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發展
寧夏方言的來歷和我區人文、地理、歷史沿革、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人口的遷徙等因素息息相關。寧夏水洞溝舊石器時代人類文化遺產表明，大約在3萬年前，寧夏境內就有人類居住，到了殷商時期為北羌、熏粥（音“勛玉”）所居，春秋戰國時期則為西戎、匈奴活動地。後來，秦並六國，蒙恬將漢族人移入，並在這裡興修水利屯田種植，為寧夏平原的農業發展奠定了基礎。
漢承秦制，在抗擊匈奴開疆擴土的同時，為了減少守邊駐軍糧草運輸之勞，進一步推行屯田制。隨著屯田實邊政策的實施和發展，漢朝進一步開渠引水，移入漢族人口。史書記載“募民塞下屯耕”“遷關東貧民於隴西、北地（寧夏漢代屬北地郡轄地）、河西、上郡”，後來又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人口70餘萬。於是漢族逐漸成為寧夏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魏晉南北朝時期，北周向寧夏遷2萬戶於麗子園，後又遷江南兵民3萬人於靈州，對寧夏河東地區進行大規模開發。隋唐時期，寧夏農田水利大修，農業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宋時党項族在這裡建立了西夏國。元朝建立，官府詔令西夏流亡者回住寧夏，又調集舊屬元朝的南方軍民來寧夏屯田，從湖北鄂州和隋州移民到寧夏。13世紀初，蒙古西征期間，一批批信奉伊斯蘭教的中亞各族人，先後被蒙古征服者遷徙到西北駐軍屯牧，後稱為“回回”。明朝初年，朝廷無力控制邊防，便將寧夏府、靈州、鳴沙等地的居民遷徙關中，留下者編入衛所與軍余共同屯田，直到洪武32年，又重新遷移“五方之人實之”，後又“實以齊魯燕晉周楚之民，而吳越居多，故彬彬然有江左之風。”
史料記載
據載，清代“自乾隆到鹹豐，寧夏水利大修，齊魯燕晉陝甘之民趨赴。”上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由於日寇入侵和中原災害，河南、陝西、內蒙古、甘肅等省的人口自行流入寧夏。新中國成立，又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支援寧夏建設的人員移入。
對寧夏方言的形成影響最大的是明代及其以後的移民，明代遷來的“五方之人”語焉不詳，但後又有載為“實以齊魯燕晉周楚之民”、“吳越居多”，清代“齊魯燕晉陝甘之民趨赴”以及近現代的移民情況都為寧夏方言的形成提供了確鑿的資料。明代移民在民間散布較廣，寧夏川區的一些老戶都盛傳祖先從大槐樹遷來，大槐樹在今山西洪洞縣北的廣濟寺旁，廣濟寺碑文表明，這裡確實為明代洪武至永樂年間移民的集散地，各處移民（即五方之人）先到這裡集中，由官府編隊發給“憑照川資”，然後向中原各地及西北邊陲遷移，應該說明代移民不僅為寧夏人口，也為寧夏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元代到清代，從山陝、冀魯豫、江淮吳越甚至湖廣各地遷徙而來的戍邊屯墾的兵士、軍余、移民、罪囚以及官宦、屬吏、從眷等在這裡雜居共處，他們所操的語言相互影響，共同融合，逐漸形成了現在的寧夏方言。寧夏方言的構成以山陝人的“秦晉話”為主，並雜以齊魯燕趙語、江淮語、甚至吳越川滇語。此外隴語（甘肅話）對寧夏方言也有一定影響，最初寧夏方言應該是五方之語，南腔北調各不相同。經過漫長的磨合，逐漸形成了一種屬於官話範疇的新方言，直到今天寧夏有些地方的語言仍然帶有混合型或過渡性的特點。
今天的寧夏方言，從語言面貌上看，除固原、涇源、鹽池話外，語音一般分為3個聲調，陽平（二聲）和上聲（三聲）合在一起，入聲消失。聲母系統與蘭茂的《早梅詩》（《早梅詩》是明朝蘭茂在《韻略易通》里作的，它給出了明朝官話的全部聲母。）大致相同；話語中保存了一部分古代漢語和比較多的元明清詞語，如“社火、口外、支應、營生、怪道、包彈、待詔、迭辦、齎發、耳風、路數、剪綹、一世界、打平伙、不上串、白眉赤眼、愛口識羞、不當豁豁”等。語法和西北其他方言大同小異。
當前，隨著國語的推廣，寧夏方言有逐步向國語靠攏的趨勢，但作為一種地域方言，一種地方文化，它將和國語長期並存，發揮著交際工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