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法庭審特殊的人
2010年11月4日中午，北京東城法院法官驅車數十公里，來到房山的敬老院給被稱為“最牛碰瓷人”的花甲殘疾老人孫萬祥開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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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敬老院裡的孫萬祥顯得更加蒼老，儘管才66歲，卻因腦血栓不能走路，說話也含混不清。但看到這么多人擠進敬老院“看”他，孫萬祥略顯興奮，甚至咧著嘴笑了起來。
辯護律師指出，部分指控只有被害人的陳述，而且有少數被判無責的車主是出於同情自願給孫萬祥補償，希望酌情從輕。
檢察官當庭提出，孫萬祥犯罪時間長，被害人數眾多，將財物全部揮霍，屬於情節嚴重，但他自願認罪，身體狀況差，可酌情從輕，建議法庭在6至8年量刑。法官未當庭宣判。記者了解到，鑒於孫萬祥的身體狀況，即使判刑也可能監外執行。
“碰瓷專業戶”檔案
半身不遂卻跑郊縣碰瓷。被網友冠以“史上最牛碰瓷人”的孫萬祥，2010年66歲，3年前因患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只能蹭著地走。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從事自2001年以來的職業——“碰瓷專業戶”，還把他推上了瘋狂的頂峰。直至2010年1月被警方控制，孫萬祥已經從業近10年，留下報警記錄300多次，碰瓷經歷逾上千起，受害司機158名，碰瓷收入達到13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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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孫萬祥以每次出活最多給200元的報酬，僱傭了一名專職司機用於碰瓷。一有時間，四十來歲的無業男子李某便騎著電動三輪車，載著孫萬祥和一輛破舊的腳踏車，穿梭於北京各個路口尋找目標，最遠甚至到了距離住處幾十公里遠的房山、密雲等地。
孫萬祥的作案手法相當簡單，據東城檢察院的檢察官朱里介紹，他一般都在右轉彎的路口，推著腳踏車佯裝過馬路，當有汽車向右拐的時候，瞅準時機將腳踏車推到汽車上，然後自己摔倒在地。司機看他是殘疾老人，一般都會賠錢了事，偶爾有人發覺不對勁，也會因為他在路邊糾纏不休，而不得不掏錢平息。
專找計程車私車大多私了
2001年，孫萬祥被一輛計程車撞傷，後來司機給了他幾百元，自此嘗到了碰瓷的甜頭。如果車主花四五百元從醫院給他買了藥，但趕上他沒錢吃飯，他就會把藥賣掉。因為曾有一次被計程車撞倒後棄之逃逸，他有點憎恨計程車司機，最開始碰瓷的時候，只“撞”計程車，後來又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等門口專找辦事的私車碰瓷。
孫萬祥的指定辯護人、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蘇建友說，因交法規定拐彎讓直行、機動車避讓行人，大多數司機都會被交警判全責，其中有2/3的人會當場給孫萬祥幾百元至幾千元不等的錢以“私了”，有1/3的司機帶他去醫院檢查，最後因為複查太繁瑣，也會訂協定“私了”。也曾有少數幾個車主被交警判無責，而孫萬祥為全責，但往往也出於同情給孫萬祥一兩百元的補償。蘇律師說，即使今後再遇到碰瓷，大多數司機還是會選擇私了，因為報案所花費的時間、精力是普通人耽誤不起的。
失聲痛哭“想兒子”
在接受記者採訪過程中，孫萬祥忽然從記者手裡拿走了手機，嘴裡叨嘮著一個手機號碼，原來他想給兒子打電話。電話撥通後，他用不太清楚的話對著話筒蹦出幾個字“開庭了”、“宣判完”，然後臉皺成一團，張著嘴哭了。電話那頭也傳出哭的聲音。“下周二，帶點菸來。”孫萬祥隨後給兒子下了個命令。電話掛斷後，他又咧著嘴老淚縱橫，說“想兒子”。失去房子後開始碰瓷
撥通了孫萬祥的兒子小方（化名）的電話，詢問他父親為何走上犯罪道路，但遭到了拒絕。晚上8點半記者又試著給小方發了一條簡訊，希望他能為自己的父親說幾句話。片刻過後，小方主動打來了電話。“我爸確實有自身的原因，但也有社會原因，”小方說，“我爺爺輩就在北京生活，可如今一間房都沒有。”
孫家原來住的是房管所的公房，後因鄰里關係不好，換了一套“文革”時國家沒收的私房。改革開放後，私房被發還給原房主，孫家繼續租住。2000年因面臨拆遷，房東不讓孫家再住，孫萬祥帶著兒子無處可去，便找到街道，得到每月用於租房的補助800元。
當時56歲的孫萬祥已失業多年，本已捉襟見肘的日常開銷又加上了房租的壓力，正是從此時起他開始從事碰瓷的行當。後來小方打聽到，其實按政策規定，他家可領到20萬元的拆遷補償款，但當時無人告知。他為此跑了無數次房管局、土地局和街道，但得到的答覆都是“這事不歸我們管”。
被抓前，孫萬祥和兒子租住在一套舊筒子樓的一居室，每月房租要1千多元。
有錢就大手大腳揮霍
“別人可能不信，我家從來沒有存款。”小方說。孫萬祥碰瓷10年掙了13萬餘元，按說收入也不低，但他並沒為兒子買房或攢錢，反而大手大腳地揮霍。在審訊中，孫萬祥自供把大部分碰瓷所得的錢都花在吃喝嫖上。在兒子眼裡，孫萬祥的“好”主要體現在吃喝上，常從飯館帶回打包的飯菜，掛在嘴頭的是“我沒餓死你”、“沒虧待你”。用兒子的話說，孫萬祥“不像一般老人”，他講究吃喝，有時明知家裡沒錢，也鬧著要下飯館，而只要有錢，一個星期頓頓都吃肉。
小方認為，父親的身體狀況不好，與碰瓷沒有關係。“他常年吃喝沒有節制，患了高血壓、腦血栓，因為沒有工作、沒有保險，根本看不起病。”小方說，父親以前還能自己洗衣服、慢慢走路，但在被拘捕期間因不常活動，出來後生活已經不能自理。兒子只好把父親送到郊區敬老院，每月負擔1500元的住院費。
他為何十年少失手
這輩子，都沒離開歪路。從孫萬祥的身世來說，他始終是生活在最底層的北京人，但雪上加霜的是，在房價飛漲的年代，他卻失去了棲身的房子。
1961年，時值“三年自然災害”，17歲的孫萬祥在街道做工，因為窮，在東花市偷了一個老農的錢包，被發往新疆勞動教養3年。28歲和34歲時，他又因流氓罪兩次被處以勞動教養，此後一直沒有正式工作。
在1995年之前，孫萬祥靠拉三輪車賺錢，每天最多可賺100多元，但後來因三輪車拉客被禁，自此失去了工作。進入花甲之年的孫萬祥，每月從街道和殘聯可領到670多元的低保補助，養活自己本應沒有問題。
他的犯罪心理已經合理化
記者採訪了中國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分析測試專家武伯欣。武教授認為，從犯罪心理學角度分析，孫萬祥屬於犯罪動力定型，他的犯罪心理已經合理化。第一次作案成功，從中獲得快感和自我強化，然後開始重複犯罪行為、作案方式，連續多年犯罪動力定型，已經形成了不良習慣，以殘疾身份掩蓋了詐欺的真實動機，他認為這就是合理的。“如果第一次就遇到法律的懲處，他可能也就收斂了，但這么多年沒有被揭破，交警、車主都對此視而不見，這就是姑息、縱容。”武教授認為，從犯罪心理學分析，如果犯罪所得遠遠高於犯罪懲罰，犯罪就不會終止，反而會在客觀上鼓勵繼續犯罪。
針對孫萬祥的個人經歷，武伯欣教授認為其犯罪原因主要還是在於其“好吃懶做”，犯罪心理行為定型，難以矯正。
“社會是對得起他的。”武教授認為，孫萬祥每月享受低保補助，本身已受到社會的照顧，但他卻不感恩、自食其力，反而沉迷於歪門邪道，利用人們對老年殘疾群體的關愛違法犯罪，是“他對不起社會”。“碰瓷收入達到13萬餘元，對他來說是不小的財產，但他揮霍一空，說明他確實品質有問題。”
武教授指出，目前的交通法規嚴重滯後，對碰瓷犯罪人群的懲處過輕，這樣會助長各種碰瓷犯罪行為的發生，有關部門應該就此事吸取教訓，加強查處那些專在城市惡意製造事端的犯罪人群。
