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仁航埠

地形為平原，交通較為便利。全村共有903戶4299人，分布在六個自然村，19個村民小組。該村人多地少，農業經濟較為落後。99年上報人均純收為2500元（實際上，據村會計估計至多為1400-1500元/人），幾年來累計欠鄉政府各項稅款50-60萬元，且該村常年拖欠電管站的電費，因此常被停電，屬典型的農業貧困村。也許正因為此，該村村民外出務工活動卻非常活躍。據稱，該村18-45歲的男性村民70%已外出務工，且每戶至少有兩人在外務工。因而，該村每天都各有一輛大臥鋪車發往上海、深圳。據村幹部介紹，因外出務工人員多，所以村裡的貧窮狀況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如此大規模的勞務外出卻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該村的落後面貌。破爛的鄉村道路，家徒四壁的農舍隨處可見，真是讓人感嘆。
二、宗族概貌
航埠村較為複雜，這集中體現在航埠村的宗族情況上。全村共有9姓，主要有黎、楊、吳、張、李等。其中黎姓最多，約為72%，主要聚居在黎家村和順門口兩個自然村，其中黎家村約3200人，約在宋晚期定居於此，有祠堂9個，其中一個於91年6月因修譜而新修了一次，有舊譜，並於91年10月修了新譜。據舊譜記載，黎姓共十八房，但航埠的黎姓目前只有六房，最大房為章九房，有1000多人，其次為章四房，約6,7百人左右，接下來分別為章五房4,5百人、章十五房3,4百人、章+四房20o左右、章十三房不到100人。順門口約120人，與航埠村的黎姓為同宗同族並同時遷來定居於此，有舊譜，91年10月修新譜其次為楊姓，主要聚居在楊家村、鹿田和馬路峽，其中楊家村160-170人，為明初定居於此，有舊譜，90年2月修新譜，鹿田100人左右，亦為明初遷居於此，有舊譜，90年2月修新譜，有祠堂一個，馬路峽170人左右，是黎家村最早的居民，於宋初遷居於此，有舊譜，92年6月修新譜，有舊祠堂一個，但於解放前被燒後沒有再修。吳姓村民主要聚居在段上，約380人，於清初遷居於此，有舊譜，91年2月修新譜，有祠堂一個。其它姓氏主要聚居在黎家街。從各姓氏的構成，我們不難發現，航埠村為多姓聚居，但黎姓屬強宗大族，在與其它各姓的相互交往中處於絕對優勢地位。正因為如此，在當地，宗族問題顯得異常突出
三、問題調查
在航埠，黎姓屬強宗大族，與他姓相比，居於明顯的優勢地位。然而，它卻不是完全自然的，大族僅僅是形成強勢宗族的基礎。在宗族的發展過程中，尤其在當前農村，宗族的強大與其內在的整合與統一是緊密相聯的，航埠的黎姓之所以能成為當地的強宗大族，這與黎姓宗族的充分重建是分不開的。而宗族的重建決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它往往是特定地域條件下，各種因素互動作用的結果。
第一，宗族組織。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國家權力向鄉村社會的滲透和鄉村完善政治組織系統的建立，宗族組織的主要功能被取代，尤其經過“文化大**”對宗族組織的毀滅性破壞，嚴格意義上的大範圍的宗族組織實際上己不存在。並且，儘管積澱於人們思想意識中的宗族文化亦受到嚴重的衝擊和削弱，但並未被徹底清除，而是以一種更為隱蔽和不自覺的狀態得以延續，這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使然。隨著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實行和國家對基層農村管理系統的收縮，一些小範圍的宗族組織（房、支）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重建或強化，從而使那些處於隱形狀態的觀念、價值與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復活。當然，在復活過程中，由於受到來自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等方面的壓制，使宗族文化的復活過程極為緩慢。但在宗族群體的相當一部分成員中，宗族文化確實明顯化了，並對鄉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著影響。從筆者在黎家村的調查看，嚴格的大範圍的宗族組織已不存在了，既沒有機構，也沒有名副其實的族長，黎氏宗祠也僅在92年重修譜時進行了簡單的維修，現在依舊顯得破敗不堪，家族收入僅來源於黎姓新生男嬰上交的所謂祠堂錢（根據傳統，每年正月初一，新生男嬰父親必須到宗祠拜祖宗，並封一紅包，約20-30元作為族產）每年收入400元左右，該收入近年幾乎沒有被動用，由管祠堂的人保管著。但上述儀式的意義是非常明確的，即宗族文化仍然對黎姓村民起著潛在的影響和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