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權[民國時期愛國將領]

張權[民國時期愛國將領]

張權(1899—1949),河北武強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畢業。後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留學。1923年畢業回國赴廣州。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十九師副師長、師長。抗日戰爭爆發後,由國民政府南京步校教育處長調任河南省保全副司令。不久受命到湖南創建中國最早的機械化炮兵團,任國民革命軍陸軍戰車防禦炮教導總隊中將總隊長,是中國國民黨機械化部隊創始人之一。在此期間,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繫。並創辦《新生》雜誌,宣傳團結抗戰主張。解放戰爭時期,任國民革命軍後勤總部中將視察員、軍需補給檢查團團長,並以此為掩護,蒐集作戰情報。1949年初將國民政府長江防線布防情況繪圖送交解放軍,為解放軍實施渡江戰役做出了重要貢獻。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策動中國國民黨軍隊起義,被中共上海黨組織任命為上海市中心區城北起義軍指揮官。同年5月13日,被國民革命軍一位參謀出賣被捕。5月21日在上海市南京路被殺害。就義時高呼:“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上海解放後,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其為革命烈士,並移葬於上海革命烈士陵園。生平著有《戰車防禦炮操典》、《戰車防禦炮兵器學》。

基本信息

軍事生涯

張權(1899—1949),河北省武強縣人,18歲後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學習,畢業後被保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攻讀炮科專業,1923年學成歸國,先在孫傳芳部任職,後投奔程潛,赴廣東投身國民革命,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6軍19師副師長,後進軍江西,擊潰孫傳芳主力,以戰功晉升師長,駐軍九江,後出任國民革命軍陸軍步兵學校少將教務長。張權在留學日本時就與共產黨有了接觸,贊同共產黨的主張,因此在蔣介石下令清黨時,甘冒風險,送走了幾名共產黨人。

寧漢合流後,張權任57師參謀長。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張權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唯一的裝甲車團團長,屬師級編制,後任戰車防禦教導總隊總隊長,張權聘請蘇聯專家擔任訓練顧問對部隊嚴加訓練,因軍隊訓練有方,1941年被晉升為中將。戰車防禦部隊參加了滇緬會戰,在抗戰期間的幾次戰役中屢建戰功,張權聲名大震。張權不滿國民政府的政策,因此在重慶籌劃建立機械化師期間,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等縱論時局,對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極為贊同,並接受周恩來的介紹,將共產黨員王亞文安插在身邊作了秘書。

抗日戰爭勝利後,陳誠出任國防部參謀長,張權被扣以親蘇的帽子,總部被解撤,陳誠還派張權去內戰前線,就任河西警備副司令。張權得知秘書王亞文中共地下黨員的真實身份後,曾向王亞文提出加入共產黨的申請。王亞文向董必武請示,董必武讓王亞文轉告張權:“黨組織認為張權將軍不加入共產黨比加入共產黨起的作用更大,希望他在國民政府軍隊中發揮更大的作。”張權按照共產黨的指示,設法留在京滬杭地區,擔任了太湖警備區警備司令和總後勤部中將視察員,到各部隊視察兵力部署。

1948年底,張權到了上海,王亞文擔任中共上海地下黨策反工作組的組長,在解放軍突破天塹前夕,奉中共上海局的指示調查江防。1949年春,江陰要塞成為南京至上海間重點防守地段,張權調查了江陰要塞全部江防情況,與王亞文繪成圖紙交給了上海地下黨,對共產黨軍攻克長江防線,解放南京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策動起義

1949年5月初,蔣介石親臨上海,坐鎮復興島,聲言將在上海打一場立體戰爭,固守到底,張權又奉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在國民革命軍中進行策反。駐在復旦大學的132師,是由李延年兵團暫編第1縱隊改編的,該縱隊原少將司令李錫佑,和張權是重慶陸軍大學將官班同學,又是結拜兄弟,張權是大哥,李錫佑是老四。經過張權曉以大義,132師師長李錫佑等都願棄暗投明,計畫通過李錫佑去策動該師,發動起義,由張權任總司令,配合解放軍,切斷市區與吳淞的陸路交通,封鎖吳淞水面,並強攻北四川路敵警備司令部,然後直撲復興島,活捉蔣介石。

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沙文漢對張權在策反上取得的進展和成績,深感滿意。沙文漢說:“現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就是時機。一定要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要和包圍上海的幾十萬解放大軍步調一致,互相呼應,密切配合,裡應外合舉行市區武裝起義。杭州已經解放,蔣介石從陸路逃跑已無可能。如果我們通過海軍的關係,把軍艦炸沉,堵住航道,讓蔣介石乘坐的軍艦駛不出吳淞口,再通過空軍的關係,把機場控制起來,不讓蔣介石乘坐的飛機起飛,張權將軍再親率一部精兵,配合解放軍,圍攻復興島,那時,蔣介石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必將為我所活捉!”張權、王亞文都覺得這是一個大膽而又周密的“捉蔣”計畫。

但是,國民政府在上海的統治力量是相當強固的,除30萬正規部隊外,警察、特工系統也十分龐大。蔣介石到上海後,毛森親自主管安全警衛工作,明里暗裡,森嚴壁壘,可謂滴水不漏。

蔣介石不僅多次召見湯恩伯、顧祝同、周至柔、桂永清、谷正綱、毛人鳳、毛森等人談話,還以校長的身份,召開中央軍校畢業的高級將領座談會,封官許願,恩威並施,要大家團結對敵,共度難關。5月1日蔣介石又在復旦大學召開團以上軍官會議,除親自訓話外,又讓湯恩伯在會上宣布了《戰令十條》,一連說了十個殺字,使在座軍官心驚膽顫,頭皮發麻。會後,蔣介石下令將團以上軍官的家眷送往台灣,名為“保護”,實質是做人質,迫使軍官們不得不拚死賣命。

所有這一切果然奏效,原先答應張權願意起義的一些將領動搖了。182師師長王挽危給張權送來了一張條子,上面只有四句詩:

羨公勇攀列寧山,古柏參天耐霜寒。

惆悵不堪附驥尾,各行其志勿相殘。

詩意不言自明:他欽羨張權,又慨嘆自己不能追隨張權之驥尾,而要各行其志,改弦易轍了。青年軍209師師長方懋鍇,也因家眷要去台灣不幹了。兩個起義的主力師師長中途變卦,推翻原先的諾言,給醞釀中的捉蔣計畫影響甚大。張權又氣又急,立即向中共地下黨作了匯報。王亞文同意張權親自上門做工作,但叮囑張權小心謹慎,防止特務破壞或被人出賣。

張權冒著風險趕到182師師部,徑直來到師長王挽危家中。正巧王不在,王挽危的妻子見老長官來到,熱情招待。張權乘機向她說明去台灣的利害得失,動員她堅決不去。王挽危妻子被說服了,表示:“我們母子生生死死都要留在上海和老王在一起。”

第二天,張權又和王亞文趕到青年軍209師方師長家中進行勸說。方懋鍇顯得非常矛盾和為難。方懋鍇坦率相告:“我是叫花子出身,是蔣經國一手提拔的。蔣經國對我有知遇之恩,要我舉起槍打他,我於心不忍。”張權勸道:“你這是愚忠思想。古代還講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事呢,今天,更要一切以對人民的態度為出發點。”

方懋鍇低頭沉思,旋又長嘆一聲:“我與共產黨面對面廝殺了這么多年,共產黨能饒恕我嗎?”王亞文和張權鄭重向方表明:共產黨的政策歷來是愛國一家,革命不分先後,既往不咎,立功受獎。傅作義名列戰犯名單之中,但傅作義在北平高舉義旗,受到了共產黨和人民的禮遇。無可否認的事實,說得方懋鍇不住點頭。他最後表示:“一旦共軍從我的防區進攻,我就舉起白旗,開個缺口,讓共軍長驅直入。然後我就解甲歸田,回家去務農。”

眼看條件漸趨成熟,沙文漢主持召開秘密會議,傳達了上海地下黨的決定:任命張權為上海市起義軍司令,王亞文為政委,鄭振華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並部署了起義的具體方案。

沙文漢強調指出:“我解放大軍已兵臨城下,上海敵人已成了瓮中之鱉。據情報,蔣介石已於5月7日乘江靜輪悄悄離開復興島,叫蔣經國留在上海督戰。但蔣介石本人隨時可能回來。我們要迅速組織起義。5月13日上午,侄女婿秦然軒應約來到張權家。張權叫他立即到復旦大學跑一趟,把李錫佑將軍寫給132師中校情報科長張賢的一封親筆絕密信件,務必親手交給張賢本人。秦然軒知道事關起義機密,便穿上軍官服,佩戴少校軍銜,一路順利來到132師師部,把密信交給了張賢。張賢看完信以後,顯得很熱情,詢問怎樣和李錫佑聯繫。秦然軒告之翌日上午由自己驅車來接張賢。兩人就這樣約定了。張賢和李錫佑是同鄉,又是軍校同學。他一度窮愁潦倒,生活無著,靠李錫佑接濟。李任第14綏靖區少將處長時,將正在失業的張賢安排在自己手下當中校參謀。李調任暫編第1縱隊司令,又把張賢調來當中校科長。對於李錫佑的多次提攜,張賢感恩戴德,五體投地,開口“大哥”,閉口“司令”,唯唯諾諾,無以復加。

考慮到張賢對自己忠貞不貳,132師駐紮地區位置重要,故而李錫佑將起義、捉蔣的極機密事和盤托給了張賢,要他串連師里的老同仁,把部隊爭取過來。

5月14日,距預定起義、捉蔣時間已不到兩天。張權急匆匆地趕往復興島周圍,作了進一步的偵察。接著,將年事已高的老母親轉移到安全可靠的地方,又聯繫好將夫人胡雪影送到親戚家隱蔽。15日上午,張權和王亞文在外灘公園秘密碰頭,對翌日的起義和捉蔣行動作了最後的籌劃。下午,張權不放心吳淞口這個咽喉要地,又特地趕到吳淞炮兵司令邵百昌家中,對邵作最後一次爭取。他曾對王亞文說:“我和邵百昌朋友久了,關鍵時刻不拉他走光明之路,對不起朋友。”

下午4時許,張權想回家看看夫人胡雪影轉移了沒有。他剛剛走到弄堂口,早巳守候在那裡的國民黨特務一擁而上,將張權牢牢地抓住,關進吉普車,直送上海市警察局。起義功敗垂成,這真是晴天霹靂!如此秘密的行動,怎么會被敵人偵悉了呢?

(另一說法:事變前夕,132師中校參謀科長張賢向上海市警察局長毛森告了密,5月14日,張權在視察吳淞要塞後返回住所,雖然其妻李俊卿向他發出了警報,但已來不及逃脫,與李錫佑等相繼被捕。)

原來,事情就出在張賢身上。他一方面向李錫佑信誓旦旦地表示願意參加起義,回到師部後卻立即向師長告了密。師長大吃一驚,迅速報告了湯恩伯。湯讓張賢帶路,抓捕了李錫佑。這是15日上午的事。下午,張權又被抓捕。這時距起義、捉蔣行動只有半天了。

張權被捕後,特務多次對他進行審訊,要他供出中共上海地下黨的情況和準備參加起義的國民黨官兵的名單,甚至叫張賢、李錫佑當面對質。但張權大義凜然地說:“好漢做事好漢當!這一切都由我負責。上海起義的總領導就是我!真理是屬於人民的。我受人民的委託,反對老蔣的專制獨裁統治,你們要殺就殺我好了,不要牽連無辜的人。”

由於張權被捕,由數萬名國民革命軍官兵準備參加的起義、捉蔣計畫不得不被迫停止執行。但由於張權的守口如瓶,保護了地下黨成員和大批國民黨愛國官兵。上海地下黨從多方面設法對張權等人進行營救,但未能成功。1949年5月21日,張權、李錫佑等被國民政府軍警以擾亂金融、破壞治安罪槍決於南京路大新公司門前,此時離上海解放僅僅6天。在迎接上海解放的過程中,無數仁人義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此前一天,蔣介石坐軍艦離開黃浦江,前往馬公島,從此永別了他的發跡之地。

此後四天,解放軍攻入上海市區,湯恩伯倉皇逃走。又過了兩天。上海宣告解放。人民政府追認張權為革命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出賣起義的張賢雖然受到國民政府的厚獎,卻惶惶不可終日。解放後,張賢隱姓埋名,東躲西藏,還是沒有逃過懲罰,在1957年被判處死刑。

中共上海市委對張權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張權雖非中共黨員,但在思想、行動、工作、作風上都與共產黨靠近,烈士對於國民政府統治具有深切的仇恨,對中國人民勝利則抱充分信心,在共產黨領導下瓦解國軍士氣,迎接上海解放,都有相當功績。”經陳毅批准,1949年8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決定授予張權革命烈士稱號。1982年3月張權又被推薦為著名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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