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台灣地區相關部門周三起訴包括鴻海（大陸稱“富士康”）前資深副總經理廖萬城等6人收受賄賂，相關部門發現在2009年至2011年間，部分高管以“招待和服務費”為名收受了10家零部件供應商的回扣，金額涉及1.62億元新台幣（約3300萬元人民幣）。
該案最早於2013年1月曝光，富士康當時稱，經內部審計發現，一些員工存在受賄行為，並且已經將一名員工交由大陸警方處理。
內部調查結果顯示，集團更高層主管並未涉入。目前鴻海內部正在整理相關賬冊數字及舉證內容，將進一步提供給兩岸警方偵查。 引發外界高度關注的鴻海採購高層受賄案件日前有了最後的結果。
事件調查
作案手法
SMT相當於一個公司的總管理處，負責調度集團設備、物料與資源，並對外發包採購，甚至握有廠商建議評估等生殺大權，一年經手金額超過上百億元人民幣，鴻海內部戲稱“天下第一會”，權力相當大。
SMT可以建議購買哪家廠商的產品，連集團各代工廠的規模、要做幾條線，也都需要經過SMT的評估。，僅在2012年，SMT委員會經手的採購案金額就達人民幣數百億元。而在SMT委員會中，又以正、副主委及總幹事的權力最大。這次涉案人員中就包括SMT委員會的前副總經理廖萬城。
鴻海是全球iPhone最大代工廠，該人士指出，廠商送回扣後，SMT就發給廠商合格代碼，取得供貨資格。但這只是“入圍”，廠商若要進一步獲取訂單，仍須再向SMT高層行賄。
一般情況下，蘋果跟零部件供應商會事先談好價格，再由供應商發貨給鴻海進行最後的組裝。SMT高層會向供應商要求2%~4%的返點。如果不給，SMT可以以某項指標不合格為由，建議蘋果改用其他供應商的產品。
管理難題
在案件爆發初期，作為鴻海集團董事長的郭台銘就下令檢討目前富士康的採購作業程式、主管操守問題。郭台銘實行的是類似軍事化的管理，對於高層主管，郭台銘的要求更為嚴格，其下達的命令，即使遠在地球另一端，相關負責人也要在8小時內做出回應；沒有時差的，則必須在15分鐘內答覆。當然對待表現好的員工，他也相當慷慨。
中層管理人員其實比百萬員工更加令人困難，一方面，他們擁有較為集中的權力和緊密的廠商關係，另一方面穩定的職場關係和位置也讓這些管理層容易滋生惰性。管理上可能更需要有的放矢，而這本身又和富士康強硬的層級關係不太融合。
調查結果
受賄鏈條
案件爆發緣於此前鴻海接到舉報，指集團旗下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表面組裝技術）技術委員會高層涉嫌集體、長期向材料供應商索取回扣，而台灣相關部門於2014年1月21日主動發動偵查。
涉案人員廖萬城、鄧志賢、陳志釧3人，透過郝緒光擔任收受供應商回扣的白手套，從2009年7月至2011年12月間，向鴻海集團的10家供應商，依交易金額的一定比率，違背職務收受供應商給付的佣金回扣，一共收取1.62億元新台幣。而郝緒光收錢後，支付其中的50%給廖萬城，10%給鄧志賢。
相關部門公布了涉案人員中部分人員的犯罪所得，其中，廖萬城的犯罪所得為7232萬元新台幣（下同），陳志釧的犯罪所得為471萬元，蔡宗志的犯罪所得為385萬元，目前已經全部收回。
作為回報，涉案人員向零部件供應商保證，將以更高的價格採購他們的產品，或者是大量採購他們的產品。涉案人員已經違反了《證券交易相關規章》的“特別背信罪”及相關規章的“普通背信罪”。鴻海表示會繼續追究涉案的供應廠商以及相關公司的賠償責任。
官方回應
針對此事，2013年1月9日，鴻海也就是通常所稱的富士康回應稱，公司的確接到相關舉報，相關事件交由大陸和台灣警方偵辦，該案已經進入司法程式。另據鴻海發布的一份電郵聲明，其正在配合派駐該公司的執法人員工作，他們正與公司內部的審計團隊一道，對有關富士康一些雇員收受供應鏈合作夥伴賄賂的指控展開調查。
涉案的供應廠商，鴻海及旗下公司將予以除名並依法依約追究其賠償責任。同時，鴻海呼籲供應商應持續主動配合調查，而當局應加速修訂企業賄賂防治相關規章。
郭台銘：應從嚴辦理
案件發生後，郭台銘下令檢討目前富士康的採購作業程式、主管操守。記者致電富士康深圳總部詢問具體情況，但截至發稿，發言人電話仍並接通。
另據了解，此次涉案人員中包括負責蘋果生產線的管理人員，過去經手過許多設備的採購。郭台銘第一時間表示需要從嚴辦理，已經要求組成項目小組調查。
社會評價
富士康前高層集體索賄弊案浮出水面，將鴻海集團內部監管機制中存在的漏洞暴露在公眾面前。對於“家醜”外揚，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在對弊案表達痛心的同時，明確表態支持台灣檢方的調查。對於一個在海峽兩岸乃至國際上都有著重要影響的企業來講，郭台銘的態度也許預示著鴻海能夠將危機轉化為促進企業發展的契機。
體制不健全 後果很嚴重
從公司層面而言，富士康事件是買賣雙方的問題。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副教授唐永紅在接受本網記者專訪時分析，買方有需求量也就是占據強勢的一方，在對外採購機制及內部制度沒有制約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勒索以及受賄賂。這也是公司體制不健全造成的普遍現象。
“從經濟案例分析，這是典型尋租行為，而產生此行為的原因正是因為壟斷。”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敏受訪時表示，SMI(Surface Mount Technology，表面組裝技術)委員會在富士康內部就有“天下第一會”之“美譽”，而最大嫌疑人鴻海前資深副總廖萬成是郭台銘的“老臣”，與他私交甚好。由此可見權力過於集中，掌控多項大權，內部人士當然有機可乘。
完善制度 大力監管
從社會層面看，任何市場經濟的發展都會遇到勒索和賄賂方面的問題，就看資金多不多，影響大不大，或者說是有沒有被發現了。唐永紅認為，這跟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和監管體制是否完善有關。而兩岸相關部門可以從法制層面上進行監管，通過相應的法規約束，並完善法律內容，同時也要具備較強的執行力。“嚴格執法也可以從很大力度上杜絕商人慾獲取不正當利益的圖謀。”
王敏認為，兩岸雖然同文同種，但由於多年阻隔，在法律建設、社會文化方面還存在一些差異。醜聞事件的爆發也是給台資台企敲響警鐘，讓他們意識到應該制定與大陸社會經濟、文化制度相適應的體制，不斷完善，加強監督監管，才能進一度杜絕“鑽空子”的可能。
危機也是契機
在談及後續影響時，唐永紅表示，制度問題的暴露對企業長遠發展不利，富士康一系列醜聞不僅損壞公司形象也讓社會不尊敬。
王敏責用古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來評價富士康的此次醜聞事件。他認為，只要加強內部凝聚力，提升企業管理能力，危機或許也是契機，將成為促進富士康向前發展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