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通三教宗密禪師
惠能偈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禪宗教法，始終側重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實地親證。然而由於各家祖師學風相異，應機之方有別，遂造成教內各家歧見紛雜。另一方面，佛教東傳後，與儒、道的對話不斷，各方互執立場，即使後來雖有三教共源的思想提出，也難以釐清彼此的關係，直到中唐《禪源諸詮集》和《原人論》的提出，始突破當時狹隘的思想空間。前者為解決教內的矛盾，以及行者之間的相互詆毀，提倡禪教一致的思想及行、證的方法；後者則為會通儒釋道，開闢另一個大格局，給予佛教界及對外關係相當大的衝擊與影響。此位別具創見、援筆寫就兩篇鉅作，以致奠定其後五代、宋明之間佛教基礎，並為儒學開啟肇機的大師，便是華嚴五祖圭峰宗密禪師。早習儒道 後歸佛門
圭峰禪師(西元七八○－八四一)，號宗密，世人又稱圭山禪師，俗姓何，果州人(今四川西充縣)。宗密父母早逝，七歲即開始研讀儒家詩書。十八歲後，聽習佛教經論，茹素斷葷，親近禪門大德高僧，並在自己的田園莊舍設定法筵，禮請法師說法，以在家弟子的身分擔任復講的工作。然而，仍未尋出安身立命之道，於是暫時放下佛典。二十三歲時，重新進業於遂州的義學院，重拾儒學，為他日會通儒道的思想背景奠定深厚的基礎。
宗密極具思辨能力，並且喜好探討生命哲學，然而始終無法從儒釋二家思想獲得圓滿的答桉，直到二十八歲(唐憲宗元和二年，西元八○七)將赴貢舉時，巧遇西川游化而來的遂州大雲寺道圓和尚。宗密「問法契心，如針芥相投」，於是披剃於道圓門下，從此安頓身心於佛門，領受禪門心法。
三年後某日，宗密隨眾僧前往府吏任灌家中應供受齋，聞道圓和尚講授《圓覺經》時，豁然大悟，身心喜躍。該年稟受具足戒，並奉師命北去進謁益州淨眾寺神會和尚弟子南印禪師，南印稱讚宗密為傳教人。之後，又進謁洛陽報國寺神照禪師，神照更稱美宗密為菩薩中人，可知宗密實為深具潛力的法器。
宗密雖被後人尊為華嚴祖師，然一生中為《圓覺經》作疏、鈔者眾，如《圓覺經大疏》並大疏鈔、大疏科文，《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等十餘部，六十餘卷，力弘《圓覺經》不遺餘力。
清涼座下 遨遊華藏
宗密本為禪宗弟子，後卻成為「華嚴五祖」，此中因緣，實歸功於道圓的眼光深具和心胸寬廣。道圓在宗密出家兩年後，即授與杜順和尚所著《華嚴法界觀門》，此書啟發宗密的哲學思想；宗密開悟後，道圓又讓宗密向北參學，廣為學習。元和五年，宗密在襄漢恢覺寺聆聽澄觀弟子靈峰講授澄觀的《華嚴經疏鈔》，心生歡喜，並誓願盡命弘闡此經。元和六年，宗密至洛陽，禮敬荷澤神會的祖師塔，並駐錫永穆寺講授華嚴教義。講畢，信徒泰恭自斷一臂以欣慶恭聞此法。此事引起官方注意，預備查辦宗密及其徒眾，後經宗密巧藉「二京法主，三帝國師」的澄觀弟子之名始得以消弭誤解。隨後，宗密緻書澄觀，稟明學習華嚴教典及研究心得，並表達崇仰之情與求法的熱切。此信斐然流暢，章句理論分明清晰，澄觀展讀之後，讚嘆有加，隨即覆函表示願收其為法子。
元和七年，宗密抵達長安，一面學習華嚴教義，一面發表心得。澄觀嘆賞宗密：「毗盧華藏能隨我游者，其汝乎！」惺惺之情，溢於言表。
後來，宗密為《華嚴法界觀門》作注，並作《華嚴經綸貫》、《華嚴梵行願疏》並疏鈔、疏科文、《注華嚴心要法門》等，廣演華嚴教法、觀行。趙宋時代，長水子璿(西元九六五－一○三八)及弟子晉水淨源(西元一○一一－一○八八)立澄觀為四祖，宗密為五祖，華嚴祖師的傳承，從此確立。
禪教一致 三教和會
元和十一年春，宗密前往智炬寺，自誓不下山而廣閱群籍，通讀經藏，歷三年願滿，撰成《圓覺科文》及纂要各一卷，其後又於雲居、草堂、豐德等寺，陸續寫出《金剛纂要書》、要鈔、《唯識疏》、《圓覺經解》、《四分律疏》等著作。宗密最大貢獻，在於他所提倡「禪教一致」與「和會儒道」的思想，前者見於《禪源諸詮集》，後者則以《原人論》最具代表。由於教內徒眾相互詆毀，或以經律為依歸，或以經律為障道，各家所執不同而相互攻訐，於是宗密積極提倡禪教一致。
宗密以佛法理論研究為解，以實踐體驗為行，又深恐自己的慈悲心行夾雜世俗的貪愛染著，因而入山修習定慧，前後約計十年。此外，宗密更諄諄勤勸諸行者「善自安心行」，提醒「鏡像千差，莫執好醜，鏡明一相，莫忘青黃」、「防非察念在毫釐間」，如此觀照，詮明修行終須落實於生活的實踐。為了希望正法久住，宗密亦鼓勵行者在行解相應後，能旁覽諸家，以增廣見聞。
北周武帝以來，已有三教講論的風氣，唐朝雖定道教為國教，但高祖李淵認為「三教雖異，善歸一揆」，於是召集三教學士以論得失。其後，太宗、高宗乃至武后，一致擁護佛教，一時儒家學人亦習佛道。之後，歷玄宗、德宗、憲宗、文宗等頗具融和精神的帝王，加上論教之人又多能博通他教，於是充分表現唐朝特有公開論難寬容的風度，與學術思想匯通的風貌。在此時代潮流下，宗密提出調和三教思想。
宗密的《原人論》以破邪顯正的方法，給予三教客觀的批判，提出根本思想的差異。其特點在於跳脫各執經卷義理的角度，直接以圓滿人格的實現，提出解決之道。宗密並不否定儒道二家的修身養德，反而肯定其經世致用的教化，以為「孔老釋迦是至聖，內外相資共利群庶」，具備「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的功能。然而如就生命的展轉去來，則只有佛教的了義法，始能「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源」，透徹生命緣起的真相。
此一立場，擺脫長久以來三教護教濃厚的藩籬，不僅超越教內複雜的思想，並且也以全新看法釐清三家各有的優勢、層次，而開闢另一廣闊的格局。從此，三教關係日趨和緩，奠下五代以降至宋明間佛教的基礎，乃至成為宋後新儒學思想興起的先聲，無怪裴休宰相讚美宗密「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
僧俗唱酬 坦坦朗朗
宗密融和的性格，除了自身的佛教實踐，調解教內外的立場外，由他一生旅詣各處，勤於講學著作，廣度眾生的道風亦可一窺端倪。唐太和二年(西元八二八)慶成節，文宗詔宗密入內殿，問諸法要，賜紫袍，敕號大德，一時宗密受朝臣百姓敬仰。其中裴休宰相深入堂奧成為外護，二人互負弘法利生、護持道業的重責，兩相呼應，正法因而得以流傳。宗密幾篇重要著作如《禪源諸詮集都序》、《圓覺經略疏》、《注華嚴法界觀門》等，亦由裴休為其作序。此外，由於提倡儒道和會思想，宗密時與當代文人學士往來，尤其與劉禹錫、白居易交誼更為深厚，前者為宗密奏請歸山時，寫「送宗密上人歸南山草堂寺因謁河南尹白侍郎寺」一詩，後者亦題「贈草堂宗密上人」一首，表達各自的景仰與讚嘆，一時佛儒兩相酬唱，更添美談。
宗密雖出入豪門，頗受朝野推崇，然而卻未戀棧權勢，而在敕號後自請歸山駐錫草堂寺，前後將近十年。唐文宗太和九年，宰相李訓等擬滅宦官失敗被誅，在此「甘露之變」中，宗密幾因涉及宮廷政治鬥爭而險遭不測，危機重重，宗密一本其坦蕩自在，表示：「貧道識訓(李訓)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心中朗朗，菩薩悲情，實可鏡鑒。
唐武宗會昌元年(西元八四一)正月六日，宗密坐化於興福塔院，世壽六十二，僧臘三十四，荼毘後得舍利數十粒，立塔曰青蓮。裴休宰相為撰碑文，唐宣宗大中元年(西元八四七)，追諡「定慧禪師」，世稱圭峰禪師。
宗密一生致力禪教一致、三教和會，不僅消弭宗派間的執著，也與其他宗教間取了和諧，如此精神深值後人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