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柳小區

官柳小區是湖北的一個小區，位於鄂州市鄂城區濱湖西路27號。鄂州有“官柳”。柳的名多，而名字叫得最早和最響的，卻是“官柳”。官柳成為鄂州的代表。

鄂州有“官柳”。
柳的名多，而名字叫得最早和最響的，卻是“官柳”。為官柳取名的是晉代武昌太守陶侃。鄂州古名武昌(公元221年，孫權建都於此)，三國歸晉後，武昌仍為州郡之地。
東吳故都，仍呈現出“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蔥倩”的帝里、王畿氣象。太守陶侃在武昌城中普種垂柳並把柳命名為“官柳”，也正是包含了“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目卷（註：目卷為一字，因輸入法限制，只能兩個合之）”的意思。《武昌縣誌》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陶侃為武昌太守，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於己門。侃見後，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官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由此可見，此時官柳之名除綠化外，已賦予了它一定的政治含義和地位。
由於這個原故，像武昌魚之名一樣，鄂州官柳引來了歷代文人墨客的吟誦。梁元帝蕭繹到鄂州，寫下了“柳條恆掃岸，花氣盡薰舟”的佳句。唐代進士、翰林學士錢起，晚泊鄂州江岸，見柳憶人，抒發了“晚泊武昌岸，津亭疏柳風，數株曾手植，好事憶陶公”的思情。同代山水詩人孟浩然、文學家杜牧遊覽故都後，作出了“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樓台”；“吳王宮殿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的對官柳的留戀。宋代蘇東坡登鄂州西山，在著名的《武昌西山詩並引》開篇二句“春江淥漲葡萄醅，武昌官柳知誰栽”中，就將武昌官柳作為首聯。此詩蘇軾請曾在武昌任過武昌縣令的鄧聖求同賦，一時朝廷上下和者竟達三十餘人，將武昌官柳詠得沸沸揚揚，成為當時文壇的一段佳話。元代隱士丁鶴年“春深門巷先生柳，雪後園林處士梅”，清代王家璧“晉宋而還月有痕，武昌官柳訪西門”等詩人情深意切的吟頌，使得官柳之名一代一代地傳了下來。
“荒城高仞落，古柳細條疏。”吳王故都的興衰也帶了官柳的興衰。隋唐時代，古武昌仍呈現故都的餘韻。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唐·武昌妓)。故都後裔們在春天裡植下無限的新柳，對“官柳”仍寄託著深深的情感。引得後來的宋代宰相王安石面對故都滿城旖旎風光的官柳時，也禁不住作出“南浦柔條拂地垂，武昌官柳年年好”的讚譽。宋代金兵南侵後，鄂州作為抗金前線地位逐漸削弱，其行政地位再一次下降，改壽昌軍(郡治)為武昌縣。至明代，詩人成始終留下了“落日長江添客恨，野梅官柳為誰容”的感嘆。清代康熙時，城中尚可見柳，只是“官柳如今剩幾株”(清·王涵)。清至民國時，官柳大約已絕跡。清代進士王家璧思柳心切，竟用同代詩人王漁洋秋柳韻作武昌官柳一詩：“春雨春風欲斷魂，江潭遺柳總堪憐。”其情纏綿，催人淚下。
光緒年間，內閣中書，曾門(即曾國藩)四學士之一的張裕釗回鄂省親，於樊巷小舟途中，所見的是“幾家田舍溪頭住，寒柳毿毿靜掩扉”，說明官柳在鄉間尚存一二。當民國朱峙山先生來西山寒溪詩興大發“偷閒覓新句”時，城中已不見官柳之蹤影了。 官柳衰落了，民間卻流傳折柳驅鬼避邪之習俗。“正月里取楊柳枝著戶上，百鬼不人家”，每逢清明少兒折柳編冠而戴，取生機勃勃之意，故有“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諺語。
“撩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裡無尋處”。
千百年過去了。說起道起想起官柳，深深地“柳”在心裡，但今天的吳王后裔們應該為官柳做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