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崔瑞芳，北京人。歷任北京109中學、烏魯木齊三中、七中、十四中與伊寧市二中教師。生前為北京市第二中學離休高級教師。曾以筆名“方蕤”出版《我的先生王蒙》等作品。2012年3月23日因病去世，享年80歲。
感情生活
崔瑞芳和王蒙1950年寒假，在北京女二中讀書的崔瑞芳被臨時調至東四十一條39號一個四合院協助“三反五反”運動做文書工作。王蒙寫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就是以這個院子裡的生活為原型。報到那天，王蒙和崔瑞芳在同一個廚房打飯，王蒙總是朝她笑笑。
一天晚上，11點多鐘了，正在辦公的崔瑞芳忽然聽到“嘭嘭”敲窗戶的聲音，抬頭一看，王蒙正趴在玻璃窗上朝她笑。很快，崔瑞芳接到了王蒙的第一封求愛信：“你為什麼這么快就離開了，你走了，也不跟我說一聲，我想你。”這一年，王蒙只有18歲。1956年12月，王蒙會每天給崔瑞芳兩封信，早一封，晚一封，不停地向她求婚。崔瑞芳說：我們倆是合二為一了，融為一體了，分不清什麼方面影響了誰。
王蒙與崔瑞芳相戀尚未成婚，王蒙因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被打成右派。崔瑞芳堅信“王蒙是好人”，毅然與王蒙在1957年1月結婚，29歲時，隨王蒙到新疆伊犁勞動改造。在伊犁，夫妻及兒子、女兒五口共住八平米土房。
崔瑞芳和王蒙1979年春，王蒙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當年6月，崔瑞芳與王蒙返回北京，王蒙被安排在北京市作協搞專業創作，從此，王蒙進入了創作的黃金時代。“那么這個家呢？自然全靠我了，方方面面的事我都得管起來。其實未必我能管，很多事情都堆在那裡掛在那裡。我承認在家務事上我是低能，不是一個出色的家庭主婦，不會理財，不會精打細算，缺乏領導鍋碗瓢勺和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才能。我更不是一個修養到家的賢妻良母，我可以默默地做很多，只是聽不進一點兒埋怨的話，我的忍耐度不算高，有時也會大發脾氣。很多人稱讚我是位賢內助，我受寵若驚，不敢當，因為明白自己並非如此。”崔瑞芳曾在一篇文章中說。
但為了照顧更加忙的王蒙，1979年返回北京後的崔瑞芳本可做更多的事情，或做喜歡的工作，但她仍回到中學，去了比較一般的七十二中教書。甚至，崔瑞芳拒絕接手教高中三年級的課程，因為那需要把關，而她自認沒有那份精力。“有時，正批改著作業，忽地想起家裡還有一大堆事在等我做。”崔瑞芳在《我的先生王蒙》中這樣寫道，“但是我為王蒙多做一些，難道不是在為自己做嗎？”
崔瑞芳曾多次隨王蒙至溫師院與溫州大學講學。最後一次為2008年5月，曾同泛舟楠溪江；其時，身體尚健。
開始寫書
崔瑞芳和王蒙王蒙的夫人崔瑞芳也加入了寫書的行列。她以方蕤的筆名，用平實的文字，將她與王蒙兩人相知相隨幾十年的生活故事一一道來，這本書的書名叫《我的先生王蒙》。王蒙對夫人新書的評價：還可以。
崔老師說，早就有朋友建議：身邊放著這么個人，為什麼不寫寫這個人，寫寫你和這個人的生活歷程？我想，有那么多的專家、學者都在寫王蒙、研究王蒙，作為王蒙的妻子寫什麼呢？當然就只能寫日常生活中的王蒙。
王蒙的兒子王山表示，母親雖是教物理的，卻喜歡文學，她把寫書作為一種喜好，是對生命歷程的一種溫習和保存。名人效應往往會遮蔽周圍的人。我母親是個活生生的人，她是個公民，有寫作的權利。在書中，她並沒有刻意暴露他們的“隱私”，而是記錄生活中平常的一面。瑣碎但真實，至少符合她記憶中的真實。
與世長辭
“在生活中我快樂地向前，多沉重的擔子我不會發軟……”寫出《青春萬歲》的作家、原文化部部長王蒙在讀者眼裡散發著“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然而，昨日陪伴王蒙近60年的崔瑞芳於2012年3月23日在京病逝，享年80歲。王蒙在妻子崔瑞芳靈柩前失聲痛哭到幾近癱軟。在八寶山遺體告別儀式上，王蒙寫詩淚別妻子。
王蒙的妹妹王鳴身體不好，堅持坐著輪椅來送別嫂子。王鳴說，嫂子崔瑞芳身患腸癌和胰腺癌，之前一直在化療。“我真沒想到她走得這么快。我哥這輩子不管多困難，她永遠跟他在一起。”
人物評價
“我認識他們30多年了，儘管崔瑞芳從患病到去世，我都經歷了，可此刻還是非常難過。”馮驥才語氣里難掩悲傷，“崔瑞芳女士為人溫和寬厚，她和王蒙相守一生的感情，你們年輕人不太會了解的。”
作家張抗抗一襲黑衣，懷抱一捧鮮花默默排在隊伍最後。她說，王蒙和崔老師是文壇難得的恩愛夫妻，相濡以沫近60年，王蒙經歷坎坷和艱難，崔老師都陪在王蒙身邊。“按說我們是晚輩，但崔老師對我們非常關愛，我們也愛她。今天會有這么多人來送她，絕不僅僅因為她是王蒙的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