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席道隆，1958年通渭縣的縣委書記，山西人，時年35歲，早年參加革命，坐過國民黨的牢。縣長是田步霄，陝西人，為人忠厚，辦事認真，工作實事求是。由於席道隆“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工作積極”，省委對通渭縣的工作很滿意。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進縣代表”的身份，列席了全會。這對一個小縣的縣委書記來說，是無上的光榮。全會是決定搞“大躍進”的會。席道隆在會上得到了“真經”，回來以後工作更積極了，立場更堅定了。
個人作為
1958年，他們回響XXX“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號召，把全縣原有的169個高級合作社合併為14個人民公社，全縣為一個聯社。在一個月之內辦起了2759個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飯。農村管理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在全縣組織一個民兵師，各公社成為戰鬥團，大隊為戰鬥營，生產隊為戰鬥連，連下設排，排下設班。“出工一條龍，幹活一窩蜂”。在生產上提出了“千斤元帥升帳（糧食單產），萬斤洋芋上天（洋芋單產）”的口號。公社化雖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農民搶收自留地里的莊稼，殺羊殺豬，他們說：“看著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個人主張
為了清除阻力，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辯論的題目是：什麼是共產主義？怎樣建成共產主義？顯然，對這樣深奧的問題農民是說不清楚的。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共產主義是全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金橋”。誰反對組織人民公社，誰就是反對共產主義，誰就要受到批判、鬥爭。有不同看法的人就是“白旗”，要“拔掉”（即開鬥爭會）。僅1958年，全縣共“拔白旗”565人。這是定西地委組織部1959年複查時的統計數，實際“拔白旗”的人數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達“拔白旗”的指標，生產隊為了完成指標，誰開會來晚了就“拔”誰。在“拔白旗”的同時，對那些積極跟著跑的人“插紅旗”，即表彰，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熱。通渭縣委1965年7月5日《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中指出，從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辯論、拔白旗、批判富裕中農冒尖人物中，共批判鬥爭農民10360多人。
為了迎接共產主義，全縣大平大調，大刮共產風，使農民受到很大損失。從土地、勞力、畜力、農具、樹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財物，平調總價值990多萬元。
在生產上集中指揮。種什麼，不種什麼，不根據農民的意願，不顧自然條件，隨意改變種植結構。與此同時，把大量勞動力調離農業生產戰線。1958年春，抽調勞動力17900多人（占總勞動力的19.7%）大搞工業。5月，又抽調18000多個勞動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8月正當莊稼成熟在地，不顧收割，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檢查團的檢查，以10多天時間，集中5萬多勞動力（占全縣勞動力總數的51.4%），從劉家嶺到華家嶺公路沿線，擺了60公里的長蛇陣，扎彩門，飄紅旗，大字報滿山，鑼鼓喧天，突擊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調25000多名勞動力，大戰華家嶺、史家山。1959年，又調5萬多個勞動力興辦水利工程。一個僅有20多萬人口的縣，如此大規模抽調勞動力，使得耕地荒蕪（年底荒蕪耕地11萬多畝）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糧食總產16423萬斤，1958年11576萬斤，1959年8386萬斤，1960年3632萬斤。（《甘肅省委檔案》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一方面糧食大幅度減產，一方面向上級浮誇糧食豐收。1958年計畫總產38000萬斤，秋後上報數為26000多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2.25倍），徵購任務定為4360萬斤（實際入庫4154萬斤，占實際總產量的36%）。1959年計畫總產24000萬斤，秋後上報數為18000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2.15倍），徵購任務為5400萬斤（實際入庫3958萬斤，占實際總產量的47.2%）。（《甘肅省委檔案》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完不成徵購任務，提頭來見！”
在糧食產量逐年下降的情況下，徵購任務逐年增加，只好讓農民勒緊褲腰帶。其實，早在1957年糧食徵購入庫中，有些地方糧食就很緊張。農業社分配時只分現金，不分糧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鋪、義崗等地就出現餓死人現象。到1959年情況就更嚴重了。當年冬季，全縣162個大隊中，就有102個大隊三個月沒給社員分過口糧。有些地方社員40天沒有吃過糧食，以草根、衣草、樹皮充飢，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甘肅省委檔案》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1959年8月開始“反右傾”鬥爭，有1169名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因反映農村真實情況而被說成是“右傾”，遭到批判鬥爭。10月18日，縣委召開擴大會議，重點揭發批判縣長田步霄等“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10月29日，田步霄自殺。田死後，縣委以“徹頭徹尾、頑固不化的右傾機會主義首要分子”為罪名，上報定西地委批准開除黨籍，並組織機關幹部批判屍體。
大批農民因飢餓而死，通渭縣委卻不承認現實。他們認為，“沒有糧食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誰要求供應糧食，就給誰扣上“以糧食問題攻擊縣委，是富裕中農，是怕死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動搖人心”等等政治帽子。縣委認為，“當前糧食趕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農和五類分子（註：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在一起搞鬼，要進行打擊。”“鬧糧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團。”縣委召開全縣電話會議，要求公社召開“萬人鬥爭大會”，生產隊召開“千人鬥爭大會”，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批鬥要求政府供應糧食的農民和說真話的基層幹部。還提出，“對富裕中農要來個雙倍打擊、加倍賠償，把他們壓在泰山底下，叫他幾輩子翻不過身來。”
甘肅省通渭縣很多地區的民眾幾個月未見一粒糧食，全縣各地出現人相食的悲慘情景。1960年3月逮捕了以原縣委書記席道隆及17名幹部，其中縣級3人，1962年2月全部釋放。雖然被逮捕者被釋放並安排了工作，但是仕途受到影響，席道隆離休前的職位只是地區水利局副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