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人
德意志民族據記載，公元二世紀前，歐洲北方體格強壯的半開化日耳曼民族已開始替馬其頓希臘帝國充當僱傭軍。羅馬帝國時代，日耳曼僱傭軍更是使該帝國得以鞏固的重要支柱。就軍隊里的人數比例而言，往往超過羅馬本地人。及至許多日耳曼軍人掌握了兵法，鎮守重要據點，升遷為大將地位之後，羅馬帝國便開始備受威脅，以至於一蹶不振。公元五世紀時，大舉南下的日耳曼移民四下擴張，使得羅馬大帝國的勢力僅剩下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東羅馬帝國。由於西羅馬帝國的滅亡，長期受到蠻族的摧殘，以及基督教為了奠定自己的文化地位、又刻意摒棄古典文化，史學家稱呼第四世紀到十一世紀這段漫長時期為黑暗時期。值得一提的是，介於羅馬人與斯拉夫民族之間的日耳曼人，早在羅馬帝國時代便扮演著奴隸販子的角色。顯然，當時被日耳曼民族販賣的斯拉夫人人口眾多，使得該民族一直冠著“奴隸”的名稱（斯拉夫Slaven一字源於奴隸Sklaven）。另外，自從日耳曼人的勢力擴大之後,斯拉夫民族便開始充當日耳曼人的長工與僱傭軍。這就是為什麼德意志浪漫主義理論家及納粹分子視斯拉夫人為“下等人”，並常稱他們為德意志人的“幫傭民族”（Hilfsvolk）的原因所在。
黑暗時期
在歐洲範圍內，公元第四至十一世紀的黑暗時期，是個基督教逐步擴大、北方蠻族陸續皈依基督教的漫長時期。八世紀末，日耳曼人在卡爾大帝的領導下南征北戰，勢力一度擴及西歐之大部，形成了日耳曼帝國(經教皇封為神聖羅馬帝國，注1）。隨後，該帝國又分裂為東（目前的德、奧、瑞之大部分，同時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德意志民族）、西（法蘭
德意志民族西）、南（義大利）三部分。除此之外，就文明發展角度觀之，整個黑暗時期除了基督教文化的排除異己、統一思想運動之外，實在是乏善可陳。然而在德意志民族主義史學家和德意志理想主義理論家的筆下，羅馬帝國的崩潰卻給描寫成“愛好自由的日耳曼人拯救了基督教文明”；日耳曼人的殖民與侵略，則是“給弱小民族灌輸了健康的新血”；日耳曼人之受賜封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更是賦予了日耳曼民族“統治所有民族，建立世界大帝國的神聖使命”。中古時期（公元十一至十四世紀）大體說來是基督教文化鼎盛時期。十二世紀初，歐洲地區出於經濟需要、對抗伊斯蘭勢力的多重原因，對伊斯蘭教世界進行了多次十字軍東征，由是在各地出現了社會地位崇高的職業兵團，而條頓武士團即為當時德意志範圍內實力最強的北方僱傭軍。條頓武士精神的特點在於尚武、效忠和守紀律，其領地內，自然也實施著嚴格的軍事統治。及至條頓武士於十六世紀初通過巧取豪奪統一了整個普魯士地區後，其尚武精神非只是構成了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泉源，其英雄事跡更是德意志浪漫主義者和納粹分子把“德意志精神”神秘化的重要依據。
浪漫主義
浪漫主義系十九世紀末葉出現的一種反啟蒙主義、反文藝復興、反科學主義、反工業化和反現代化的思潮。浪漫主義唯恐現代化過程把傳統社會分解為孤立的個人；追求物質文明會導致精神的庸俗化；產業革命所引起的社會動亂更會使人的尊嚴、地位和認同基礎受到破壞。浪漫主義因此著重突出自然奔放的、純淨優美的、充滿感性又富於激情的、豪邁又果斷的、具有地方、民族和集體色彩的世界觀和藝術表現手法。浪漫主義還認為傳統天主教、新教教會無力於防止社會墮落，因此寄希望於建立一個“世界性的由德意志人領導的基督教帝國”，以期在即將來臨的末日決戰中建立一個優秀民族取得統治地位的新世界。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康德、費希特、施萊格爾、尼采、謝林、黑格爾、華格納等）均視民族為歷史發展的主體，其歸屬性和優劣與否，則由血緣關係、歷史背景和文化認同這些因素來決定。在他們看來，包括北歐諾曼人、英國人在內的日耳曼民族，既是雅利安民族中，又是全世界範圍內最受聖靈恩寵、最具智慧、最健康、最完美、最有組織能力、最具同類性的民族。他們既不像斯拉夫、亞、非民族那么愚昧、落後，又不如西南歐拉丁民族那么腐化、墮落和混雜。因此唯有以德意志為核心的日耳曼民族具有引導全人類擺脫世界末日厄運的能力。然而為達到此目的，日耳曼民族必須排斥他民族的影響，維持本民族的純淨（注二）。
浪漫主義強調種族的不平等與血統優劣為自然現象，弱肉強食更屬天經地義的自然規律。這種種族主義觀點，在以往的傳統帝國擴張時代不曾提出過，遲於十九世紀方始出現，無非是為白種人的殖民主義侵略加以辯解。浪漫主義的主
德意志民族要成員大多具有濃厚的反猶太人情緒，其原因除了傳統的基督教反猶文化外，不容忽略的是，啟蒙主義、知識革命和產業革命曾給猶太人提供了受教育，發揮商業知識，利用國際紐帶，和提高社會地位的機會。因此，猶太人在中西歐的獨特成就，無形中給經濟發展較落後的德意志人造成壓力。在此歷史背景下，費希特首先提出了“將猶太人悉數消滅”的建議。黑格爾也深信“世界將為具有高尚精神的日耳曼民族所領導”。音樂家華格納則在其歌劇中把德意志人當作“救世主”加以歌頌。私下裡，他甚至主張“將猶太人付之一炬”。這意味著，彼時“為拯救部分人類必須以另一部分人作為犧牲”、“世界末日”、“末日決戰”、“最後的審判”、“上帝選民”、“血債血還”的念頭均可在幾本經書內找到原始依據。
浪漫主義就像所有的政治化原教旨主義一樣，不只是接受了宗教的“末日決戰”觀點，同時還把它世俗化為德意志民族的社會運動。與猶太教和基督教運動的區別在於，作為上帝選民的猶太人、基督徒已為德意志人所取代；其最終目標也不止是建立一個猶太王國或基督教王國，而是一個德意志人統治的基督教世界。
最初，德意志浪漫主義的傳播僅僅局限在文化、藝術界，十九世紀末葉起，卻漸為政治家所利用。他們一方面斷章取義地曲解達爾文的進化論，提出了一套種族主義論，一方面又結合了普魯士軍國主義思想、基督教的反猶文化和救世思想，由是編織成二十世紀初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國人常誤將“德意志民族主義”譯為“德意志國家主義”）思潮。此時唯一尚缺欠的，便是一個具有果斷意志的領袖，和足以將各種神話付諸實施的流水作業行政機器，以及一個龐大的軍事力量。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剛好具備了這一切條件。
討論德意志民族社會主義的現實意義
通過對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剖析，除了多少可以了解為何在大戰結束了五十多年之後，經過了長期反法西斯教育之後的今天，在同樣的歐洲國家裡仍舊存在著濃厚的種族主義排外情緒之外，同時也不難想像，具有猶太人血統的馬克
德意志民族思，當年是如何艱辛把德國理想主義者的意志論改成為物資主義論（國內譯為“唯物主義”）；把猶太人和日耳曼人的民族宗教改換為國際主義；把德意志軍國主義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把種族衝突和文化衝突修改為階級鬥爭；同時還把人們的主觀、無知與過失推諉到中性、客觀的物質、資本身上。儘管如此，馬克思仍舊無法擺脫基督教的世界末日觀和救世思想，因而把救世主的神聖責任寄託於已開發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身上。至於那些還不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社會（如俄羅斯、中國），自然就不屬馬克思的優先考慮範圍。因此，更加離奇的是，當本世紀國中國徘徊在十字路口，探索指導思想與發展道路之時，竟然陰錯陽差地捲入了西方思想界的混戰，把別人的階級社會、階級鬥爭當成了自己的歷史；把歐洲人的經書拿到自家的廟宇中去膜拜；其後甚至還在深具法西斯色彩的蘇聯影響之下，長年試圖把國家建立為一個鐵板一塊的公社或社團（Gemeinschaft）。如今，中國在市場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再次處於十字路口，再次面臨著何去何從的抉擇。如果能夠認識到西方的文化傳統與特徵，檢視一下啟蒙主義、科學主義、世俗化運動和其後發展出來的社會民主實際上是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這對今後的取向應當是極有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