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窯與定窯系基本情況
可列入定窯系的諸窯除曲陽澗磁村的窯外，多在今山西境內，如平定窯、陽城定窯、介休窯。此外還有四川的彭縣窯也燒定窯風格的白瓷器。
定窯是宋代著名瓷窯之一，燒瓷地點在今河北省曲陽縣漳磁村及東西燕山村。曲聯
定窯縣宋屬定州，定州唐未、五代以來是義武節度使的駐地，是這一地區的政治中心，也是曲陽瓷器的集散地。定窯白瓷對後代瓷器有很大影響。宋以來留下了不少有關它的記載。本世紀20年代未葉麟趾先生第一次對其進行調查，指出定窯在曲陽漳磁村。50年代以來，故宮博物院、河北省文物工作隊等單位對它進行了多次地面調查與小規模發掘，基本上了解了定窯的燒瓷歷史以及與鄰近地區瓷窯之間的相互關係。同時，各地宋墓也出土了不少定窯器，定縣兩座宋塔塔基出土了一百多件既完整又精美的定窯白瓷，尋於進一步研究定窯的分期斷代有極大幫助，江南地區南宋墓與北方地區金墓都出土有定窯白瓷，從而也使定窯廢於北宋未年金人南侵之說，得以修正。
定窯的燒瓷歷史
曲陽漳磁村窯址發掘中取得的早期標本，有平底淺身碗，外施黃釉里施白釉。胎厚重，製造較粗糙，這種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風格。比這種平底碗時代稍晚的是白釉碗，這類碗的碗身多做45度斜出，碗身較淺，寬圈足，胎較上述平底碗薄，里外施釉，這種碗具有標準唐代後期形式。五代時期唇口白碗在遺址里稍多，《曲陽縣誌》里著錄有一件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記碑，碑石立於後周顯德四年（957年），立碑人中有“使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殿中使御史充龍泉鎮使鈐轄瓷窯商稅務使馮翱①從碑文可知五代後期這裡商品瓷產量已經很大，才派瓷窯稅務使馮翱在此收瓷器稅。漳磁村窯址面積相當大，地面散布標本極多，絕大部分是宋代白瓷，有印花、刻花、劃花和光素無紋幾種。北京通縣金大定十七墓、遼寧省朝陽金大定二十四年墓以及流散到英國的金大定二十九年印花陶范、墨書金泰和三年印花陶范，這些帶紀年銘文的定窯瓷器有力地說明金代定窯仍繼續燒白瓷；南京南宋慶元五年（1194年）張同之墓②也出土有定窯印花瓷器，反映了定窯瓷器不僅供應金人統冶的淮河流域以北地區，商品瓷器也有運到江南地區銷售的。窯址標本中還有一定數量的粗瓷，如白釉碗之中碗心一周刮釉的疊燒法，具有北方地區金代瓷窯裝燒方法特色，此外，粗白碗中碗心書段、李、劉、元、液、蟄等字及紋飾的也不少，也具有金元時期特徵。遺址里看不到晚於元代的標本，應該說澗磁村窯的燒瓷歷史始於唐而終於元。《大明會典》記錄的明宣德、嘉靖年間光祿寺每年所需的酒缸、瓶、壇、均由鈞、磁和曲陽縣等窯承辦。但在澗磁和燕山村窯址里沒有看到這些器物標本。可能明代曲陽另有專門燒造酒缸、酒瓶和酒罈等器物的瓷窯。
定窯瓷器的裝飾與
蓮瓣紋樣在五代時期的越窯瓷器上曾大量使用，北宋早期定窯和耀州窯首先吸取了越窯的浮雕技術。定瓷早期刻花，除蓮瓣紋外，還有蓮瓣經緯度與纏枝菊經緯度在一件器物上同時出現，布局很不諧調，這可看作是一種新裝飾工藝還處在初期階段的表現。
刻花裝飾興起之後，又盛行刻花與篦劃紋結合的裝飾，在折沿盤的盤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纏村花卉輪廓線條，然後在花葉輪廓線內以篦狀工具劃刻複線經緯度；裝飾經緯度樣以雙朵花為常見，或左右對稱，或上下呼應；有兩花並放，有一花盛開，一花含苞待放；也有蓮花荷葉兩枝交錯並出，布局富有變化。耀州窯青瓷也有這種布局，是那時的瓷器裝飾共同的特徵。定窯刻花器常常在花果、蓮鴨、雲龍等經緯度飾輪廓線的一側劃以細線相襯，以增強經緯度飾的立體感，也使主題更加突出。
定窯印花裝飾始於北宋中期，成熟於後期，紋飾多在盤碗的里部。布局嚴謹，層次分明、線條清晰，密而不亂。這些都是它的特點。從大量標本觀察，定窯印花紋飾似取材定州緙絲，的緙絲紋樣局部地移植於瓷器。因此，定窯印花裝飾一開始就顯得比較成熟，有很高的藝術水平。此外，定窯裝飾也受金銀器紋飾的影響。因此，定窯印花瓷器在宋代印花白瓷中最有代表性，對南北瓷窯均有較大的影響。
定窯印花題材以各種花卉最多見，動物、禽鳥、水波游魚紋等也有一定數量；嬰戲紋則比較少見。花卉紋又以牡丹、蓮花多見，菊花次之。布局亦採用纏枝、轉枝、折枝等方法，講求對稱；在敞品小底碗內印三或四朵花卉，碗心為一朵團花，有四瓣海棠花、五瓣梅花和六瓣葵花；不同於北方青瓷只一種團菊。禽鳥紋有孔雀、鳳凰、鷺鷥、鴛鴦、雁、鴨，多與花卉組合，如孔雀多與牡丹組合，在大盤的里部為四隻飛翔的孔雀，孔雀之間間以一枝牡丹，盤心配以鴛鴦牡丹。整個紋飾儼如一幅布局嚴謹的織錦圖案，鷺鷥、鴛鴦則多與蓮花組合。印花龍紋標本在窯址散布較多，印龍紋的都是盤，盤裡滿印雲紋，盤心為一姿矯健生動的蟠龍，龍身盤曲首尾相接。1948年澗磁村法興寺遺址曾出土過這種印花雲龍紋盤十件，六件已流散到國外，其於四件現收藏於故宮博物院及上海上海博物館，流散到國外的有一件底部刻劃“尚食局”三字銘文，可知這類器物是北宋宮廷里的專用品。北宋晚期絲織品盛行嬰戲紋，定窯印花器中也有嬰戲紋。窯址出土標本和傳世品中有嬰戲牡丹、嬰戲蓮花、嬰戲三果和嬰戲蓮塘趕鴨紋等。其中嬰戲三果紋比較少見，三嬰三果間隔排列，纏枝布局。三果為桃、石榴與枇杷，三嬰姿態不同，雙手均拽樹枝，一騎於枝上，一坐於枝上，一立於枝上，赤身露體，肌肉豐滿可愛。此種紋飾布局其他瓷窯未見。
定窯除以白瓷馳名之外，還燒黑釉、醬釉和綠釉器。明人曹昭《格古要論》說“·····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價高於白定”，黑定與紫定胎質與白瓷一親，同樣都是白求恩胎，黑定釉色光可鑑人，確有灑脫的質感受。但所謂紫定的釉色實際與今天芝麻醬色很接近，醬釉、黑釉著色齊都為氧化鐵，宋代名地瓷窯都生產醬釉器，有人認為是黑釉 燒過火了，就燒成醬色釉。這雖有工藝上的根據，但醬色釉的普遍出現應當還有其他原因，似與當時社會風尚有關，是有意仿醬色漆器燒制的從定窯、耀州窯、吉州窯、修武等窯燒成的醬色釉看，它們都很勻淨，應當說昌有意識燒成的。
定窯綠釉器歷來不見記載，1957年故宮博物院調查澗磁村窯址時曾發現兩片標本，胎色潔白，其中一睡刻雲龍紋，與白釉刻花雲龍紋基本相同，可以確定是定窯產品。調查時曾就此訪問過當地居民，據說過去澗磁村出土過綠釉瓶，由此得知定窯綠釉有瓶盤等器物，而且有刻花裝飾，這是過去所不知道的。
定窯覆燒工藝
覆燒是宋代瓷器的裝燒方法之一，是把盤碗之類器皿反過來燒，因此稱為覆燒，是河北曲陽定窯首先創造成的。這種燒法對北方及江南地區青白瓷窯有很大影響。在使用覆燒法以前，定窯使用匣缽，即一件匣缽裝燒一件器物；改用覆燒方法後，用墊圈組合的匣缽取代普通匣缽，每一墊圈的高度只占普通匣缽高度的五分之一，因此用同樣的窯爐，耗用同樣的燃料，燒一次窯比用普通匣缽產量為高，這就是覆燒方法為什麼得到普遍推廣的主要原因。
定窯覆燒方法一般認為始於北宋，河北定縣兩座塔基出土一百多件北宋早期定窯白瓷，盤碗卻是普通匣缽裝燒，覆燒還未出現；文獻提到北宋宮廷不用定瓷，是因為有芒。芒是指用覆燒方法而出現部無釉的缺點，定窯創用覆燒法的時間似在北宋的中期。
定窯的題款
定窯瓷器帶題款的有15種，大都與宮廷有關，15種題款中數量最多的是帶“官”字的，據不完全統計，出土及傳世的近80件。這種帶“官”字銘文的絕大多數是碗、稻田 ，也有少量的瓶、壺和缺罐。這些器物大多出於五代示到北宋前期墓葬之中。出土地點有遼寧省赤峰、建平、法庫、北京、河北及長沙地區。河北定縣出土較多，僅定縣兩座塔基就出土了“官”字款瓷器達17件之多③而多數又出於5號塔基之中。此外，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藏品中也有帶“官”字款盤、碗、罐7件；流散到國外的有皮囊壺、碗和盤等數件。除“官”字外還有刻“新官”二字的，4件出土於上述地區同時期墓葬之中，2件流散到國外。
關於上述近80件“官”字款及“新官”字款瓷器的產地，一般認為它們是定窯的產品，也有認為是遼官窯的產品。但定縣塔基出土大批定瓷之後，使人確信“官”字題款絕大多數白瓷是定窯產品。是年出土流散到國外的定窯白瓷有盤底刻“會稽”二字的，可以肯定是吳越錢氏定燒之器，吳越錢氏統治地區屬會稽郡，定燒瓷器底刻會稽郡字樣。傳世定窯瓷器碗底刻“易定”二字的有兩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體薄厚也一樣。早年出土於同一墓中，刻字也出於一人之手，字型瘦勁有力，時代也屬五代後期。出土及傳世定窯題款中還有刻“尚食局”、“尚藥局”的。刻“尚食局”的稍多，刻“尚藥局”的僅一件直口平底碗，碗外由右向左橫刻“尚藥局”三字。刻“尚食局”器均為大形盤類器物，所刻字型有粗細兩種。曲陽澗磁村窯址出土印花雄壯龍紋盤及碎片標本之中都以現過這種“尚食局”的銘文。宋宣微院下設六局，其中尚食局掌管膳食之事，尚藥局掌管和劑診候之事，除設有官員外，下面設有膳工及醫師。流散到國外的還有刻“食官局正七字”銘文的白釉碗，刻這種銘文的僅此一件。“食官局”一名不見於宋、遼、金三史職官志，有待進一步考證。1957年故宮博物院第二次複查澗磁村窯址時，採集標本中有刻“五王府”三字銘文的碗底一伯。“五王府”銘文過去未見，這種銘文應當是某五王府定燒的器皿。
上述八種題銘都是在燒窯前刻在坯足上。定窯瓷器傳世品中有些銘文是宮廷玉工刻的。這類銘文都與宮殿建築有關，如“奉華”、“鳳華”、“慈福”、“聚秀”、“禁苑”、“德壽”等等。定窯白瓷刻“奉華”銘文的有三件，上海博物館收藏有折腰盤及小碗各一件，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件標本。“奉華”字銘還見之於汝窯青瓷器物上，台灣故宮博物院汝窯藏品中有出戟尊、瓶、瓜棱注碗及碟四件器物都刻有“奉華”二字。河南禹縣鈞瓷廠1957年調查禹縣鈞台窯址時，也採集了一件鈞窯出戟尊殘品，底部刻“奉華”字銘。這八件除鈞台出土的在燒前先刻者之外，其餘七件字型大體相同，都出於宮廷玉工之手，是到宮廷之後刻的。：德壽“、”慈福“ 為德壽宮、慈福宮簡稱。清人朱彭《南宋古蹟考》中多次提到了它，此外，“鳳華”、“聚秀”，也似是宋代宮殿名稱。
“鳳華”等均未見宋人著稱。流散到國外的一件定窯盤，光素無紋，盤心印陰文“定州公用”楷書四字，宋瓷沒見過這類的銘文。1977年南韓新安海底發現了我國沉船，打撈出元代泉窯瓷器之中有兩件盤底刻有“使司府公用”字樣，“使司帥府”是“使司都元帥府”的簡稱，瓷盤是供這個機構使用的。一件為“定州公用”字銘盤，定州是地名，定州轄地有幾個縣，此器或為定州官衙所使用，字銘是楷書體，在宋瓷中也比較少見。除刻或印字銘外，定窯小杯有用紅彩在杯里寫“長壽酒”三字的，上海博物館收藏有兩件。宋代北方白瓷已用紅綠黃彩繪紋飾，而定窯宋瓷尚未見到這種標本，使用紅彩寫“長壽酒”的在定窯白瓷中也不多見。
定州紅瓷金花定碗、金裝定器、仁和館四系瓶
宋人邵伯溫《聞見錄》中“定州紅瓷”條云：“仁宗一日幸會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瓷，帝堅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獻為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關於定州紅瓷蘇東坡也有“定州花瓷琢紅玉”詩句，唯定窯窯址里未見銅紅釉標本，兩人所記定州紅瓷，是否銅紅釉現尚難定，故宮博物院1950年第一次調查澗磁村窯址時，採集到的醬釉標本中有的呈現紅色。遼寧阜新縣遼墓也出土有醬紅色釉碗。這類醬紅色釉或醬釉中閃現紅班，是鐵的呈色，與宋代鈞窯以銅為著色劑的鈞窯紫紅釉不同。
定窯有金彩描花器，見於著錄的僅有兩件黑釉描金花卉紋碗。兩碗多年前流散到日本，分別收藏於箱根美術館及大和文華館中。故宮博物院定窯藏品中有白釉描金彩雲龍紋盤三件，惜金彩大多傷脫，但云龍紋痕則依稀可辨。此盤當為宮廷用瓷。定瓷描金的具體製作方法，宋人周密《志雅堂雜鈔》說：“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再入窯燒，永不得脫”。考歷代陶瓷器上的金彩大都用膠來粘結，大蒜汁雖比田較粘，但起不到粘結效果。從傳世的幾件定窯金花碗上的金彩看，多數都已脫落，可見“永不復脫”的記載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用金彩描瓷並不限於定窯，福建建窯所產黑釉碗上也有金彩裝飾，傳世品中有三件，一件碗裡繪建築花卉，碗裡口題有四句七言詩；一件為“壽山福海”四字，字外畫雙線六花瓣形開光，空間金黃色彩畫兔毫紋，碗心為朵梅紋；故宮博物遼院1954年調查江西吉字永和鎮宋吉州窯窯址時，曾採集到一片黑釉碗筷的殘片標本，內書一“山”字，字外也有雙線六瓣形開光。由此可知福建、江西地區的黑血肉瓷器也有此種類似的裝飾。
五代越窯青瓷、宋定窯白瓷和景德鎮青白瓷器都有鑲金口、銀口或銅口的做法，這類做法有兩種用意：一種是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貴或顯示豪華，在器物上句鑲金口或銀口，這一類多見之於五代宋初權貴階層使用的瓷器。一種是為了彌補缺欠，如定窯和景德鎮青白瓷因系覆燒，器物口若懸河部無釉，用句鑲口辦法把漏釉部位句起來。《吳越備史》、《宋兩朝貢奉錄》以及《宋會要輯稿》諸書中，在貢瓷名目里有金口、銀口和金裝定器等名稱。各地墓葬出土文物中，這 類鑲金、銀、銅牆鐵壁口的瓷器實物也有發現，如浙江杭州錢氏墓出土鑲金口的越窯青瓷，揚州、南京宋墓出土鑲金銀口的青白瓷，河北定縣的靜志寺與淨眾院兩座塔基出土有鑲金銀口的定窯白瓷。《吳越備史》所記之“金裝定器”之金，句括金銀，有廣義的金屬含義。定縣淨眾院塔出土的定窯刻花瓶，除句鑲銀足外還配有銀質帶花蓋，也應屬“金裝定器”，即帶金屬裝飾的定器。吳越錢氏於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向宋進貢了“金裝定器”2000件，定縣靜志寺塔基出土有書太平興國二年（977年）銘文的瓷器，同時出土的鑲金銀口瓷器比錢氏貢宋“金裝定器”早三年，句鑲工藝不會有什麼變化，因此可以大體得知錢氏那批貢瓷的句鑲工藝的情況。
明代陳眉公《妮古錄》：“余秀州買得白定（原文誤為錠）瓶，口有四紐，斜燒成仁和館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書。”故宮博物院藏品中有“仁和館”銘文四系瓶一件，該瓶小口外撇，短頸，瓶形略如橄欖,腹部稍肥大，圈足；瓶身下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頸肩之間有四系，繫上部寬、下為尖形，系面印四條直紋，由頸肩部向下斜書“仁和館”三字，字為行書體，館字稍傾斜，書法蒼勁有力。可以確定這件瓶就是《妮古錄》中所說的白定瓶。但這件瓶不是定窯產品，無論從瓶的造形、系的式樣，器身兼施黑白兩種色釉，定窯都不見類似標本。山西省博物館藏品中有一件與此相同的四系瓶，肩下斜書“太平館”三字，字型與書寫部位如出一轍。可以肯定兩件瓶屬於同一瓷窯的產品。這兩件瓶的具體燒造地點應是河北省磁縣西面的彭城鎮。彭城陸續發現宋代瓷窯遺址，標本中有斜書“館”字的這類系瓶的標本，因此可以正《妮古錄》之誤。仁和館似為宋代館驛的名稱。宋人周淙《乾道臨安志》卷二館驛條中有“仁和館在清湖閘之南，紹興十九年郡守湯鵬舉重建“的記載④臨安府轄九縣，仁和縣為九縣之一。仁和館類似今天的縣招待所。這件帶銘文的四系瓶應是紹興十九年重建，建造時間當比較早。《乾道臨安志》書後附有校勘記，有“仁和館湯鵬舉重建，原校一本無重字”⑤，可知校勘記作者曾取《乾道臨安志》及《淳祜臨安志》互校，無論如何，“仁和館”款四系瓶的燒造時間最遲不應晚於是年。
山西平定窯
平定窯最早見於明人李賢《大明一統治》⑥，陸應暘《廣輿記》及清代文獻多因之，舊有西窯之稱。但據明清兩代文獻所記，僅知產瓷，具體燒窯情況都語焉不詳。1977年發現了平定窯的窯址。
窯址共發現兩處，初步判明始燒於唐，經五代、宋而終於金，有五百多年歷史。平定窯地距河北邢窯、定窯較近，造型、胎釉有很多共同之點，燒瓷也以白釉為主，兼燒黑釉瓷器；碗足具有晚唐玉壁底的特徵。晚唐五代的唇口碗與花口缸等器物也常見。宋代白瓷的風格。定窯產量最大的折腰盤，這裡也有發現，甚至定窯產量不多的黑印花器，平定窯也燒制，可知兩窯屬於同一窯系。
山西盂縣窯
盂縣窯最早見於《元一統志》：“石甘有窯十處在盂州”。《永樂大典》記錄比較具體，也只說：“盂縣磁窯一座，在縣東南三十里”》1977年在磁窯坡發現了窯址。盂縣窯燒白瓷為主，有印花、刻花裝飾。印花有蓮花、牡丹紋等，蓮花紋有不同布局。刻花裝飾有兩種，一種為粗線條，一種為刻花結合篦劃紋，有蓮花、鳥紋等；也有鏤空裝飾器足。裝燒瓷器窯具採用定窯覆燒的組合墊圈。盂縣窯燒瓷始於宋代。山西地區金代瓷窯普遍採用碗心一圈喬釉疊燒法，盂縣窯也大量燒制這種碗，盂縣窯下限止於金，應有近300年歷史。盂縣窯亦因地距定窯較近，造型、紋飾、燒成工藝受定窯影響，屬定窯系瓷窯。盂縣與平定同屬太原路，而且距離甚近，但兩窯燒瓷品種相同的卻很少，還看不到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
山西陽城窯
陽城窯過去以燒陽城罐知名。關於它的歷史，文獻很少提到。近兩年來，山西省陶瓷史編寫組進行普查，在陽城縣東關外的窯畔間發同了一處窯址。陽城窯宋代以燒白瓷為主，標本中也有白釉黑彩小俑。白瓷主要是盤碗等器，有折腰盤，顯系仿定產品。定窯大量生產的蓋缸一類器皿，這裡也有發現。標本中有兩種蓋，一種為刻花菊瓣紋，一種光素無紋飾，蓋平沿，蓋頂有瓜蒂小紐，與定窯特徵相同。陽城窯瓷器胎較灰，為了增加白度，都敷一層白化妝土，做法與河南及河北磁州窯同類器皿大體相同。定窯器胎土較白，不需要敷白化妝土，這是它們之間的區別。在燒法上陽城窯白瓷有的用單件裝匣缽，有的用五支釘疊燒，碗裡碗足大都留有支釘痕。支釘較山西地區其他瓷窯大，是陽城窯的一個特徵。
介休窯
介休窯歷來不見記載，1957年發現。介休窯創燒於宋初，歷金、元、明、清數代，燒瓷達千年之久，在北方瓷窯中是比較少見的。介休窯宋代燒瓷品種比較豐富，除以白釉為主外，還有黑釉和白釉釉下褐彩。裝飾有印花、釉下彩繪、釉下彩繪劃花和鏤雕等我種技法。白釉以盤碗數量最多，早期器物有多種造型，胎較厚，器足部處理具有濃厚的地區特色，晚期印花白瓷受定窯影響，紋飾布局完美，線條清晰。窯址採集品中有殘印模一件，為嬰戲牡丹紋，構圖布局與定窯講求均衡對稱不同。印花白瓷較多的小件盞洗，盞里多印纏枝花卉，盞心及圈足各有三個支痕，這是介休窯的獨特支燒方法。介休窯印花時飾還大量運用於褐釉盤、碗、洗等器物。碗裡多為纏枝花卉，盤、洗則四面飾以嬰戲蕩船紋。這種紋飾布局僅見之於介休窯，題材新穎，極富生活氣息。這類黑褐釉印花器的器里都有一圈無血肉，具有金代製作特徵。
四川彭縣窯
彭縣窯不見記載，窯址是1976年發現的。窯址在縣西北三十八公里的磁峰公社，1977年進行了試掘，對彭縣窯的燒瓷年代，制瓷工藝特點有了初步認識。四川地區唐代有大邑窯，以白瓷精美而博得杜甫的先讚賞。但大邑窯迄今未發現。彭縣窯專燒白瓷，是四川省發現的唯一燒白瓷的窯址，對了解古代四川地區的前期白瓷可作參考。
窯址出土的標本有精粗之分，精者有的釉潔白，粗者呈灰白色；裝飾有刻花、劃花、印花。刻花以雙魚紋最多，還有折枝蓮、花時、纏枝牡丹、蓮瓣、萱草紋等。刻、劃並用，與定窯具有共同風格。印花紋飾以花鳥為主，如飛鳥銜草、鳳穿牡丹、蓮池魚鵝、鵝戲蓮、孔雀、鷹及各種折枝花卉，紋飾都在器物的里部，布局取材都與定窯風格相近。
彭縣所見標本完整器物較烽，1953年彭縣金口鄉出土一件白碗，碗口外部劃刻有“彭州金城鄉窯戶牟士良施碗碟壹料永充進盞供獻售用祈願神明衛護合家安泰”三十三字，明記此碗的燒造地點及窯業主姓名。彭縣唐到元稱彭州，金城鄉即今磁峰舊名。這是一件唯一有確鑿銘文可考的彭縣窯白瓷。故宮博物院藏品中有彭縣窯印花碗數件，碗裡印花卉紋飾。彭縣印花白瓷都用砂柱支燒，碗裡中心留有一圈砂粒，這是它的美中不足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