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梅爾庫洛夫比貝利亞大4歲，但是在他們的關係方面拉夫連季·巴夫洛維奇·貝利亞總是高出一頭。這不僅表現在職務上。梅爾庫洛夫缺少貝利亞的那種果斷和殘酷，在組織才能方面也遜色不少。
內務部最有學問的人
梅爾庫洛夫於1895年出生在亞塞拜然一個叫扎卡塔雷的小城市裡。他與貝利亞和其他一些未來地位顯赫的肅反工作者--戈格利澤、科布洛夫、米爾一加法爾·巴吉羅夫（起初任亞塞拜然肅反委員會主席，後來任亞塞拜然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一起就讀於巴庫技術學校。與他們不同，梅爾庫洛夫畢業後繼續接受了教育。他去了首都，並於1913年考入聖彼得堡大學物理數學系。因此，如果他不是國家安全機關所有領導人當中學歷最高的人，那么也是貝利亞身邊學歷最高的人。梅爾庫洛夫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同志們當中顯得十分突出。接替他擔任國家安全部長的維克托·謝苗諾維奇·阿巴庫莫夫只上過4年國小。
可是，梅爾庫洛夫入黨比別人都晚，直到1925年他才加入黨組織。他曾先後在沙皇軍隊和紅軍中服役，還教過3年書，1921年進入喬治亞肅反委員會工作。在這裡他一乾就是10年。1931年秋天，當選為喬治亞黨中央第一書記的貝利亞把梅爾庫洛夫調到自己身邊搞黨務工作。
貝利亞喜歡梅爾庫洛夫不僅僅是因為他有文化和善於完成任務。梅爾庫洛夫還寫了一本關於貝利亞的小冊子，名為《列寧--史達林的黨的忠實兒子》。他在1937年開始主持喬治亞共產黨中央工業交通部的工作。貝利亞把他帶到了莫斯科，讓他擔任了一個重要職務。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本人早在擔任第一副內務人民委員的時候就領導了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他讓梅爾庫洛夫當了自己的副手。梅爾庫洛夫馬上就被授予了三級國家安全委員的稱號，這個稱號相當于軍隊的中將軍銜。
當貝利亞在1938年12月17日被任命為人民委員後，梅爾庫洛夫當上了第一副人民委員和國家安全總局局長。情報機關。反間諜機關和政治局保衛部門都歸他領導。在瓜分波蘭之後，他於1939年秋天去了利沃夫，並親自領導了揭露和隔離敵對分子的行動，換句話說就是，在西烏克蘭進行了大規模清洗。1940年春天，有文化的三級國家安全委員梅爾庫洛夫直接參與了在卡延森林槍殺被俘波蘭軍官的準備工作，批准和簽署了全部槍決名單，親自領導了槍殺行動。
在這種情況下，梅爾庫洛夫在自己的圈子裡並不是最壞的人。他彬彬有禮，講話平和，並不大喊大叫。在與自己的職責不相悖的情況下，他會儘量做一個理智的人。貝利亞強迫自己的部下親手毆打被捕者。只有梅爾庫洛夫一個人斷然拒絕這樣做。貝利亞嘲笑他說：“空談家！”
梅爾庫洛夫在某件事上可以被說服。在未來的院士和諾貝爾獎獲得者、天才的物理學家列夫·蘭道被捕後，彼得·列昂尼多維奇·卡皮察急忙去營救他。梅爾庫洛夫接見了卡皮察，並給他看了偵訊材料。蘭道被指控犯有各種反蘇罪行。 “我保證，蘭道再也不會從事反革命活動了”，卡皮察說。 “他是很重要的科學家嗎？”梅爾庫洛夫問道。 “是的，他是舉世聞名的科學家”，卡皮察深信不疑地回答。蘭道被釋放了。
1941年2月3日，在內務人民委員部被一分為二那天，梅爾庫洛夫被任命為國家安全人民委員。伊萬·亞歷山德羅維奇·謝羅夫成為他的第一副手。情報機關、反間諜機關、秘密政治保全局和偵查部門歸梅爾庫洛夫領導。民警、消防隊、邊防軍、勞改營管理總局和整個工業部門的工作留給了貝利亞。
半年後的7月20日，在戰爭已經爆發的情況下，又匆忙把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合併成了一個人民委員部。梅爾庫洛夫再次成為貝利亞的第一副手。1943年2月，他獲得了一級國家安全委員的稱號（相當於大將軍銜）。又過了兩個月，在1943年4月14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再次被分開，梅爾庫洛夫又領導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戰爭時期
施蒂爾利茨是否在梅爾庫洛夫手下工作過？可能這只是個傳說、神話、美妙的童話，但是許多人，甚至包括非常內行的人，都相信它，認為它是真的。那么，真有施蒂爾利茨這個人嗎？更確切地說，這位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和電影中的主人公有自己的原型嗎？一位蘇聯情報人員、俄羅斯人、一級國家安全委員弗謝沃洛德·梅爾庫洛夫的部下曾經在納粹德國身居要職嗎？專家們的意見很明確：沒有施蒂爾利獲這個人，也不可能有。身為蘇聯公民的情報人員不可能在納粹德國身居要職，因為他會不可避免地被人揭露出真面目。情報機關也不設法去這樣做。任務其實在另一個方面：招募願意為蘇聯效力的德國人。
從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蘇聯情報機關在德國設立了一個間諜眾多的大型情報站。那為什麼蘇聯在1941年6月22日還會猝不及防呢？在1936年開始對蘇聯情報機關進行大規模清洗。在國外工作的情報人員被召回莫斯科。他們被逮捕後，有的遭槍決，有的被送進勞改營。在軍事情報機關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歷史學家瓦列里·雅科夫列維奇·科奇克寫道，軍隊情報部領導人在1938年12月向國防人民委員報告：“工農紅軍實際上失去了情報機關。作為情報機關基礎的秘密間諜網幾乎被徹底清除掉了。”
戰爭前夕在紅軍情報部供職的維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將對我說：“在‘圖哈切夫斯基案件’後展開的鎮壓活動沉重打擊了軍隊，使軍隊到1941年也沒能恢復元氣。軍事情報部門的中央機關到1940年沒剩下一位有經驗的工作人員。所有的人都被處決了。一些匆忙調來的新提拔的人成了我們的上司，但他們也被頻繁地更換。當中央機關的一名軍官在莫斯科被捕後，與他聯繫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情報人員就會自然而然地受到懷疑。起初是不再相信他們的情報，接著就是把他們召回莫斯科並處決。”可見，給情報機關造成嚴重損害的不是敵人的反間諜機關，而是自己的上級。尼科利斯基將軍接著說：“戰爭爆發時我們的技術裝備很差。無線電台是固定的，很重，只有長期在某個地區工作的間諜才能使用它們。而流動的情報人員則沒有能及時保持聯繫的無線電裝備。不過，這可以使他們避免遭到難以躲過的失敗。戰爭爆發後，我們要求長期潛伏的間諜提供大量的情報，這使得他們不得不常常連續幾個小時坐在電台前工作。結果測向儀測定了他們的位置，於是他們成了反間諜機關的獵物……”
1941年2月，紅軍情報部在莫斯科召開了一次大型會議。來自各軍區的軍官們在會上坦率地說：“國家處在戰爭的邊緣，而情報機關完全沒有做好戰爭準備。既沒有無線電台和降落傘，也沒有適合破壞小組和偵察小組使用的自動武器。”在戰爭的頭幾個月里，派往敵人後方的破壞小組和偵察小組只配備了手槍，因為沒有自動武器。戰爭頭一年夏季的撤退對情報機關來說是致命的。損失了所有的情報站、情報員和報務員。總之，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尋找合適的人，培訓報務員。尼科利斯基回憶說：“我們起初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到有這種專業技能的人，因為戰前沒有這方面的登記資料。培訓報務員要花4個月時間，可我們需要每天向德國人的後方派遣小組。戰前也沒有懂德語的人的登記資料。我們在全國尋找業餘無線電報務員、學過德語的語言系和教育系畢業生。”情報機關也沒有自己的適合空投偵察和破壞小組的飛機。直到1943年才建立了第105航空大隊，而此前是趕上什麼樣的飛機，就用什麼樣的飛機空投這些小組。這導致許多失敗和悲劇。有些小組在空中就報銷了。
“您如何評價軍事情報機關在戰爭初期的活動？”我問尼科利斯基。“我們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因為我們利用了德國人那裡的混亂狀況。占領軍司令部還沒有來得及進行居民登記和建立地方警察局。而我們畢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活動。我們的諜報人員在占領區10次中有9次會得到當地人的幫助。一塊麵包總會給的，當然，如果他們有的活。在占領區來了德國戰地憲兵隊和蓋世太保之後，在出現了德國人建立的警察局和開始鎮壓幫助游擊隊員的人之後，開展工作就變得困難了。”
“偵察小組的損失如此之大，使人不由得產生一些疑問：這些損失合算嗎？軍隊情報機關搞來的這些情報值得讓人為它們去冒幾乎是必死的風險嗎？” “值得。否則我們就無法作戰。有時候達到目的的手段是非常可怕的，然而沒有情報機關就無法贏得戰鬥的勝利……” 史達林在這關鍵性的幾年裡不斷改變特工部門的結構。內務人民委員部時而被分成兩個機關，其中一個是獨立的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時而又合併成一個機構。軍隊的反間諜機關時而隸屬於國防人民委員部，時而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時而又重新隸屬於國防人民委員部。軍事情報機關也未能逃脫接受改組的命運。尼科利斯基回憶說：“史達林在1942年底下達了一個命令：‘解散“軍隊--戰線”環節的間諜情報機關，因為此類機關充斥“雙重間諜”和姦細，而且其領導人是沒有文化的指揮員。將所有情報人員轉給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派低級軍官去充實部隊。’我是在史達林格勒接到這個命令的。這裡已經建立了一條新戰線，而且我們費了很大勁兒剛剛為它組建好情報機關，可這個命令讓我們的全部工作都白費了。一些集團軍和方面軍的指揮員紛紛給史達林寫信，請求恢復情報機關。後來終於下達了恢復軍隊情報機關和建立總參情報部的命令……” 然而，過了很長時間都可以感覺到1942年底對情報機關的打擊所帶來的後果。被派到部隊中去的職業情報人員都在戰鬥中犧牲了。在新的軍官積累經驗的時候，諜報人員不斷死去，軍隊得不到十分重要的情報。
史達林本來挺喜歡情報機關，可是卻借葉若夫之手幾乎把情報機關徹底毀掉了。駐柏林情報站到1938年僅剩下了3個工作人員。其中一個還不會講德語。直到1939年，在梅爾庫洛夫領導國家安全總局之後，駐柏林情報站才開始恢復，但是新一代情報人員已不可能取得過去的那種成就。建立起了一個很大的間諜網，然而諜報人員水平都不高。這樣的諜報人員只知道他所供職的部門發生的事情，根本沒有能力看透政府領導人的想法和意圖，而恰恰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蘇聯間諜機關得不到來自希特勒身邊的第一手情報。莫斯科不知道德國領導人實際上在想什麼和說什麼，因而常常進行種種推測，結果也常常犯錯誤。儘管如此，卻還任命梅爾庫洛夫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副手波格丹·科布洛夫的弟弟、毫無情報工作經驗的阿馬亞克·扎哈羅維奇·科布洛夫擔任柏林情報站領導人。間諜頭子科布洛夫既不懂德語，也不了解德國的情況。德國反間諜機關發現了這一點，於是把幾個能講俄語的雙重間諜陸續成功地安插到了他的身邊。這些間諜實際上為帝國安全總局工作。科布洛夫輕易地就上鉤了。希特勒也參與了這場很重要的遊戲。他親自審查準備提供給科布港夫的情報。
德國人通過他向史達林提供了令人放心的情報：德國不打算進攻蘇聯。梅爾庫洛夫把這些情況向史達林作了匯報。經驗豐富的梅爾庫洛夫只向上司報告了想從他那裡聽到的東西，而這些都是十足的假情報。 許多間諜是有左派信仰的人和反法西斯人士，他們認為蘇聯是與希特勒作鬥爭的盟友。另外一些間諜則要求拿錢來買情報。工作是按協定進行的，送來的情報越多，得到的錢就越多。結果為假情報花的錢更多一些。還有一個問題是，莫斯科不能夠正確地分析獲得的情報。史達林不相信自己的情報人員的分析能力，更喜歡自己下結論。他要求梅爾庫洛夫把間諜報告的原件放到自己的辦公桌上。因此，梅爾庫洛夫用不著在情報機關中建立情報分析處。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史達林及其心腹相信能夠與希特勒進行長期合作。因此，在梅爾庫洛夫拿來的情報機關特別報告中，史達林只看他想看到的東西。
戰爭爆發前，蘇聯在德國擁有一個龐大的情報網。在德國空軍、外交部、經濟部、蓋世太保和國防企業中都有它的間諜。 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柏林有一個強大的秘密組織，領導這個組織的是後來非常著名的反法西斯人士哈羅·舒爾策一博伊森和阿爾維德·哈爾納克。他們交際廣泛，因而提供了令梅爾庫洛夫感到自豪的寶貴情報。軍事情報機關在比利時、荷蘭和法國擁有秘密活動小組。蘇聯間諜提供了許多情報，尤其是在戰爭的頭幾個月里。不過，他們很快就開始遭到逮捕。這常常是由於中央機關犯了錯誤，而蓋世太保恰恰利用了這些錯誤。與紅軍情報部一樣，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要求及時提供最新的情報，然而聯絡卻是個最薄弱的環節。報務員們常常一工作就是幾個小時，因此無線電台被德國人測定了位置，情報人員一個接一個地遭到逮捕。
蓋世太保的頭子是海因里希·米勒。他只不過是個業務婉熟的警察，乾起事來既有條理，又嚴肅認真。雖然德國秘密警察人數不多，特別是與龐大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和除奸部的軍事反間諜機關相比顯得很小，但它效率很高。 蓋世太保在1944年有32000人，戰前人數更少。例如，1937年在杜塞道夫這個有400萬人口的城市，蓋世太保的當地分部有291人。在約有100萬人口的埃森市，僅有43名蓋世太保分子。蓋世太保的力量並不在於穿黑色制服的人有多少，而在於令人恐懼地感覺到這些人無所不能，無處不在。德國人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都無法避開蓋世太保的眼睛。同蘇聯一樣，納粹德國也有軍事情報機關（帝國軍事情報局）、反間諜機關（蓋世太保）和隸屬於帝國安全總局的政治情報局。帝國軍事情報局局長是威廉·卡納里斯海軍上將，政治情報局局長是年輕的黨衛軍將軍瓦爾特·舍倫貝格， 德國的軍事和政治情報機關比蘇聯相應的機關小得多。無論是在戰前的年代裡，還是在戰爭期間，德國情報機關都沒有取得特別值得誇耀的成果。德國人在蘇聯領土上幾乎完全沒有間諜組織。德國人曾企圖通過空投間諜來彌補這一點，但是沒有成功，因為這些人幾乎立刻就被抓住了。反間諜機關在這場戰爭中表現得比情報機關強，直到戰爭進入尾聲雙方才打成平手。蓋世太保跟蹤探出了蘇聯情報機關的所有秘密情報站，這樣就失去了在德國的整個間諜網。
不過，蘇聯情報機關仍繼續提供了有價值的情報。梅爾庫洛夫的人不是從敵人那裡，而是從盟友那裡搞到這些情報的。如果從這個角度上講，施蒂爾利茨既不是德國人，也不是俄國人，而是英國人。不僅如此，英國的施蒂爾利茨還很多。最能幹和最成功的人有五個（劍橋五傑），其中一個人的名字眾所周知，這就是哈羅德·金·菲爾比。長期以來都認為，與菲爾比一起為蘇聯情報機關工作的還有3個人：他的朋友唐納德·麥克林、蓋伊·伯吉斯和恩托尼·布蘭特。麥克林和伯吉斯在1951年被揭露後跑到了蘇聯，布蘭特則決定仍然留在英國。他們這些人共同取代了從未存在過的施蒂爾利茨。
戰爭年代，在英國的蘇聯間諜提供的情報數量非常多，使得駐英情報站來不及對它們加以處理。許多秘密檔案是整皮箱拿來的，於是莫斯科作出決定：首先處理從5個最重要的間諜那裡獲得的情報。這樣就產生了著名的五人小組。由於時間不夠用，情報站還是無法消化所有這些最重要的情報，許多成捆的檔案只好原封不動地放在一邊。我對尤里·伊萬諾維奇·莫金說：“安全制度可真行，竟然可以從容不迫地從英國外交部大樓里往外拿大量的秘密材料。” 莫金回答說：“英國相信自己的官員，依我看，這樣做原則上是對的。五人小組為我們工作這件事純屬歷史性的偶然。信任是有效工作的保障……”
菲爾比、伯吉斯、麥克林、布蘭特並不是同意為蘇聯情報機關效力，而是同意參加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在30年代，他們把俄國看作世界革命的堡壘。他們出身於貴族家庭，但是受教於因持馬克思主義觀點而聞名的一些老師。當年這被視為時髦的事情。菲爾比是左翼社會黨人，一位大學老師使他結識了共產黨人。 伯吉斯公開表示自己加入了共產黨，並且研究了馬克思。據莫金講，他非常熟悉蘇共歷史。 布蘭特沒有炫耀自己的左派觀點，他是通過藝術史這門課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他認為，由於缺少文藝復興時代的那種資助學術和文藝事業的人，當代的藝術正在衰亡。市場關係是藝術的殺手，只有社會主義國家的補貼才能挽救藝術……· 麥克林是英國某屆政府中一位部長的兒子。他是在親身感受到蘇格蘭工人的困難處境，崇尚民族主義，熱衷於宣傳和慈善活動的情況下接受共產主義的。 他們在戰前幫助了俄國，因為他們相信，俄國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惟一堡壘。當戰爭爆發後，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幫助我們。儘管如此，他們一點也不讚賞蘇聯所發生的一切，尤其是認為我們的對外政策根本不對頭。 尤里·莫金說：“菲爾比具有準確無誤地分析任何問題和提出惟一正確的解決辦法的能力。他靠這一點提高了自己在情報機關中的地位。不管交給他什麼樣的任務，總會取得圓滿結果。我認為，菲爾比一生中沒有犯過一個錯誤。他有一次實際上已被捉住，但還是逃脫了。” 戰爭年代蘇聯情報機關的4位優秀間諜的命運就是這樣。後來有人開始說，四人小組實際上是五人小組。第5個間諜向莫斯科傳送了學會破譯德國密碼的英國人截獲的情報。
戰爭期間，德國人用的是在瑞士購買的“謎語”密碼機。為法國情報機關工作的德國人漢斯·蒂洛·施密特首先向英國人提供了關於這種機器的構造的情報。參加安裝“謎語” 密碼機的一位波蘭工程師在1938年復原了密碼機的結構。波蘭人最先開始破譯德國人的密碼。1939年9月戰敗後，波蘭人把全部研究成果都給了英國人。波蘭間諜把“謎語”密碼機弄到了英國。英國解碼員看了5年半德國最機密的檔案。英國人明白，他們發現了一個金礦，因此竭盡全力不讓德國人知道敵人在閱讀他們的密碼電報。在利用截獲的情報之前，英國人每次都精心考慮如何為自己訊息靈通找到理由，因此德國人一點也沒有起疑心。一些歷史學家說，有人事先向溫斯頓·邱吉爾首相報告，德國人打算轟炸考文垂，但是他不準採取保衛城市的補充措施，目的是讓德國人猜不到任何事情。考文垂就這樣被夷為了平地。出於同樣的原因，英國人只把自己截獲的一小部分情報轉給史達林。其實，莫斯科並不為此發愁，因為人民委員梅爾庫洛夫幾乎把英國人搞到的一切都呈報給了史達林。 尤里·莫金在1992年對我說：“在庫爾斯克弧形地帶大會戰前夕，第5位間諜向我們提供了關於德國師的數量和新型虎式坦克裝甲厚度的情報。這份情報在會戰開始前3個且就送到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這是五人小組中的一員嗎？”“是的，是第5位間諜。目前我還不能說出他的名字。” 凱倫克羅斯從1937年到1951年為蘇聯情報機關工作。在這期間，他先後在英國外交部、財政部、某內閣成員的秘書處、譯解密碼機構和情報機關工作。人們稱他是第5個人，不過據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講，根據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部被稱作第一人。這一點讓凱倫克羅斯感到生氣。他不願與菲爾比、麥克林、伯吉斯和布蘭特為伍。他不喜歡這些人，稱這些人是假紳士和貴族。菲爾比等人不是為錢而工作，他們拒絕拿錢。凱倫克羅斯沒有拒絕拿錢。他完全不希望自己被人稱為首批核間諜之一。在五人小組敗露之前，約翰·凱倫克羅斯為蘇聯情報機關工作了14年。莫金上校說，出事後莫斯科下了一道命令：給他一筆錢，就此斷絕往來。
核間諜
在戰爭年代，大概是在1945年底以前，蘇聯情報機關在美國行動非常自由。人民委員梅爾庫洛夫可以一個接一個地向史達林報告取得的成果。美國聯邦調查局對俄羅斯人不感興趣。關於情報在研製蘇聯的核子彈方面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的爭論至今沒有結束。有關各方仍各持己見。曾長期領導核武器研製工作的已故院士尤里·鮑里索維奇·哈里頓說過：“蘇聯氫彈的研製工作自始至終依靠的是蘇聯物理學家提出的構想和他們與數學家一起進行的計算。”核項目領導人伊戈爾·瓦西里耶維奇·庫爾恰托夫教授認為，科學家和情報人員應該分享榮譽。情報人員謙虛地說，他們只不過幫了科學家一把。然而，這種幫助很重要。情報機關直接交給庫爾恰托夫的情報現已解密。這是許多頁寫滿公式的關於美國研製情況的報告。庫爾恰托夫把這些情報拿給自己的同事們看。他們只要說還想了解什麼東西，過一段時間就會有準確的相關內容送到他們手裡。
據我們的物理學家講，即使他們沒有從情報機關那裡得到任何新東西，他們至少也可以確信自己選擇的途徑是正確的。蘇聯情報機關的主要情報員是德國物理學家克勞斯·富克斯。他於1921年加人德國共產黨，在1933年為躲避納粹分子跑到英國，在1941年底向蘇聯情報機關表示願意效勞。兩年後他從英國去了美國。他於1944年開始在美國最主要和最秘密的洛斯阿拉莫斯核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
對外情報局上校亞歷山大·謝苗諾維奇·費克利索夫對我說，他與富克斯見過6次面。富克斯實際上是按照庫爾恰托夫下達的任務工作。當這位物理學家在1950年被捕後，塔斯社聲明說，蘇聯根本不了解任何情況。法庭判處富克斯14年監禁。由於在獄中表現良好，他在1959年獲釋。富克斯去了東德，在科學院的7家研究所工作。克勞斯·富克斯並不懷疑，其他許多科學家與他同時為蘇聯情報機關工作……費克利索夫上校幾年前拜謁了克勞斯·富克斯的墓，並在墓前下了跪。
葉爾欽總統幾年前為情報機關舉辦了一個節日--向參與核間諜活動的5位情報人員授予了俄羅斯聯邦英雄稱號。這5個人是：弗拉基米爾·巴爾科夫斯基、列昂尼德·克瓦斯尼科夫、阿納托利·亞茨科夫、亞歷山大·費克利索夫和利昂蒂尼·科恩。利昂蒂尼的丈夫莫里斯·科恩也當上了英雄，不過是另一個命令宣布的。科恩夫婦是美國人，自1943年起成為蘇聯情報網中十分重要的一個環節。他們是聯絡員，從美國核科學家那裡獲得材料，然後把材料轉交給蘇聯情報人員。他們在英國被捕，受審，並被判了長期徒刑。蘇聯情報機關用西方間諜把他們交換出來後送到了莫斯科。
老一代蘇聯情報人員一開始就深信，美國和英國是公開的和危險的敵人，絕不是共同鬥爭中的盟友。當戰後兩國的對抗和蘇聯間諜活動的規模變得顯而易見時，美國的情報機關就開始了針對蘇聯的活動。活到今天的為數不多的人榮獲了英雄稱號。過去對情報人員的獎勵不是很慷慨。在幫助研製核武器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獲得將軍銜。在梅爾庫洛夫時期，最有才幹的情報人員最高可以升任上校。亞歷山大·謝苗諾維奇·費克利索夫對我說，那時把情報人員當作後勤人員。不過，現在對外情報局裡的將軍比以前整個克格勃里的將軍還要多。
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梅爾庫洛夫在情報機關的鼎盛年代領導了國家安全機構。不過，情報機關的成果並不是令史達林感興趣的主要東西。更重要的是牢牢地控制住自己的國家。在這方面總是有許多缺點。史達林認為，沒有不能完成的任務，只有沒本事的和不夠堅定的人。1946年3月15日，根據最高蘇維埃的決定，各人民委員部更名為部。一周后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成了國家安全部，但是梅爾庫洛夫只當了一個半月部長。1946年5月4日他被解除了國家安全部長職務。要是提出史達林為什麼撤掉他的問題，那就太荒唐了。梅爾庫洛夫幹了整整3年，對於這個職位來說這時間已經很長了。不僅如此，他沒有被捕，他是作為一個自由的人離開盧比揚卡廣場的。
曾領導國家安全部某局的帕維爾·阿納托利耶維奇·蘇多普拉托夫中將在回憶錄中寫道，史達林不喜歡梅爾庫洛夫提出的改組國家安全機關的計畫。據蘇多普拉托夫說，史達林原打算任命國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長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奧戈利佐夫中將為部長，但是奧戈利佐夫推辭了。他說自己既沒有經驗，又沒有擔任此職所需要的知識。於是史達林提名在戰爭期間領導軍隊反間諜機關除奸部的阿巴庫莫夫擔任此職。應邀出席政治局會議的阿巴庫莫夫似乎懷疑起自己的能力：“史達林同志，我沒有經驗……”史達林不知為什麼一下子情緒變得很不好，打斷了這位部長候選人的話。他說：“阿巴庫莫夫同志，我們現在有許多茶館經理的空位置。如果您不自信，是不是任命您當個茶館經理？” 阿巴庫莫夫當上了國家安全部長。這個故事不太像真的。史達林總是預先考慮幹部任命問題，而國家安全機關領導人他經常換，以免失去控制力和機關中滋生出複雜的關係。阿巴庫莫夫當時正得完。史達林認為他在戰爭期間表現良好，因此把安全部交給了他。
幾天后，在負責國家安全問題的新中央書記阿列克謝·亞歷山德羅維奇·庫茲涅佐夫的主持下，一專門委員會研究了國家安全部前領導人所犯的錯誤。就梅爾庫洛夫在戰爭期間停止追捕托洛茨基分子一事對他提出了嚴厲批評。不過，梅爾庫洛夫的仕途並未就此終結。在受了大約一年的煎熬後，他得到了新的任命。新職雖然不那么重要，但仍然是部長級的高位。1947年4月25日，他成了蘇聯部長會議下屬的蘇聯國外財產管理總局局長。3年後的1950年10月27日，他當上了蘇聯監察部長。梅爾庫洛夫在這個職位上取代了史達林以前的助手、著名的列夫·扎哈洛維奇·麥赫利斯。
在貝利亞被捕後，梅爾庫洛夫作為中央委員還出席了中央全會。他的保護人在全會上被指控犯有各種罪行。赫魯雪夫在全會結束後把梅爾庫洛夫請到了自己辦公室。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在回憶錄中寫道：“應該承認，我以前很尊重梅爾庫洛夫。他是個有修養的人，我很喜歡他，因此我對同志們說：‘梅爾庫洛夫在喬治亞時是貝利亞的助手這個事實還不能證明他是同謀者。也許事情並非如此？要知道，貝利亞的地位很高，他親自為自己挑選人，而不是正相反。人們相信他，同他一起工作。因此，不能把所有在他手下工作過的人都看成是他犯罪的參與者。我們要把梅爾庫洛夫找來，同他談一談。他甚至可能會幫助我們更好地搞清貝利亞的問題。’“我叫來梅爾庫洛夫，告訴他我們已經拘捕了貝利亞，偵查工作正在進行。我說：‘您與他共事多年，完全可以向中央委員會提供幫助。’他答道：‘我願意做力所能及的一切。’”梅爾庫洛夫寫了一封很長的悔過信，痛斥了貝利亞，表示願意在黨認為可以使用他的任何地方工作。
弗謝沃洛德·尼古拉耶維奇·梅爾庫洛夫仕途輝煌完全仰仗貝利亞。作為對此的付出，他不得不與貝利亞分享其命運。赫魯雪夫在回憶錄中接著寫道：“當我把他的材料送給總檢察長魯堅科時，這位檢察長直截了當地說，應該逮捕梅爾庫洛夫，因為不逮捕他，貝利亞一案的偵查工作難以進行，而且也不全面。黨中央批准逮捕梅爾庫洛夫。令我痛心的是，原來我白信任他了。梅爾庫洛夫與貝利亞勾結在一起犯下了許多罪行，因此成為被告並與貝利亞一起承擔同樣的責任。在法庭宣判之後作最後的陳述時，梅爾庫洛夫詛咒與貝利亞相識的那一天。”梅爾庫洛夫於1953年9月被解除監察部長職務。他與貝利亞的其他一些戰友一起受到審判，並被判處極刑。1953年12月23日將梅爾庫洛夫槍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