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儒學氣質
宋元以後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徽州，既是一個徽民"以賈代耕"、"寄命於商"的商賈活躍之區，又是一個"十戶之村，
徽商的儒學氣質徽商之所以"賈而好儒"，一則因為商業自身發展的需要。由於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上，商品與貨幣的運動錯綜交織，商品供求關係變化萬端，作為商品經營者須有相關的商業知識和社會知識，才能正確分析和把握市場形勢，當機立斷以獲厚利。同時，隨著商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同行業之間以及各行業之間的交往關係日益密切，這又需要商人具備一定的組織管理才幹，方能在商海中大顯身手。如此從賈就要與業儒結下不解之緣。二則因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稱"禮讓之國"，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學興盛之後，崇儒重學的風氣日益熾烈，這樣的社會環境致使徽商潛移默化地受到薰染和影響，加上徽商中許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較良好的儒學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說教、倫理道德，自然就成為他們立身行事、從商業賈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鄭孔曼，出門必攜書籍，供做生意間隙時閱讀。他每到一個地方，商務餘暇當即拜會該地文人學士，與其結伴遊山玩水、唱和應對，留下了大量篇章。同鄉人鄭作，也嗜書成癖，他在四處經商時，人們時常見他"挾束書，而弄舟"。所以認識鄭作的人，背後議論說：他雖然是個商人，但實在不象商人的樣子。
還有同縣西溪南的吳養春，是明代萬曆年間雄資兩淮的顯赫巨賈，祖宗三代書香裊裊，家築藏書閣，終歲苦讀。日本侵入高麗(朝鮮)時，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吳守禮輸銀三十萬兩，皇賜"徵任郎光祿寺署正"；其父吳時俸，皇賜"文華殿中書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賜贈，史書曾有"一日五中書"之稱。
他們有的是在實踐中雅好詩書，好儒重學，"賈名而儒行"，抑或老而歸儒，甚而至於在從賈致富使"家業隆起"之後棄賈就儒。有的在從賈之前就曾知曉詩書，粗通翰墨，從賈之後尚好學不倦，藹然有儒者氣象。如旌陽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貿，……然雅好詩書，善筆丸，雖在客中，手不釋卷。"（《旌陽程氏宗譜》）再如休寧商人江遂志行賈四方時，"雖舟車道路，恆一卷自隨，以周覽古今賢不肖治理亂興亡之跡。" （《濟陽江氏族譜》）有的則勸令子弟"業儒"攻讀，以期張儒亢宗。於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的識見和態度，往往是"延名師購書籍不惜多金。"（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盼望子弟能夠"擢高第，登仕籍"，從而振家聲，光門楣。正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與此同時，不少徽商還毫不吝惜地輸金捐銀，資助建書院興私塾辦義學，以"振興文教"。
徽商以"賈者力生，儒者力學"為基點，竭力發揮"賈為厚利，儒為名高"的社會功能，將二者很好地結合而集於一身，迭相為用，張賈以獲利，張儒以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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