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哪些國家經濟發展效率更高、後勁更足？哪些國家更重視人本、人民活得更有尊嚴？哪些國家更適合作為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參考範本？
如何建設一個以人為中心、為人服務的市場經濟？三種模式的對照為中國的改革提供了哪些參考？
消解美國範本的光環，重新審視德日路徑和北歐模式，中肯剖析資本主義三種模式的優劣，全面解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
作者簡介
薛涌：旅美學者，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現為波士頓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2002年開始，先後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21世紀經濟報導》、《南方都市報》、香港《信報》、新加坡《聯合早報》等中文報刊撰文，同時也在《紐約時報》、美國公共廣播電台等英文媒體發布文章和評論。出版專著20餘部，多部著作廣受好評，一紙風行。
圖書目錄
序言 三種市場模式
引 言 消解中國意識和“美國主義”
——為什麼批判中國？為什麼批判美國？
第一部分 走出“美國主義”——中國人所不理解的市場與自由
第一章 天外有天：為什麼美國不是個榜樣？
中國故事，還是德國故事？
美國有什麼好的？
芭芭拉和伊莎貝爾的生活
應付“大衰退”：哪個是大政府？
第二章 兩種資本主義：盎格魯一撒克遜式與萊茵蘭式
麥克與馬丁：兩個家庭，兩種市場經濟
資本主義間的競爭：盎格魯一撒克遜VS.萊茵蘭
什麼是萊茵蘭資本主義？
美國：西方的病夫
共識性管理：企業中的“集體協商”
為什麼美國人素質低？
附錄Ⅰ 大衰退中德國的表現
第二部分 福利國家的再發現
第三章 福利國家宣示著什麼價值理想？
福利國家建立的動機和淵源
福利國家靠什麼競爭？
第四章 從資本到人本
傳統經濟學的局限
人本積累：福利國家與資源市場
人本怎樣積累？
人本效率：福利養素質
名不見經傳的市場領袖
附錄Ⅱ 歐洲的福利國家缺乏效率嗎？
附錄Ⅲ 2013年到哪裡投胎？
第三部分 美國模式的困境
第五章 美式資本主義的危機
保守主義思想的破產
福利是發達的標誌
什麼樣的福利“養懶人”？
福利危機導致了競爭力危機
第六章“懸崖”上的美國
“財政懸崖”的由來
為什麼不“跳崖”？
歐巴馬贏得了60天
美國的財政現實
美國要不要成為歐洲福利國家？
“應享權益”不是個人賬戶
“美國病”，不僅僅是經濟病，是真的病
美國人誰能活到75歲？
美國人活得累、死得貴
最自私的一代
美國的民主是最優嗎？——從“布凱南規則”看歐美政治體系
美國的民主還適合美國國情嗎？
附錄Ⅳ冷戰經濟學的終結
附錄Ⅴ 神奇的白金幣
附錄Ⅵ 巴菲特再次呼籲給富人增稅
附錄Ⅶ 美國：世界最大的隱性福利國家
序言
序言：三種市場模式
薛涌
本書也許有著一個過大野心，即希望將中國市場經濟的理念提升到一個經驗分析的階段。中國還不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至少不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人們所經驗的，更多是計畫經濟。在討論市場經濟時，因為缺乏經驗的基礎，只好進行概念推演，甚至添加想像。市場經濟的理念要從概念推演和主觀想像進入經驗分析的階段，就要研究發達的市場經濟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這裡首先碰到的問題，恐怕就是市場經濟的多樣性。中國有許多市場經濟的鼓吹者們，往往帶有“統一思想”的計畫經濟習慣，有意無意地把市場經濟解讀為一種單一的體制，好象所有市場經濟，都要圍繞著他們腦子裡的那么幾條原則運轉，否則就偏離了市場軌道。本書所展示的恰恰相反：許多很有效的市場經濟，和我們心中所信奉的市場理念多有衝突之處。許多所謂“違反經濟規律”的做法，反而強化了市場的運作。所謂“三種市場模式”，僅僅是對這種多樣性的一個簡單概括而已。
突破八十年代的市場啟蒙
對市場單一的、一廂情願的、甚至有悖於經驗事實的解讀，根源於八十年代的市場啟蒙。那時的市場經濟理念，基本上是呼口號性的，無非就是要這個、不要那個，這個好、那個不好。呼口號並非沒有意義。八十年代的思潮，對於瓦解計畫經濟體制及其意識形態有著劃時代的貢獻。作為在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人，我依然記得當時那些振聾發聵的聲音：公有制就是沒人所有！市場代表著人類迄今為止最有效率的經濟形態。這些口號本身，也一直被證明是正確的。
但是，八十年代的啟蒙，也有著重大的局限，無法指導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發展。具體而言，這種啟蒙僅僅涉及市場經濟的一些基本原則，但對於這些原則在現實中的運用則鮮有論及。八十年代是擺脫“階級鬥爭”的時代。但是，那些自以為擺脫了“階級鬥爭”的啟蒙者，思想上往往有著“階級鬥爭”的烙印，即把世界看成黑白分明的兩極，大家按立場站隊。比如，擁護市場經濟的人都必須堅持小政府的理念，萬事都要政府退出；如果你強調公共決策對市場的規約，就被視為大政府的代言人、“違反市場規律”。擁護市場似乎天然意味著親企業，深信“交換創造價值，勞動則未必”。工會、集體協商、乃至福利制度等等，均被視為市場經濟的敵人。大約十年前，我曾向一位國內知名市場派經濟學家詢問民工欠薪的問題。他本能地否認：那都是媒體炒作出來的。這種事情很少。中國的競爭優勢就是低薪，象美國那樣搞那么多福利、給勞動者那么多權利，還怎么發展？後來我留心觀察：中國有幾位知名的市場經濟學家，在勞工權利問題上，幾乎從來沒有為勞工說過話。但他們一向不失時機地為企業說話，大肆鼓吹中國奇蹟全是企業家之功。
有人也許會說，這種黑白分明的立場，往往是出於中國的國情。但這些市場派經濟學家的言論並不僅限於中國。他們經常對發達的市場經濟發表評論，其立場簡單得出奇。比如，他們一直擁護美國那種自由放任的市場體制，有意無意把歐洲模式視為“社會主義”，稱之為沒有競爭力、不能持久。具體到美國，他們都旗幟鮮明地擁護共和黨，力挺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場學說，把其他主張都視為左道旁門。最近更為登峰造極的是，有幾位經濟學家，開始反對民主。他們將民主體制對市場的規約描述為“打土豪、分田地”，甚至稱民主有礙於市場自由，是有害的制度。要知道，發表這些言論的，往往是一些在美國接受了專業訓練、並在中美最高學府任教的極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可見，在冷戰之後越來越複雜微妙的世界中，如果我們不突破八十年代那種標語口號式的市場經濟理念，我們的思想就會變得越來越簡單，就會習慣性地把經濟學的理論化約為幾個標語口號，甚至回到那種把一切都劃分為敵我的“階級鬥爭”的思想模式之中。
尊重市場經濟的經驗事實
不管是在中國公眾的心目中還是在中國經濟學界，市場模式，或所謂“正宗”的市場模式，主要是被美國的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所代表、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界定的。至於北歐的“福利國家”模式，德國等歐洲大陸國家的“社會模式”，都屬於不純的、或偏離正軌的市場經濟。這些人所追捧的教祖般的人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曾經說：“一個最重大的錯誤，是以動機而不是結果來判斷政策的得失。”（ 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這些人似乎認為，被美國保守主義所代表的市場經濟已經贏定了。
那么，就讓我們回到“結果”、即經驗事實上來。正是這位弗里德曼，堅定地支持布希的減稅計畫，雖然許多經濟學家指出這種減稅會帶來難以承受的聯邦赤字。他聲言“我支持在任何條件下、以任何藉口和理由、在任何可能的時間所進行的減稅“。（I am favor of cutting taxes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nd for any excuse, for any reason, whenever it's possible.）在臨去世前的一次著名談話中，他似乎是在慶祝減稅的結果，非常自信地說：美國經濟前所未有地健康，赤字不是個問題。可惜，美國的次貸危機旋即爆發，把全球拖進了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我們從不懷疑弗里德曼鼓吹絕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之良好動機。只是在經驗事實層面，我們還沒有等到他的良好動機所產生的良好結果。
當然，評價一個制度，不能僅僅看其短期的成敗，必須有一個長時段的歷史視野。可惜，放眼資本主義的全程發展，弗里德曼式的自由放任理論同樣找不到經驗事實的支撐。在中世紀資本主義成長之初，歐洲最為發達的地區，是威尼斯、佛羅倫斯等幾個北義大利的城市國家。這些城市國家不僅代表著當時歐洲最先進的市場經濟，也為現代社會留下了重要的制度遺產。但是，這些城市國家都是當時人均賦稅最高的地方，國家對經濟的介入和干預也非常有力。比如，威尼斯的商業船隊是國家統一控制的，後來其造船廠也成了“國營”。佛羅倫斯在金融危機之時，要靠政府介入來整備金融制度。只是這種政府權力，往往是基於行會國家的共和體制。市場經濟成長的良好環境，未必一定取決於政府之大小，而更取決於政府的憲政基礎。
現代西方經濟的發展也是如此。美國一向被奉為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之典範，歐洲常被美國保守主義者標為不可持續的“社會主義”。但是，戰後幾十年的經驗事實遠沒有對雙方孰優孰略作出最後判決。九十年代上半期，美國打贏了冷戰，在全球化中一馬當先。歐洲特別是北歐，則陷入戰後最為深重的危機。從搖籃到墓地式的福利制度，似乎成了蘇東社會主義制度的孿生兄弟、壽終正寢只是個時間問題。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特別是在本次經濟危機後，局面大變。美國在2008-2009年度，國際競爭力仍然排名世界第一，日後逐年下降，到2012-2013年時跌到第七位；瑞士、新加坡、芬蘭、瑞典、荷蘭、德國則分居前六位，北歐福利國家的表現相當突出。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格曼曾寫過一篇文章，譏笑那些把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等國作為福利國家危機之例證的人們。他把歐元地區的15個主要國家按“社會開支”在GDP中的比重進行排名。“社會開支”主要是社會福利等費用，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大致反映了福利國家的規模。按照保守派的“市場邏輯”，社會福利比重越大，越違反市場規律。但是，歐洲的五大病夫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以“社會開支”在GDP中的比重衡量，只有義大利排進了前五位。而義大利的福利規模，比起德國來還是小得多。與此相對，瑞典、丹麥、德國、芬蘭、荷蘭、奧地利、比利時等“社會開支”最高的幾個國家，經濟發展大都相當強勁。 克魯格曼指出，1991年瑞典的銀行大危機時，奧派思想庫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馬上發表了一篇凱旋般的報告，稱瑞典案例證明了福利國家的破產。如今再看看瑞典，其經濟表現無疑是歐洲的明星。
這裡我們需要再次警告：不要簡單地拿短期的經濟表現來衡量一種市場模式的成敗。看看九十年代那些忙著為北歐福利國家唱輓歌的人，現在豈不被歷史所嘲弄？我一直認為，美國經歷這場經濟危機而觸底，國力和競爭力遠遠被低估。未來幾十年，美國很可能出現強勁的復興。我在這裡僅希望指出：市場經濟模式有多種。究竟哪種更優越，歷史還遠沒有作出裁決。更大的可能是，這些模式會彼此互相取長補短，同時根據自身的國情，發展和深化原有的模式。絕談不上一種模式的滅亡和另一種模式的勝利。
三種市場模式之辨析
本書試圖把市場經濟的討論從標語口號帶入經驗事實的層面。這實在是一個力不從心的使命。我們正處於市場經濟全面凱旋的時代。這意味著市場經濟遍布世界各地，種類繁多，各顯精彩。發達的市場經濟，包括北美、西歐、北歐諸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這么廣泛的經驗事實，哪怕是膚淺的概括，也遠遠超出一個人的能力。我之所以不度德量力、嘗試這一唐吉珂德式的使命，乃在於以我之孤陋寡聞，尚未看到國內有關學者系統總結和分析過這些經驗事實，於是決定以自己膚淺的觀察和思考開個頭，至少提出問題，拋磚引玉，鼓勵更多的專家學者投身於這一領域。
任何“模式”，都是對複雜現實的簡單化概括，其中有諸多陷阱需要我們警惕。不過，有洞見性的“模式”，也為我們理解複雜的現實提供了一個可貴的切入點。本書所運用的“三種市場模式”，來源於Gøsta Esping-Andersen於1990年發表的經典著作《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他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定義為“自由式福利國家”（liberal welfare states）；把德法意和奧地利等歐陸國家，歸納為“社團-國家式福利國家”(corporatist-statist welfare states)；北歐諸國，則是“社會民主式福利國家”(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s)。
需要我們注意的是，Gøsta Esping-Andersen把西方主要已開發國家都稱為“福利資本主義”。這意味著他已經把福利視為資本主義的固有組成部分。在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中，都存在著所謂“財富再分配”，公民都享有的相當一部分不能通過市場手段來分配的“社會權利”（比如基本的生活水平）。所謂“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對於這些市場經濟都相當重要。只是在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中，對財富再分配和社會權利的界定，都有著程度和性質方面的不同。
在“自由式福利國家”中，市場機制受到了最大限度的鼓勵，“非商品化”受到有效的抑制，財富再分配和社會保障都相當溫和，領取福利往往要證明自己的需求（貧困程度），即所謂means test，並且經常被視為是不太光彩的事情。“社會權利”也受到嚴格的限制。比如在歐洲的福利國家，健康屬於公民生而具有的“社會權利”，政府必須承擔醫療保險。在美國，大家仍然在為醫保屬於權利還是特權而爭論不休（權利是每個人都必須有的。特權則是某種地位的人才有的），而且醫療的市場化程度也遠較歐洲國家要高。
“社團-國家式福利國家”，把社會團體（如企業、職業組織、教會等等）作為組織社會的基本單元。個人的權利、福益、社會保障等等，主要依附於這些社會團體。國家只有在這種社團的保障覆蓋不足的情況下提供補充服務。在社團內部，成員享受充分的“社會權利”，有著穩定的福利保障。但是，這種權利和福利，都會根據所屬的社團而不同。社會具有強烈的階層和身份的色彩。比如，德國產業工人基本是終身僱傭。其職位的穩定，以及各種福利，往往是通過僱主協會和工會的協商，以及由職工選舉產生的“工作委員會”的許可權來保障。但是，不屬於這一產業工人集團的人，則享受不到這些福利。
“社會民主式的福利國家”，則在福利上奉行涵蓋所有人的普遍主義原則。高稅收、大規模的財富再分配，從搖籃到墓地的福利，成為其重要特徵。與“自由式福利國家”相對照，“社會民主”的模式最大限度地擴張了“非商品化”的領域，嚴防市場競爭對社會權利的侵犯。與“社團-國家”模式相對照，“社會民主”不容忍階層之間的分化，以個人為社會的基本單位，讓福利覆蓋在每個人的頭上，進而在世界上實現了最大限度的經濟平等。
Gøsta Esping-Andersen這種把資本主義世界三分的模式，二十多年來不斷地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許多細節被修正、深化。但是，不管大家怎么挑戰，他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歸類，一直還是這方面學術研究的基本框架，可謂經典。
本書在寫作之初，並未準備遵守他的歸類，只是在寫作過程中，又自然回歸到他的歸類。這多少造成了本書的怪異結構。書的第一部分，題為《走出美國主義》，比較的是兩種資本主義，即以美國為代表的盎格魯薩克遜式和德日為代表的萊茵蘭式。其理由，如同引言中所交代的，是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理論總以美國模式為唯一的範本。對美國模式的批判，多少也是對中國模式的反省。這種反省的起點之一，是Michel Albert在1991年完成的《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Michel Albert面對美國在全球化中咄咄逼人的強勢，擔心大家都爭相效仿美國模式、導致資本主義多元性的喪失，於是力挺萊茵蘭式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力陳美式資本主義之弊害。二十年後回顧，特別是比較美國和德國在這次經濟危機中的表現，我們不得不承認Michel Albert的預見性。
集中精力分析德國的競爭力，已經足以占據我所有的精力了。但是，在研究過程中又不得不分心。第一，由於歐盟的關係，歐洲各國之間交流日多，不斷取長補短，不停地總結經濟上的“最優實踐”（the best practice），試圖把具體國家的成功經驗在歐盟成員國中推廣。在歐盟的框架中，已經很難孤立於一國之研究。北歐福利國家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停地冒出來。想無視也不可能。第二，北歐經過九十年代的危機和改革後，競爭力大幅回升，近幾年來有著出人意料的表現。乃至一向信奉奧派自由市場的《經濟學人》，在2013年2月以封面故事發表專題報導，稱北歐為世界的樣板，“下一代的超模”。第三，日本、德國一直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二、第三大經濟，影響巨大，也吸引了大量的研究。所謂萊茵蘭式資本主義，主要也是以兩國為代表。北歐福利國家，則全是幾百萬人口的小國。僅瑞典人口逼近千萬。似乎這些小國里發生了什麼，都屬於偶然，不足為訓。更不用說，在九十年代初的危機中，北歐福利國家眼看要壽終正寢。誰還會以之作為榜樣？然而，在最近十幾年的國際學術界，有一個很清晰的潮流，那就是從效率的角度來研究北歐的競爭力。在弗里德曼們看來，北歐似乎是個有著良好意願、但結果慘不忍睹的制度模式。但如今的許多學者，恰恰是以“結果”作為衡量的起點。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本書第一部分，《走出美國主義》後，是比較“美國故事”和“德國故事”。第二部分，屬於在研究過程中臨時改變航程，把目光轉向北歐，寫成了《福利國家的再發現》。第三部分《美國模式的困境》，則是一種現代進行時的寫法，旨在分析這次經濟危機所暴露的美式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當我完成寫作後，才發現本書實際上比較了三類資本主義模式，不知不覺中回歸到Gøsta Esping-Andersen的“資本主義三個世界”！
一點偏見
在把這本粗糙的書擺在讀者面前時，我仍然覺得有幾句多餘的話需要羅嗦。
經驗性研究，本來是矯正思想偏見的手段。但是，偏見又是思想的一部分，任何人都無法避免。我們甚至很難找到界定偏見的客觀標準。所以，與其自認為沒有偏見，或盡力掩蓋偏見，還不如把自己可能的偏見交代清楚，為讀者評價自己的見解多提供一個角度。
在這三種資本主義模式中，我對北歐和德國模式多有讚譽，對美國則持嚴厲批判的態度。這並不表明我認為前兩種比起後者來有著確定無疑的制度優勢。相反，我認為三者各有千秋，難分優劣，雖然美國面臨的挑戰更大一些。
我之所以很少談美國的優勢，而集中於其弱點，恐怕更多的是出於一種自我批判的需要。我在思想上是八十年代之子，所接受的市場經濟理念，重要是以美國為範本。我曾是弗里德曼的信徒，他至今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中國的知識界乃至公眾，凡擁護市場經濟者，腦子裡也大多也是美國模式。對於另外兩種模式，則所知甚少。對於西方近年來關於這兩種模式的系統經驗研究，恐怕就更陌生了。這些，都塑造著中國市場經濟的話語體系。所以，我有心矯正中國在市場經濟問題上的知識偏見。當然，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在美國生活了將近二十年。批判自己所生活的社會，往往是從事知識工作的人的本能。這本書，就算作我批判自己的思想和所生活的社會的一個筆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