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定戡（1916-2009），杭州人，原名徐祖武；晚年，又號稼研。
徐先生古典格律詩的創作，始於私塾就讀年代，啟蒙老師即張惠衣先生。十六歲時，在杭州出版第一本詩集《弱歲吟稿》，因而在浙江國學界贏得“神童”之稱。十七歲時，又出版《祖武雜詩初稿》三冊，收詩652首。
徐先生弱冠之時就與當時中國古典詩詞、金石書法界的名宿耆老有詩詞創作上的交往和學術研究上的交流，比如：與章太炎、陳石遺、陳三立、馬一浮、龍榆生、夏承燾、吳湖帆、陳九思、章宗祥、韓登安等等，都有往來。有的還保持了終生的友誼。徐先生從諸位前輩的作品中得益甚多。1994年，徐先生曾著《六十年前甲戌重九南京雞鳴寺掃葉樓登高分韻追記》，發表在台灣《中華詩學》（注三），記敘1934年南京曹經沅先生創導的兩次詩壇重大活動中的一次。那次詩會，參加者有一百零四人，除陳石遺之外，還有吳鼎昌、葉楚傖、徐行恭、葉公綽、汪兆銘、唐圭璋、夏承燾、夏敬觀、王揖唐、龍榆生、林庚白等諸老參與。與會各人均分得一韻。作成的詩詞由商務印書館以連史紙、磁青面、線裝，印成一冊，分送各與會者。徐先生收到的一冊上有詩會發起人曹翁的親筆題款，曰：“定戡吾兄詩人吟鑒，弟曹經沅麗蘅持贈”。其實，此時徐先生年僅十八，而曹先生卻已年近五十了！1934年，章太炎先生在蘇州成立章氏國學講習會。徐先生不但是會員之一，而且與常熟的李猷先生（1915-1997，字嘉有）同為最年輕的會員。時年徐先生亦僅十八歲。
抗戰期間徐先生以同等學歷考取大廈大學，學習法律。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恢復國家考試制度，徐先生旋參加司法官考試，錄取之後，被分配於上海地方法院檢察院任檢察官。時任首席檢察官為黃亮。在任期之內，徐先生曾出版法律專著《兩漢刑名考》。
1949年，上海解放。徐先生遵照上海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命令，將所管法院宗案，全部移繳新政府。1950年，新政府進行司法改造，國民政府的舊法官除調任他用之外，都進了不同類型的院校，學習馬列主義新法律。徐先生進的是北京新法學研究院。院長沈鈞儒，副院長謝覺哉、李達。董必武、史良、楊獻珍、艾思奇和蘇聯專家分別擔任教員或參與講課。
學習一年之後結業，徐先生按分配回上海，改任最高人民法院華東分院審判員。曾參與處理國民政府時期未及審理、積壓多年的成千上萬件漢奸案，並直接參與新中國成立後新頒布的婚姻法和土改法的執法以及建國初期華東地區的一些重大刑事、民事案件審理。
三年後，徐先生進蘇州華東革命大學（簡稱“革大”）。一年之後結業，按志願分配回上海，到第一醫學院衛生幹部學校執教中國語言和文學。這所衛生幹部學校的任務是培養華東地區的各級衛生界革命老幹部，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和理論水平。畢業以後，學員被分至華東各地，擔任衛生局、醫院和各種醫療衛生機構的領導工作。
1958年12月，未經任何司法程式，衛生幹部學校的校長就通知徐先生：經過幹部審查，在解放初期徐先生主動上繳軍管會的法院案宗里，發現在上海地方法院期間審理的案件中，有數宗涉及鎮壓革命活動、迫害革命民眾，因此判定為“歷史反革命”，撤除現任一切職務，回里弄，接受民眾管制改造三年。其實，不但這些案件早就已主動上繳政府，並未隱瞞，而且在上海地方法院期間，徐先生的職務是檢察官，對送來的案件，只能按當時法律代表政府提出公訴，並無審判權。再說，上海地方法院處理的都是民事、刑事案件，政治案件另有特刑庭專門審理。即使帶有政治性的案件經過徐先生之手，往往也只能當作“破壞公共秩序”之類的普通犯罪案件來起訴而已。
徐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顛沛流離，備受羅鉗吉網之酷。徐先生作為“反革命”和“資本家”雙料反動派，當然成為“文革”的首當其衝。從1966年8月30日的抄家開始，到11月初的掃地出門，“紅衛兵”和“造反派”上門翻箱倒櫃地查抄、無休無止地批鬥不知其數。掃地出門後，當時在上海的全家四口，從三層樓的房子掃進一個十六平方米的朝北後間，一住就是十五、六年。
四凶既翦，終斌遂初。先後受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台灣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研究委員。著有《依然靜好樓詩詞十種》，刊印行世。
“文革”以後的三十年，是徐先生詩詞創作的高峰時期。期間，徐先生跟國內外詩人詞家畫師交往甚密。除了徐行恭、陳聲聰、陳九思、朱龍湛諸位老友之外，還跟國內的周退密、俞平伯、包謙六、施蟄存、陳琴趣、江辛眉、胡邦彥、王小廔、鄭逸梅、蘇淵雷、蘇局仙、王退齋、許寶蜿；香港的饒宗頤；新加坡的潘受、張濟川；台灣的李嘉有、張定成、張壽平、陳慶煌；澳洲的趙大鈍、廖蘊山、杜瑞蓮；法國的薛理茂；美國的蔡念因；泰國的王誠；馬來西亞的張英傑等詩人詞家切磋酬唱，聲應氣同，儼成詞派。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至本世紀初，徐先生曾是海內外十多個詩社的名譽社長、顧問和詩刊的名譽主編。國內外所出各種詩詞選集，幾乎無一不收徐先生的詩詞。比如，筆者手頭僅有的《二十世紀名家詩詞鈔》內，就收有詩二首、詞三首；《中國當代詩詞選》，收詞三首；《上海近百年詩詞選》，收詩一首；《當代八百家詩詞選》，收詩詞各二首；《中國當代詩詞精選》，收詩詞各二首；《當代詞綜》，收詞七首，等等，不勝枚舉。
上世紀八十年代，李嘉有為台灣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所長、《中華詩學》雜誌主編、文化大學教授。徐先生應邀為該刊撰稿，並任台灣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研究委員。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至本世紀初，徐先生在該刊每期均發表大量詩詞，總數不下數百。除上述《南京雞鳴寺掃葉樓登高分韻追記》一文外，徐先生還先後在該刊發表《龍吟館剩稿序》、《丁丑上巳禊集序》、《趙香宋及其詩詞》、《讀黃晦聞〈兼葭樓詩〉脞札》等詩論。除此之外，徐先生還在澳洲、歐洲、美洲和亞洲各地華文報刊上發表詩詞數百首之多。
徐先生也善書法。作行書如行雲流水，自然流暢，不矯揉造作，卻娟秀清麗。世人來索字者甚眾。徐先生來者不拒，從不收取分文。徐先生自謙“所寫僅文人之字，非書法家也”。“文革”後，應蘇州等地園林管理局之請，曾在多處題寫聯額。移居澳洲後，還為次子徐家樹500多幅攝影作品題寫詩詞，其中一部分已在英國、澳大利亞雜誌上發表或在展覽會上展出。晚年還為定居地南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市唐人街書寫牌坊匾額《中華門》三字。此為徐先生封筆之作。
1994年起偕妻高誦芬定居澳大利亞。所著《居夷集》在國外刊行。
徐先生2009年5月1日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