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爾格西·羅桑楚臣，是蒙古族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具有很大影響的大學問家和文化活動家。根據察哈爾格西多方面的著述和實踐活動，國內外的研究者給他冠以了多種頭銜：佛教哲學家、佛教星相學家、佛教醫學家、佛教史學家、佛教文學家、文學理論家、翻譯家、出版家等等。
對於察哈爾格西的生平事跡以及他的著述等記載於《羅桑楚臣傳》中。這部傳記是察哈爾格西弟子羅桑桑諾尼瑪於1817年用藏文寫成，而後於1818年譯成蒙文並在察乾烏拉廟木刻版出版。
察哈爾格西1740年出生於察哈爾鑲白旗一個牧民家中。他在七歲跟隨堂兄學會蒙文字母，同年進本旗菩提梯布廟當小喇嘛，在柴布呼圖克圖額爾德尼·羅桑普仁烈前受烏巴什戒，取法名羅桑楚臣。15歲又在當時以仁慈的諾門汗著稱的羅桑丹僧面前受格斯勒戒。16歲從菩提梯布廟轉入漠南第一大廟多倫淖爾匯宗寺，在轉世佛羅桑丹畢尼瑪面前受格隆戒，並跟隨希日布熱津巴喇嘛學習顯、密宗經典，同時精通蒙文、藏文、學習蒙藏翻譯。22歲到北京雍和宮參尼德學部繼續深造，先後師承呼圖克圖額爾德尼阿旺索德那木、額爾德尼阿旺巴拉丹、綽爾濟陶依日布、阿嘉呼圖克圖羅桑丹畢堅贊、章嘉呼圖克圖若必多吉等高僧大德，接受了多種經諭，精通了五明學，並在此獲得格西稱號，聞名於世。 29歲從北京返回家鄉察乾烏拉廟，開始從事佛教經典的編譯、佛學義理的著述、佛教作品的刻印出版和傳教講經活動。察哈爾格西從北京回到察哈爾後前後兩次坐禪或閉門修行共6年，進一步鞏固和提高了所學佛學知識。其間撰寫了《聖人宗喀巴佛的禱告》等著作。39歲到69歲時，是察哈爾格西在著書立言、傳布經教、翻譯、出版等多方面取得豐碩成果的年代。如39歲至48歲，先後將西藏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的《薩迦格言》、五世達賴喇嘛的《兩理訓諭珍珠寶鬟》、古印度龍樹的《育民甘露》由藏文譯為蒙文，並加注釋。47歲開始用蒙文撰寫《聖人宗喀巴大傳》，63歲將該文譯成藏文，並將其刻印。其間還完成闡釋古印度著名詩學理論《詩鏡》的論著等多種著述。
察哈爾格西在青年學經時就認識到書籍出版的重要性，從北京回到家鄉後，即在察於烏拉廟開始籌辦經卷木刻印刷業，終於使察乾烏拉廟成為蒙古歷史上重要的一個木版印刷地之一他在這裡刻印了《薩迦格言》《育民甘露》等很多經文，以及他自己創作編輯的《察哈爾格西·羅桑楚臣全集》等多種經典文獻。
與此同時，察哈爾格西經常奔走於家鄉察乾烏拉廟、多倫諾爾廟(亦稱匯宗寺)和北京雍和宮之間，廣泛開展經教活動，在他面前受戒的僧人先後達千餘人，其中著名的高僧也有數十人。在64歲時，即1803年，他來到察哈爾正白旗額爾德尼吐希寺把自己的全集中的七集散發給一千多名僧俗人。
隨著他自己和察乾烏拉廟聲望的提高，從乾隆五十一年到五十四年(1786--1789年)，他主持修善擴建了該廟，新建廣茂寺大殿等6座殿堂，塑了和真人一般大的宗喀巴等神佛塑像，使該廟的香火空前旺盛。
嘉慶十四年(1809年)，察哈爾格西在他70歲上編輯並刻印了他全集的第9和第lO集。
1810年，察哈爾格西·羅桑楚臣圓寂，享年71歲。
據其弟子所寫《察哈爾格西·羅桑楚臣傳》記載，察哈爾格西一生用蒙藏兩種文字撰寫、編譯、刻印和未刻印的文稿約二十餘卷。據說，現在他的藏文創作和由藏文譯為蒙文的作品大部分已蒐集到，蒙文創作和由蒙文譯為藏文的作品蒐集到的不是很多。
察哈爾格西自己編輯、察乾烏拉廟刻印的藏文十卷本《察哈爾格西·羅桑楚臣全集》，現存北京、呼和浩特、拉卜楞寺等地。該全集收入222篇長短不一的作品(其中包括每一卷的目錄)，容包括佛教哲學、佛教史學、佛教星相學、佛教醫學、佛教文學等。在佛教文學中包括訓諭詩、儀軌詩文、傳說故事、高僧傳記、闡釋《詩鏡》的論著等。此外，沒有收入全集的著述和翻譯作品，如《察哈爾格西·羅桑楚臣的訓諭》《回報父母的詩》《馬奶酒祭禮》《七個神女的傳記》等屬於文學著作；《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薩迦格言注釋如意鑰匙》《育民甘露注釋如意修飾》等翻譯文學以及其他佛教學翻譯作品等。
如前所述，察哈爾格西·羅桑楚臣是18世紀後半葉至19世紀初時期的蒙古族傑出的喇嘛學者，他為蒙藏文化交流及蒙古族文化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察哈爾格西在多學科領域都有傑出的成績，其中突出的當數佛學、醫學、翻譯、文學、星相學方面。
察哈爾格西是精通佛教學的學者，他的全集中佛學著作居多數，約占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二。他在這些著作中對佛學的主要內容作了闡釋或論述。其中最基本的內容是宣揚佛教的倫理思想及道德修養、佛教善惡觀、佛教戒律觀、佛教人生觀和佛教孝親觀等。
察哈爾格西·羅桑楚臣又是一位著名的醫藥學家。他十幾歲起開始學習醫學，一生中醫學研究方面頗有成績。在醫藥學方面著有六部著作，其中藥物學著作四部，即《珠寶、土石類識藥學》《木、田野、滋補類識藥學》《草類識藥學》和《鹽、灰、動物類識藥學》，統稱為《識藥學》。這四部著作是對於藥物研究的比較系統而權威性的醫藥學成果。在《識藥學》中，察哈爾格西把藥物分成十一類，然後把它們的形態、產地作了詳細的說明，並把這些藥物的色、味、性能、功能、種類、質地的好壞等方面也作了介紹。《識藥學》為識別蒙藥的形態、鑑別其質地、採集和炮製方法，以及學習和掌握藥物的性能、功能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除《識藥學》四部外，另撰寫有《油劑製法》和《脈診概要》。《油劑製法》論及了巴拉木油劑製法、礦泉療法以及瘧疾、梅毒、皮膚病治療方法等；《脈診概要》則論及脈診的方法等，該書還附有放血療法使用的放血經絡穴位。除上述六部著作外，察哈爾格西還寫了不少有關醫療保健、防病治病的常識性作品在民間散發。特別是在18世紀時期察哈爾格西首次創製了接種預防水痘的方法及藥物，是對蒙醫藥學的一大貢獻。
察哈爾格西是精通蒙文、藏文、梵文的翻譯家，他熟練地將蒙文和藏文進行互譯。他的《聖人宗喀巴大傳》先是用蒙文撰寫，然後又親自譯成藏文，編入他的全集裡。《薩迦格言》是他的翻譯作品裡影響最大，20世紀50年代，蒙古國學者策·達木丁蘇榮在其編寫的《蒙古文學史》第一冊論述13、14世紀的翻譯文學《薩迦格言》時，他認為在多種譯註本的比較中察哈爾格西的《薩迦格言注釋如意鑰匙》是最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稱察哈爾格西是18世紀“著名的作家”。事實確實也如此，目前在蒙古民族中流傳的《薩迦格言》就是察哈爾格西的譯文。這部譯文18世紀在察乾烏拉廟第一次刻印，此後於1779年在北京木刻版出版，自1957至1999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已印刷了三次，可見這部譯文的影響之大。另外他翻譯了《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育民甘露注釋如意修飾》著作，為推進蒙藏民族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察哈爾格西·羅桑楚臣在蒙藏文化交流及對蒙古族的文化事業所作出的多方面的重要貢獻中，對蒙古族文學所作的貢獻更為突出。他的文學創作、詩歌理論和譯介印藏文學方面的貢獻，在蒙古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蒙古族文學史》對察哈爾格西在蒙古族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作了高度的評價。這部文學史寫到：
在蒙古族佛教文學的創作中，與同時期的高僧作家相比，察哈爾格西和莫日根葛根一樣，無論在所寫作品的數量、所用體裁形式的多種多樣，以及作品所達到的思想藝術成就等方面，都是比較突出的。在作品數量方面，據不完全統計，用蒙、藏兩種文字留存的文學作品或具有一定文學性的作品不下一百篇(部)。這些作品儘管大部分屬於佛教文學，屬於藏文創作，但在18世紀蒙古族書面文學還不很發達的那個時期，能夠創作出如此大量作品的作家實在是不多的，因而也是難能可貴的。在體裁形式的多種多樣方面，除了訓諭詩、傳說故事、儀軌詩文、闡述《詩鏡》的論著外，還有高僧傳記《聖人宗喀巴大傳》、佛教歷史文學《額爾德尼吐希廟青史》等，幾乎佛教文學的各種體裁應有盡有。這在同時期的高僧作家中也是不多見的。在作品的思想藝術性方面，察哈爾格西也有超越同時代高僧作家的深刻和高明之處。如他的儀軌詩文《馬奶酒祭禮》《火神祭禮》《護法大神關老爺祭禮》等，具有很高的宗教學、民俗學、文化史學的價值。他的一部分訓諭詩和傳說故事，有的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寺廟高僧的陰暗面，有的從宗教擴展到了世俗生活，反映了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特別是藝術形式方面，他在繼承本民族文學傳統的基礎上，成功地吸收了印、藏文學的某些表現手法，使韻文作品的遣詞鍊句、音韻格律更加優美，使散體作品的寫作記事更加豐富多彩。
《蒙古族文學史》還說到：
和文學創作相比，察哈爾格西在蒙古族文學理論發展史上所占的地位更為突出。他闡釋《詩鏡》的論著是國內外蒙古族文論選必選的篇目，他的詩歌理論是蒙古族古代文學批評史必講的內容，他理所當然地應該被列入蒙古族文學理論創始者的行列。由於多方面的原因，蒙古族的文學理論發展得很不充分，直到17、18世紀，在印、藏文學理論和中原漢族文學理論的啟示推動下，一部分高僧作家和貴族文人才開始撰寫理論形態的文學理論著作。察哈爾格西關於《詩鏡》的論著以及其他類似的作品，不但屬於譯介闡釋印、藏文學理論最早的著述範圍，而且理論闡述比較充分，為蒙古族純理論形態文學理論的產生鋪下了最早的幾塊基石。
察哈爾格西在將印度和西藏文學翻譯介紹到蒙古地區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對此，蒙古國著名學者策·達木丁蘇榮在他的關於察哈爾格西的《薩迦格言注釋如意鑰匙》和《育民甘露注釋如意修飾》中收錄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印度民間故事集《五卷書》里的故事，進行了研究和論述，並對察哈爾格西在蒙、藏、印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貢獻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察哈爾格西在其他著作中也吸收了大量的印、藏佛本生故事、民間傳說故事，這些印、藏文學成分也隨著作者的作品在蒙古地區廣泛傳布開來。
由於察哈爾格西多方面的成就和貢獻，他的著述業績有力地推動了蒙古族後世文學的發展。他的詩歌理論和詩歌創作，他所譯介的印度和藏族文學，都明顯影響了19到20世紀初期蒙古族的文人詩歌和民間文學的創作。
察哈爾格西·羅桑楚臣一生不懈的努力，為蒙古民族的文化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他將永遠被載入蒙古族和中華民族文化史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