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明朝初年，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元殘餘勢力同明朝對立。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一再出兵北伐，逐步擴大北部的廣大地區。為了加強對北方的控制，明成祖於1421年遷都北京，在長城以北蒙古部落集中的地區，設立衛所20多處。16世紀中葉，蒙古地方勢力土默特部首領吉囊、俺答，成了明北部地區的主要對手。吉囊、俺答為了交換得到中原的鐵鍋、布匹等物資，一面要求明廷授予封爵，允許每年進貢，在長城關口恢復互市貿易，一面又經常騷擾邊境。以明世宗朱厚熜為首的明王朝拒絕了俺答的要求，並殺了蒙古的使節石天爵等。1542年吉囊死，俺答執掌土默特部，他的求貢得不到批准，導致了雙方軍事衝突進一步擴大。
經過
發生庚戌之變時的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因“貢市”不遂而發動的戰爭。該年為乾支紀年庚戌年，故名庚戌之變。當時，蒙古與明朝的“貢市”關係時斷時續。明朝輸入蒙古的農業與手工業產品，在數量與品種上都難以滿足以畜牧為生的蒙古族的需要。俺答汗作為土默特部首領和右翼三萬戶盟主，為對付瓦剌，更好地統率各部，迫切要求與明貿易。他向明稱臣納貢，希望擴大和增加交易。但明廷害怕土木之變重演，加以拒絕，並殺來使。於是，俺答發動大規模的戰爭，企圖通過戰爭達到上述目的。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軍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和副總兵林椿皆戰死。 因賄賂嚴嵩子嚴世蕃而任宣大總兵的仇鸞惶懼無策，以重金賄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東去，八月十四日，入古北口，殺掠懷柔﹑順義吏民無數，明軍一觸即潰，俺答長驅入內地，營於潞河東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東北）、汝口等處，京師戒嚴。
自土木之變以後，京師百年無警，如今俺答突然兵臨城下，一時極為震恐，手足無措。當時京師兵籍皆虛數，禁軍只四五萬，半為老弱，半為內外提督大臣之家役使。又缺少戰具甲仗，戰鬥力很差。明世宗朱厚熜急集兵民及四方應舉武生守城，並飛檄召諸鎮兵勤王。 十八日，大同﹑保定﹑延綏﹑河間﹑宣府﹑山西﹑遼陽七鎮兵先後至。明援軍雖五萬餘人，但皆恇怯不敢戰，又缺少糧餉。當時明世宗拜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總領諸軍，但卻縱兵辮髮劫掠百姓，“民苦之甚於虜”。 嚴嵩也要求諸將堅壁勿戰，聽憑俺答兵在城外擄掠。此時，俺答兵自白河渡潞水西北行。十九日至東直門。二十一日德勝門﹑安定門北民居皆被毀。當時俺答放回了在通州俘虜的宦官楊增，手持俺答的書信回復明廷，稱“予我幣，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虔爾郭！” 八月二十二日，俺答由鞏華城（在昌平縣）攻諸帝陵寢，轉掠西山﹑良鄉以西，保定皆震。
結果
明廷接到俺答的書信後，明世宗君臣緊急磋商如何處理，大學士嚴嵩說：“所此搶食賊耳，不足患。”禮部尚書徐階斥責道：“今虜在城下殺人放火，豈可言是搶食？正須議所以御之之策！”世宗贊同徐階的話，並詢問眾臣如何回答俺答書信，徐階說：“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有，此事宜權許以款虜，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世宗說：“苟利社稷，皮幣珠玉非所愛。”徐階認為無條件應允太失面子，只有勸俺答先撤退，再由大同方面就通貢問題與之周鏇。世宗採納了徐階的主張。 據蒙古史料記載，“其後漢國大明汗懾於普尊阿勒坦汗之威名，派來名為楊兀扎克（楊增）之人，謂‘互相為害不能殺絕斬盡，故不如和好往來買賣通貢。’派名為阿都兀齊者偕同來使前往，將大軍撤至牆外開始會談，以三萬戶分別進兵逼和，取得極多之田賦之後而回還”。 也就是說明朝允諾了通貢後，俺答便撤兵了。
八月二十三日，俺答率軍撤退。此前，俺答於八月十八日引兵奪牡羊口（今北京延慶西南），以西走塞外，而留餘眾於京城外，以為疑兵。但到撤退之時，大雨傾盆，俺答認為牡羊口過於狹窄，怕明軍伏擊，乃中途掉頭，一半由高崖口、鎮邊城等處，一半由古北口舊路全部出邊。在俺答北撤牡羊口時，仇鸞引兵躡其後，企圖襲擊落伍的騎兵邀功；不料俺答中途折返，明軍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仇鸞本人差點被俘。其後俺答長驅至天壽山，循潮河而上，仍由古北口出塞，京師解嚴。九月初一日，蒙古兵全部撤退。 整個庚戌之變期間，“諸州縣報所殘掠人畜二百萬”。 其後明世宗追究責任，兵部尚書丁汝夔作為嚴嵩、仇鸞一黨的替罪羊而被處斬。
庚戌之變雖已結束，但明世宗認為乃奇恥大辱，對閣臣說：“外域之臣，敢於我前帶信坐觀城池，可歟？不一征誅，何以示懲！”指示兵、戶二部“先集兵聚糧”，準備出征。又諭仇鸞“卿勿怠此戎務，必如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千里乃可！” 隨後明廷加強防禦措施，改十二團營為三大營，總三營為戎政府；修建北京外城，置薊遼總督大臣，轄薊州﹑保定﹑遼東三鎮，募山東、山西﹑河南諸道兵歲集京師防秋，秋後散去，以為定製；又選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以京營將分練邊兵。明朝北部邊防逐漸加強。
影響
庚戌之變使得明朝政府勉強答應“通貢互市”，實際實施卻拖延反悔，只在次年（1551年）在大同開馬市。但畢竟堅冰已破，而且互市的好處也逐漸為明朝統治集團所認識，於是，當1570年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負氣出走明朝時，這一偶然事件卻促成了蒙、明貿易的正常化。從此，這塊雙面舞台自豐州城被毀之後的又一個繁榮期拉開了序幕，而影響更加深遠、持久的走西口人口大遷徙也從此拉開了序幕。
庚戌之變此後20餘年，俺答連年南下擄掠，長城沿線的百姓深受其害，明世宗亦對蒙古深惡痛絕，史載他“苦虜之擾，最厭見‘夷狄’字面……世廟晚年，每寫‘夷狄’字必極小，凡詔旨及章疏皆然，蓋欲尊中國卑外夷也”。 至1570年雙方最終達成和議，明廷封俺答為順義王，俺答服屬中央朝廷，長城一帶才開始得到安寧。
評價
庚戌之變是蒙古對明朝發動的大規模戰爭。戰爭的起因、經過、結局無不與明、蒙雙方貿易聯繫的恢復及發展息息相關，故明蒙之間的經濟貿易交流作為維繫雙方和平交往的紐帶是無法斬斷的。這正是庚戌之變的實質所在。
同時庚戌之變不僅暴露了明王朝在政治上、軍事上的腐敗無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在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的、不可缺少的經濟聯繫，也表面了明朝統治者不顧這種客觀的、不可分割的經濟聯繫的制約而制定並執行的錯誤政策。
編修《明實錄》的明朝史臣就庚戌之變一事評論道：“虜自壬寅（1542年）以來，無歲不求貢市，其欲罷兵息民，意頗誠懇。當時邊臣通古今、知大計如總督翁萬達輩亦計以為宜，因其款順而納之，以為制御之策。乃廟堂不為之主議，既大言閉關以絕其意，又不修明戰守之實而為之備，反戮其使以挑之，至於戎馬飲於郊圻，腥膻聞於城闕。乃詔廷臣議其許否，則彼以兵脅而求，我以計窮而應，城下之盟，豈不辱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