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以德

其在官也，政教所被，亦云廣美"(《縣誌》，卷36)。 "茲山之下，即設義冢(《縣誌》，卷36)。 又極頌以德捐山為義冢，"侯之用心亦仁矣"(《縣誌》卷36，《藝文》)。

以德"少負志氣，能自植立"(光緒《錫金縣誌》卷36《藝文》，以下簡稱《縣誌》)，"弱冠學成"(同前，卷25《行義》)。"有司以材行，選憲司考最，授太平路採石書院山長。秩滿，轉福州、南劍兩路儒學教授。當事薦其才，擢將仕佐郎，江浙副提舉。禁止侵牟，隨事釐正。再調湖廣，布條令，宣教化；申嚴講課，創建試院。翰林、集賢交薦請。因任升正提舉，以示勸勵。遂超資授從仕郎，湖廣等處儒學提舉"(《強氏宗譜》卷2《宦績》以下簡稱《宗譜》)。元設儒學提舉司掌地方儒學，設於各行省署地，統諸路、府、州、縣學校、祭祀、教養、錢糧等事，並考校呈進著述。設提舉一員，從五品。副提舉一員，從七品。(參《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527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
從元朝制度和強以德的仕宦政績來看，以德的宦跡主要在南方諸省文化教育方面。所官之處，吳澄稱譽他"侯嘗教授於南劍福州，又提舉江浙、湖廣。其在官也，政教所被，亦云廣美"(《縣誌》，卷36)。《強氏宗譜》亦稱他"所至並有政教，列秩五品"(卷3《統宗世表》)
，大約也據吳澄傳記而作，並非專事虛飾，畢竟綜核了前述事實。但官到五品，不論正從，即從七品任上超擢，進入中級官員行列。
這時，正是強以德仕途得意，前程錦銹展現之際，五品官銜遠非以德的仕途終點。但是，以德即以母親年已八旬為名，棄官歸養故里無錫。以德母唐氏，生於1242年(宋理宗淳祐壬寅二年四月二十日)，卒於1331年(元文宗至順辛未二年十一月四日)，壽整90虛歲。若以唐氏時年八旬整計，則以德掛冠引歸，事在元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即1321年，年方54歲。
以德致仕之後，於鄉里大行義舉，"捐田千畝為義莊，上以供義塾師生之費，下以給宗族及邑人之貧者"(《強氏宗譜》卷2《先世建造》)。吳澄《梁溪義塾記》云："梁溪義塾者，湖廣等處儒學提舉強以德之所建，以淑其里中之子弟者也。塾在無錫州西南，梁溪之東。屋以間計三十而贏，田以畝計一千而贏，歲入以斛計五百而贏......強候又捐山四百畝為義冢，凡貧而無地可葬者得葬焉"(《縣誌》卷36)。《縣誌》也講以德"以母老，棄官歸。構義學，延師以教鄉里子弟，捐田千畝贍之，又買璨山地四頃以葬邑之死而無歸者，"因而列入《行義》傳(《縣誌》，卷25)。《宗譜》稱以德"好義樂善，捐田千畝為義莊，以贍宗族，賑貧人；買璨山四百畝義冢，以葬貧而無地者;設義塾以教邑之後進子弟；浚義井以濟大旱而無汲者"(《宗譜》卷2《人物》)，義井"建於梁溪之上，雖大旱眾汲不絕"(《宗譜》卷2，《先世建造》)。綜上所述及縣誌實列事跡，強以德的義行可概括為"設義塾、義莊、義井、義冢"四項(《宗譜》卷3《統宗世表》)。
以德歸鄉的義舉，約計費田山1400畝以上，房屋30餘間，義莊、義墊、義井等建設費用還不計在內。此外，他為奉養老母，怡養天年，還大規模建設了精緻而不奢華的房舍廬室，如仁山堂，益清堂，仁壽庵等。光緒《縣誌》仍然列入《古蹟》門，稱"仁山堂，元強以德自湖廣提舉歸，作堂於西溪，以奉母唐太君，趙孟頫顏之曰‘仁山'，虞集為之記。又仁壽庵，在璨山之陽，亦以德所築歸隱處。堂宇亭池，極幽靚閒美之致。黃譜有記"(《縣誌》，卷14)。另有柳貫作記，並刻石以志。黃譜《仁壽庵記》中稱以德爰相善地，營樂邱於州西七里璨山之陽，而築庵其旁，締構巧塓，朴不近漏，華不過侈。有室可居，有堂可以奉賓客，有閣以登眺，有亭以燕嬉。曲徑方池，尤花異卉，可以近清涼而娛淡泊，使令來告曰："庵以便吾私，邱以息吾歸也。"茲山之下，即設義冢(《縣誌》，卷36)。如此看來，《縣誌》記載即據黃譜等記述而來。或許只因這些作者的名氣響才保留下來的。從其祖父、父親二代單傳承繼過來的財產到他手裡已累積到相當可觀的數目，從而奠定他"富甲一郡"的物質根基。
強以德在元代當時社會中是個地方大戶，以德退職歸鄉行善之舉，造福桑梓，轟動朝野。英宗"至治三年(1323)當路以其事轉聞於朝，立門旌表，以示勸雲"(吳澄《梁溪義塾記》)。《宗譜》記載，"元至治癸亥(三年)詔表其門‘善義'。泰定丙寅(三年，1326)封晉陵縣男"(《宗譜》卷3《統宗世表》)。"大清康熙戊辰二十七年(1688)題旌宗祠，鄉賢建專祠，於歲時祭祀。乾隆乙亥年(1755)恩旨給幣，邑宰春秋致祭。乾隆壬辰年(1772)欽奉上諭，飭查祠墓，造冊詳送咨部"(《宗譜》卷2《人物》)。可以講，自元代英宗，泰定帝旌表封授之後，直到清代，朝廷還沒有忘掉這位無錫先賢、強氏先祖的仗義行善，愛鄉愛民的功績。光緒《縣誌》仍載："強仁山先生祠，在萬安鄉五牧，祀元儒學提舉以德。康熙二十七年奉檄建"(《縣誌》，卷12《祠祀》)。此為個人專祠，建於以德舊居五牧，而非邑城居息養頤之處。作為強氏後裔，更是十分崇敬，緬懷這位先祖及其非常行義之舉，視為榮耀的人物，祀於宗祠，載於譜牒，世代傳頌，直至民國年間(1949年以前)。而無錫強氏之盛也在元代以德時代。
強以德的事跡，無錫縣誌多有記取，然而幾乎都取材於元代名儒碩學之記傳。儘管未作突出性描述，在《行義》一門中，元代僅記以德一傳，附傳一人，也算無意識地突出記載了。為什麼以德時期的無錫強氏能夠臻於如此重大的鄉土歷史地位呢?
最主要的一點，強以德是元朝蒙古貴族聯合色目、漢族貴族地主統治政權下躬行儒道的典型，贏得了他的同道，在當時朝廷擔任文官要職的南人理學碩儒的欣賞、支持和頌揚，也適逢蒙古帝皇喜愛儒術，倡導儒學的機會，因此義舉影響巨大。
強以德一生僅3年生活在宋末(1268-1271)，入元達65年。如以元兵1276年入臨安計，則為8年於宋，60年於元。總之，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蒙古皇帝統治的元王朝。他以幼年喪父，勵志苦讀，品行端莊而為元朝任用，"以文學起家"，一生從事文化教育工作，致力於整頓教育秩序，提高教育質量，以南人做元朝的儒官，行儒道無疑，故而能贏得同道的翰林，集賢等文人學士交章相薦，於江浙、湖廣儒學副提舉職位上不次超擢，因任升至正提舉，從將仕佐郎超資授以仕郎。《強氏宗譜》極稱此種舉動非屬尋常，"格法，非朝廷知名要職則必需代給由竣銓選。儒官因任升除自公始，人皆以為榮"(《宗譜》卷2，《人物》）。強以德在英宗朝率先打破了元朝儒官不因任升除的陳規舊制，贏得並提高了南方漢人(南人)的政治地位，這當然是一件朝廷內外值得廣大漢官，特別是南人漢官大慶特慶的喜事。在仕宦過程中，以德以其躬行儒道，清正為官，結交了無數當代的著名理學家、文人學士，或為學友，或作師長，也培養了大批學生。例如江西撫州崇仁人、翰林學士(正二品)、元代名儒、理學家吳澄(文正，1249-1333)及其學生崇仁人、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虞集(文靖，1272-1348)，浙江婺州義烏人，翰林侍講學士黃溍(文獻，1277-1357)，四川綿州(綿陽)人，流寓錢塘的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監祭酒鄧文原(文肅，?-1328)，浙江浦江人，翰林待制、江西儒學提舉柳貫(文肅，1270-1342)，湘州人、翰林學士承旨(從一品)、趙孟頫(1254-1322)等人。強以德本人，也是這一隊伍中的一個要員。當他在地方儒官任上做出成績時，即是這些翰林、集賢極力合心為他，就是為整個元朝的南人文官學士爭立應有的地位的事情，居然很成功地辦成了。強以德因任不次超擢之事，其意義也遠非個人之榮耀了，而是天下"人皆以為榮"，當然主要指南方漢族文人和官員了。正在他們寄希望以德繼續有為於儒道仕途，成為宦海中實幹的儒學君子之時，年壯氣盛的以德卻驟然以養母為藉口，掛冠歸故里，也不免令其失望了。
可是，強以德在鄉間大行義舉之事又很快鼓舞了這些南方文學之士。以德不貪乾祿，激流勇退，奉母頤養，本身即是儒家孝道的最好體現啊!何況以德設義塾、義莊、義冢，義井等一系列耗資巨大、毫不計較的行為呢。因而，許多當朝文學名士領銜主唱，為以德歌功頌德，如吳澄曾親自替以德所倡義莊、義塾、義冢作記，詩文負有盛名的虞集撰《仁山堂記》，著名書畫家趙孟頫親題"仁山"匾額，黃溍柳貫等作《仁壽庵記》。由於眾多當朝著名文人參與以德義行的宣傳，促使地方當道轉呈朝廷，旌表其門為"善義"。泰定帝又加封贈，由鄧文原親撰封贈碑，更加顯耀了強氏門庭族望以及無錫先賢仗義疏財、為鄉梓造福的行止。以德卒後，又由虞集撰墓銘，虞志道書行述，擴大著以德在地方上的影響。元朝從1271年建"大元"，到1368年亡國，前後共97年，而強以德生活了65年，占其統治長度的2/3有餘。生當承平之時，卒於元末動亂之前，可謂善始善終，安樂無虞了。
實際上，忽必烈統一全國後的元代社會，充滿著尖銳的民族矛盾，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森嚴等級和權利差異始終給南人心頭籠罩上一層陰影。南方文人學士儘管名義上被重用，卻仍不得遂其肆志而有所作為，如吳澄、虞集等高級文人儒官尚且鬱郁於朝中難以舒展，以和匯朱陸、融會貫通的理學思想創一番天地於宋儒紛爭之後，更不用說身任省級地方官員、僅有中級職銜的強以德能夠大有作為於儒學提舉之處了!
強以德歷經元朝之半，瞭然於官場處境，勇於在地方儒官實幹，頗得朝廷賞識之時，毅然歸隱自娛，以擁巨資，二子成才，無後顧之憂，則以行義為己任，既收鄉梓實效，又可避嫌自守。於此也可見南人儒官文學之士在元朝官場與社會中的真實心態和地位之一斑了。
吳澄等朝中碩儒對強以德的歸隱行義頗有謳歌，顯露對歸隱林泉之欣往神態，實則更為讚賞他義中寓仁的精神品格，而仁正為儒學核心。以德用"仁山"、"仁庵"名室，自號"仁山"，著力於義善行仁，更是難得的躬行儒學之士了。吳澄在《梁溪義塾記》中極力譽稱以德建梁溪義墊"燕居有申申夭夭之儀，報祀有濟濟鏘鏘之禮。延請名儒，以施其教，招集後進，以受其教。務俾講習其間者皆能明經修行，以稱時需，此其意也。......其在官也，政教所被亦云廣矣；其居家也，乃於里塾之教，拳拳若是"。且將鄉里義塾看作培養人才之"近始"，十分不滿元朝"教官例以省部注擬，何能一一得其人哉！學校之教有虛名而無實效，往往由此。義塾之教則不然，選擇師儒在己，識鑒而無所牽制，雖未必有如淳古道德之師，夫苟能得耆艾博碩之彥，引導有其方，熏漬有其漸，不壞之以速成，不害之以小利，亦庶幾乎古焉"。因而他寄望"爾凡游處義塾之子弟，勿卑污其志，斷斷以古之人才自期，此心此理，必通貫體用而無闕遺，所言所行，對越天地而無愧怍。若夫淺末於口耳，葩華於筆墨，以釣譽媒身而已，寧不負義塾所以教之意也"。又極頌以德捐山為義冢，"侯之用心亦仁矣"(《縣誌》卷36，《藝文》)。吳澄不以追逐功利為亟尚，而以弘揚道義為己責。既對元廷重用胥吏，不重學校教育人才大業，致使官員素質低下大為不滿，轉而把強以德自費出資大辦義塾等行義比擬古代淳風可致，人才可得，可應"時需"而改造現狀，必須傾心培基築始，深深期待更多的類似以德這樣既懂教育、深明元朝社會教育儒術之必要，又有資財雄力，做成義舉廣行仁道之人出現，故不惜重筆，一再作記，達到了既頌以德義行之功，又闡發傳播了自己理學思想和對社會文化的精闢見解，與黃溍，虞集等南方漢人學士的思想志趣完全一致。
強以德的義行受旌褒揚，正是元代英宗和泰定帝重儒興教，傾心漢學時期，這是繼忽必烈之後第二個高峰期。儘管時間不長，吳澄、虞集、黃溍等南方文學之士則極力設法抓住機遇，施展才學，大興儒學。強烈的民族意識和等級狀態使得吳澄等道義之士感到必須用儒術來改造新帝王，改進儒士受冷落的狀態。強以德一生做學官，到處興儒重教，崇仁務實，是個很有才學的實幹家，符合他們心目中的候選人模式，所以著力把他往英宗等帝王那裡推薦。而強以德以其平素孝心和雄資，從近始做起，實現了他們的部分理想，聚引了當朝南人文士碩儒濟濟一堂，紛紛題匾作記，成為元朝政府的一件大事，引為元朝社會和無錫地方的一大盛事。由此可見，名人效應，實在不能低估。
強以德仗義疏財，作為退休官員大辦義學的典型，深受其父親自強的影響。《強氏宗譜》講宋太學生自強"倜儻多奇略，不屑屑家人生理，急義如飴"。但關鍵是以德，"以文學起家"，除了有些祖父、父親遺傳天分，更是自我勵志苦學的結果，深知讀書之不易，故而能立義塾以教邑中貧窮子弟，培植後進人才不以出身門第為限。宋朝范仲淹捐田興義莊、義學以後，江南紛紛效仿，誠為江南社會結構一大變動，宗族社會結構再度強化於唐五代之後，而且更具社會民間性。時至元代，強以德以巨資而立義莊、義塾、義冢、義井，救賑對象又不限同族子弟，已經擴大到本邑有迫切需要者，不能不說這是宋代范仲淹義舉之後的發展，也是江南以至元朝社會中比較突出的一件事。
元代無錫高士倪瓚（雲林）在題仁山先生之像贊時稱譽"錫山崇隆，挺生我公。輕才重義，周急濟窮。詔旌‘善義'，名震朝中。五車學室，若世文工，"高度概括了這位元朝強氏人物的一生，尤重其行義之舉和儒官政績，保留在《強氏宗譜》卷2《像贊》之中。《強氏宗譜》由於出了以德先生，子孫奉譜，又名《義門傳芳錄》，代代相傳，以景仰先祖業績，以養門風。
直到清朝康熙，乾隆時期，因祭掃先賢，興建鄉賢專祠，明禮教於地方，元代無錫專祠僅有強以德與倪瓚二人為尚，也可見滿族少數民族統治者重儒興教，倡行義舉，籠絡江南士人的苦心，而在有明一代則絕無此事。強以德的行義事跡和名望要到又一個少數民族大一統的王朝時代重加弘揚，內中是否隱含有明朝對元朝政事、人物之忌想?
強氏是中華民族大家族中一個古老奇特的家族姓氏，先世溯源於春秋鄭國大夫強鉏，世居關中岐陝之間。五代紛爭，始有常山太守將容、侍中郎將矢、將石兄弟三人為避亂南遷到杭州、餘杭、潤州、丹陽，江南強氏皆源於此。無錫強氏斷自北宋初餘杭人，慶曆進士強至，以詩文深為韓琦器重。"生五子，淵明、浚明、偉明、陟明、獻明，俱進士，歷任郡牧，嗣後子姓居浙者名其堂曰‘五雲'，居錫者號其地曰‘五牧'。"強氏至浚明"以尚書郎奉使吳中，愛梁溪山水之秀，從餘杭徙錫邑，世稱五牧強氏"，墓也葬此。以下單傳一子，歷四世至以德，逐漸壯大。整個強氏著於五代，盛於宋。而無錫五牧強氏則盛於元，以後代有文學賢達之士，如明強仕很有廉聲，清有強恂、藩等，與明清地方大姓鄒、華、邵、秦、顧等都保持姻婭關係，文人交流不斷，但顯赫程度已不如後起之姓氏，流於耕讀傳家的家族類型居多。是以五牧之名，因強氏而得，並非語焉不詳，無法查考，可以解決無錫縣地名上的一個懸疑問題(參《強氏宗譜》卷2，《強氏先世紀略》、《譜略》)。而我們今天研究地方社會文化史，幸賴家譜保存珍貴材料，方得以明了強以德事跡詳情，以及雄資"富甲一郡"的元代強氏之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