀態和思想感情就是這樣。我好像十分害怕，又仿佛毫不在乎。我到北站送九姑上車，朝著緩緩移動的車廂內的長姐似的和善面顏不住地搖手，我沒有想到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她，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我們沒有雨具，怎么擋得住可能落下的傾盆大雨！“我們”不單是指我，不單是指九姑，還有許多同命運的人。
大約過了兩個多月，我意外地到了杭州。我去參加前面提到過的亞非作家“湖上大聯歡”。我從北京到武漢再轉到杭州，分三路參觀的亞非作家們將在杭州會合。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的我和一些工作同志先去西湖，同當地的作家進行聯繫。我以為九姑會出來接待遠方的客人，可是在這裡連一個文聯或者作協分會的熟人也看不到。說是都有問題，都不能出來。我不敢往下問，害怕會聽到更可怕的訊息，反正有一位省文化局長就可以體現我們燦爛的文化了。離開杭州的前夕，一位菲律賓詩人問我為什麼在這山青水秀、風景如畫的地方看
不到詩人和作家？我吞吞吐吐，答不出來。回到上海，送走了外賓，我自己也受到圍攻，不能出來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有似夢非夢的感覺，當時也是如此，我總以為不是真的。但是事情一件一件地來了，抄家，強迫勞動，一夜之間成為賤民……等等。我的女兒在家裡待不下去，她和同學們一起出去串聯，經過杭州，她去看望了九姑，九姑接待了她，還借給她零用錢。那是十一月底的事，九姑雖然靠邊，卻未受到隔離審查，還留我女兒在白樂橋家中住了一晚。據說黃山賓館的服務員揭發她在黃山用牛奶洗澡，九姑非常憤慨。一九六一年我們在黃山過暑假，後來蕭珊帶著孩子來了，住在半山的紫雲樓，黃山賓館就在紫雲樓下面，我們每天都要去看九姑。那裡並不豪華，九姑也沒有受過特殊的待遇。清早我們都喝豆漿，誰也不曾見過牛奶。但是對運動中的所謂揭發，我們都有一些體會，上面要什麼，下面就有什麼。年輕時候看舊小說，我總是不懂“莫須有”三字怎么可能構成天大的罪名，現在完全明白了。十年浩劫中來了一個封建文物大展覽，大家都“深受教育”。大約在第二年十月“造反派”在上海作協分會舊址批鬥前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我也給揪去陪斗。在會上杭州來的“造反派”發言要石西民交代將方令孺拉進黨內的“罪行”。石西民沒有正面回答。我替九姑擔心，可是以後我也不曾得到什麼不祥的訊息。
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的女婿到杭州工作，我要他去看望九姑，他找到了她。她仍然住在原來的地方，只是屋子減少了，只剩了一間。她已經七十八歲，她的女婿死了，女兒身體又不好，很少有人理她。她很寂寞，有時盼望我女婿去陪她打撲克。她給我來過信，可是我的問題並未徹底解決，不便經常給她去信。再過一年半，我的情況仍然沒有改變，我的命運還是給捏在“四人幫”的爪牙的手裡。我的女兒也去了杭州，她也去過白樂橋。她和她的愛人給八十歲老太太的孤寂生活中帶去一點溫暖和安慰，但是他們除了工作和學習，還有自己的活動，還要參加搞不完的批這批那的運動，哪裡能經常去看望她？！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我女兒、女婿回上海過國慶，我問起九姑的情況，我女兒說她患肺炎住在醫院裡，他們去看過她，她已經認不出他們。節後他們回到杭州就給我寄來方令孺同志追悼會報導的剪報，原來我們談論她的時候，她已經不在人間。
九姑活過了八十，不算短壽。在靠邊期間她還下過水田勞動，經受了考驗，也終於得到了“解放”。但是她沒有能充分地利用她的生命和才華，她不能死而無憾。更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只差十多天的時間，她沒有能看到“四人幫”的覆滅。
“四人幫”垮台後我兩次去西湖，都沒有到她的墓前獻花，因為這樣的墓是不存在的。我知道有骨灰盒，但骨灰盒還不如心上的祭壇，在我的心上那位正直、善良的女詩人的紀念永遠不會褪色。我兩次經過白樂橋，都是坐在車子裡匆匆地過去，眼前一片綠色，什麼也沒有看清楚，可是我眼裡有一位老太太拄著手杖帶笑地不斷揮手！
離開杭州我就去北京參加茅盾同志的追悼會。
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里休息，我坐在丁玲同志旁邊。她忽然對我說：“我忘記不了一個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難的時候，主動地來找我，表示願意幫忙。我當時不敢相信她，她來過幾次，還說：‘我實在同情你們，尊敬你們……’她真是個好人。”我感謝丁玲同志講了這樣的話。九姑自己沒有談過三十年代的這件事情。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